王云波 │部队大院生活之五 经历高考

作者 王云波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我及同龄人，一段苦涩却带着甜蜜回忆的岁月，是青年人开启梦想的时代，是炎炎夏日里埋首苦读的日子。总能勾起很多人似曾相识的感慨与追忆。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无论成功与否，那份煎熬、紧张、忙碌、拼搏、期盼、兴奋、失落……都是一样的刻骨铭心，也是人生最值得回味的青春。

1977年10月未的一天，我正在去往高安县农机厂，参加学校组织学工的路上，不知那个单位的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并决定在当年冬天举行考试的消息。

过了几天，学校在礼堂组织我们全体学生传达了中央恢复高考的精神，看到老师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和我的同学们感到很迷茫，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期高中毕业，高考到底是什么样子?要考什么?不要说我们一脑袋浆糊，就是教我们的老师心里也没底。

我们6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生于困难年代，长于文革时期，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我们的学业可以说是在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中度过的。

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学校先后组织学生到过农村、学校农场，工厂等地进行劳动。

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学期一开学，学校就组织学生打着背包到林场开荒，将荒山变梯田，一干就是两个月。

特别是在1974年黄帅事件“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和1975年张铁生“白卷英雄” 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学业根本无法进行，物理课改成农机课、化学课改成农药、化肥课，数学课则变成机械制图课。

这样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可想而知，基本上是空白的。可以这么说：汉语拼音才学一周，英语学过一册，只会背几句单词，我连英文字母大小写都认不全，数学老师只教一点代数、平面几何，学生分不清平方差与差平方的大有人在，化学看不懂元素周期表，物理仅知晓一点力学，直流电、无线电等基本知识。

转眼高二下学期在我们燥动和不安的心情中开学了，高中毕业班，学校文理分科，当时大家都重理轻文，学习好的同学报修理工科，少数人报修文科。

当时，我的学习虽然不是很好，但也报了学理工科，从我自身的学习情况看，我应该学文科，当我征求父亲意见时，他坚持让我学习理科，认为理科人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飞机、坦克是学理科的人造出来的，学文科的人舞文弄墨，不务实。

临近毕业的1978年上半年，学习空前紧张，从早读到晚自习，这是个拼脑力、拼记忆的时期，两眼紧盯书本、头脑不敢转弯想别的。需要背诵和琢磨的东西太多，时事政治题每天需要背诵更新。

我坚持晚自习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继续学习到一两点，有时趴着桌子睡到天明。上课打瞌睡，老师也只是让站一会，醒一醒继续听课，并建议不要熬夜太晚。

江西的夏天气候潮湿炎热、我们天天汗流浃背，只能用湿毛巾围脖子减少出汗、点蚊香驱蚊，强打精神做题背课本。

按高考大纲要求，许多要考的内容，我们根本就没学过，英语A、B、C，要重头学、数学解析几何要学，甚至开始重新学习汉语拼音。

老师们也是拼了，除了正常上课，老师还要为我们补以前未学过的课本内容。整天陪着我们，一有空就到教室讲点新内容。还拿来大量考试卷，一边模拟考试一边辅导。没有书，学校就刻腊纸油印教材。大家也各想其招，打听那有书和复习资料。

那时，为了能早日得到60年代曾经出版过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到处找人开后门，听说当年，整个高安新华书店也只有几十套书，为了买到这套书。很多家长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抢购图书。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我的第一套物理复习丛书。就是托发小张淑琴的妈妈帮我“开后门”买的。

因为那时最渴望、最需要的就是复习迎考的书籍和资料，当看到别人有而我们没有的复习资料时，往往羡慕不已，想方设法和同学交换着看。现在的孩子没看到、也没想到当年会有这种情景。

上高一之前，我们的学习时间从没有这样紧张过，大家整天嘻嘻哈哈在打打闹闹的轻松气氛中度过的。尤其是到晚上，我们大院的孩子大大小小都自发集中起来，玩抓特务，打游击的游戏很是开心，快快乐乐地度过了幼年和少年。

现在这突如其来的紧张学习让我感到压力巨大，特别是在对待数学这个学业上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上课时老师讲课听不懂，下课自学又弄不明白，造成课堂作业、课外作业根本就无法完成。天长日久我的数学成绩与好的同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一到班级、学校组织的考试我就紧张，面对试卷无可奈何。

数学课业为什么这么差呢？回想起来，也许这跟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数学课有关？因为父母工作忙，因此，上小学之前所有有关基本的知识，父母从来没教过。上一年级以前1+1等于几都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因此，一上学我要有个适应过程。可是偏偏教数学的女老师是一个脾气暴躁缺乏耐心的人。因为她在课堂上教我们说“3”像“一个大鸟”，于是我在课本上将“3”写成“m”，恰巧她走到我跟前看到我写的“m”朝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了我一句“笨蛋”，当时我气愤极了，对这个女老师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从此以后一上数学课我就把耳朵捂起来不听课。

久而久之我对数学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再加之受学而无用论的影响，对这门课程我基本上处于弃而无学的状态。这样的数学成绩如果参加高考肯定是不行的，好在我的语文、政治、物理、化学课程还勉强能跟上大家的脚步。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解决数学上的困难。

不知不觉中1978年的高考来临了，可想而知高考的结果是名落孙山，而且在预料之中是数学成绩拖了后腿。

知道到了问题所在，在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下我和同学们到了农村中学去复读。复读的那段时间生活真是艰苦。农村中学的学生宿舍，门、窗破破烂烂的，一个宿舍住40多人，一到晚上整个宿舍就像开了锅一样，男孩子在一起难免要惹是非，因此，打架、吵架时不时都会发生，到了晚上9点之后宿舍就停电，于是住校的学生每人都有一个小煤油灯放在床头，以备停电之后有照亮的东西可以继续学习，我入乡随俗也用钢笔水瓶子自制了一个小煤油灯放在床头，靠此看书复习,到晚上12点以后。

煤油灯虽然解决了照明问题，但是第二天一起床，人人鼻子里都是黑乎乎的，因为人人一盏灯冒出的黑烟把整个宿舍的空气都污染了，在这样的空气中鼻子里自然地吸进去的是黑烟。

在学校的吃也成问题，饭自然能吃饱，关键是菜没得吃，由于农村家庭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从家带菜以节省在学校的开销。因此，学校食堂只提供蒸饭和供应菜汤的服务，所以我也和大家一样，每星期回家一趟让母亲在家里把菜做好，带到学校。为了能放得住，带的菜基本都是自家腌制的萝卜干、咸菜等。将近一年复读的艰苦生活，锻炼，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

1979年高考如期而至，考试的结果又因为数理化成绩不理想，又与大学失之交臂。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感，让我感到无比的迷茫。就业吧，恰好大批上山下乡知青返城无法安排工作，继续考大学吧，万一又一次失利怎么办，那样自己的颜面无处放，父母的颜面也无光，又会让他们感到失望。迷茫中整天无所事事，在家除了帮助父母做一些家务外，无事的时候就拎着一把气枪和院子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在外面打麻雀以打发时光。以后的路怎么走？

迷茫中，发小王大哥的励志故事指点了我。发小王大哥是王树域伯伯家的孩子，15岁到福建前线小岛上当兵，退伍后立志文学创作，短短几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到后来发小大哥更是成就斐然，他参与主创和担任编剧的电影《一个不能少》曾经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人不学，无以立足，叶剑英元帅在《攻关》诗中写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迷茫过后，我下定决心：就是考不上大学，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决不能放弃学习。

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