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755期）田玉成 | 故乡往事——薅草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在我国，这首古诗可谓家喻户晓，三岁大的小娃儿皆能背诵，可以说其影响之大，再难有出其右者。

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锄禾”，就是薅草。

从前在农事行当里，薅草，是十分重要并具有代表性的一项。

在我老家那个地方，就主产作物包谷来说，（我们习惯称包谷为高粱，而称真正的高粱为“小高粱”）种一季主要分三个环节：即一种、二薅、三收。相对而言，种和收花时间短，而薅草薅了头逪还要薅二道，部分田里还薅三道，所以我们下田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薅草。

薅草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锄去与庄稼争肥的杂草。其实，薅草还有另外的两项作用：一是刨松地皮，培土蓊蔸，以便更好地蓄养水分，保证苗子茁壮成长；另一项是在薅头道时，还要间苗和补苗。

间苗就是有选择地蓄好苗子。如黄豆苗，要蓄好是很要些技术的。包谷田里套种黄豆，是自古以来的老套路，包谷是打窝子种的，为了保证齐苗，播种时每个窝子丢两粒种子，如果正常，窝子里生出来的就都是“夹苗子”，需要剔除一根，这个好办；但黄豆播种时一般都是用的“撒播”，即由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凭手将种子撒在田里，所以苗子无规律地漫天分布，这就需要薅草时剔除一部分，并根据适当的距离保留出健壮的妤苗，这就要求要有一定的经验和眼头。

当然，薅草薅草，重点还是除草，这里面有许多手脚都要搞到堂。有些草如常见的芜儿菖、刺芥、野韮菜、婆婆针、薅子等，只要将其刨翻，太阳一晒就会死去，但有些草的生命力十分强盛，如豆辨子、竹叶子、过路黄等，哪怕你已切断它的根系，甚至搬离田间地头堆在屋檐下，但它只要还沾得到一点土腥气和潮湿气，一夜一过，就会又是活纠纠的，昂着绿色的头颅对你讥笑、向你示威，所以碰到这类草，必须将它刨起来把根上的土抖干净后，放到石垛子上才能枯死，要么就要将其弄回家放到猪羊圈里烂粪……

薅草的工具是薅锄。持有一把满意的好薅锄是每个薅草人的愿望。好的薅锄要求是叶片大小厚薄适中，钢火好、口子快，还要用重量轻、韧性好的材料做把子，因把子若太重用起来会感觉“木夯夯”的，不“运拗”，所以大多用带有圆蔸子头的枯竹棍做把子，也有少数用细杉树苗子的，极少用其他杂木。

我十多岁下田学薅草时，还只能算个“半劳力”，在生产队里，大人一个工记12到15分，我只能记8分9分。那时，我们生产队共有120多口人，老少40多个劳动力，每天都会集中在一起干活，薅草自不待说。

当春天把季节的接力棒交给夏天后，夏天很快就把温度的旋钮调成了“高火”，这也正是农作物快速生长的黄金时段，在一些抢时令早播的田间，包谷苗子已有一拃多高，正是需要薅头道草的时节，必须立即动手，抓住火色，不可怠慢......而到了薅二道时，包谷苗子一般都会有齐腰深了，长得快的已成了“大脑壳”；很少的薅三道的田间，则可能有些着急的梗子冒冒失失，已经在开始出天花子；黄豆芜子上，藏在浓密的叶子中间的豆瓣子已在偷偷鼓米，因为马上就要打叶子了。

那时每当薅草季节一到，生产队长几声呜喊，数十人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吆二喝三地下田了。

在田间，人们会根据这块田的地势、坡度及面积来摆开阵势并各自占好“翼头”。队伍最边上的两人称为“掌边”的，也叫“拿翼”的，一般都是由经验足、劳力好的人担当。那时我们队里男人“掌边”最多的，首先当数队长克俊幺叔和会计克正大叔，他们既是干部，也是一等一的壮劳力。其次就是纯贤哥，纯贤哥这家伙可以说是种田人中的绝顶高手，特别是他用起镰刀来还会换手，能左右开弓（有这样功夫的人极少），如果是干割草砍楂子等手法活儿，那速度无人能比，薅草自不用说，所向披靡，所以他虽然什么干部都没当，但群众对他都是心服口服（前不久听说80好几的贤哥已经去世，我在远方为这个我心目中杰出而平凡的农人祷告）。

女人中出色的能手是妇女队长桂安春。年轻时的桂家婆婆那身板、那技能、那气势，绝不输给男人，做起事来也是一流好手。有趣的是她还有一独门绝技。那时我们在田里用锄头时都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先吐一点口水在手板里搓搓，这样能使锄把握得更紧，更有力。别人吐口水是先“揪”起嘴，闭着唇，再才能吐出来，但桂家婆婆不知何时练成一手，她可以上下嘴唇分开赊起嘴，靠舌头的强劲推力把口水从牙缝里喷射出来。特别是平日里看到她呼着呼着叶子烟，突然间从嘴里拔出烟担，“吱”地一声把一口涎水飚出五尺开外，人们无不惊异。她的这一招，极像《神雕侠侣》中会吐枣功夫的裘千尺，许多后生子如克龙、克友、纯材、纯植等都曾背下里偷偷学过，但怎么也学不会。

当然，她在薅草田中掌边“拿翼”，排兵布阵，那也是大家都认可“有几弯刀背”的干将。

在这样的头领们带领下，队伍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或快或慢，或紧或松地向前推进。

郎在高山薅高粱，
姐在河下洗衣裳……

薅草，本是农人侍弄庄稼、生产粮食，以求生存的一项“活路”，但就是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环境，还催生了一种美妙的民间艺术——山歌。而最为有名的山歌形式就叫“薅草锣鼓”。

我曾在《土家族传统民间艺术的美学思考》一文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首先，从形式上看，土家山歌具有一种典型的和谐美。这种和谐美体现在山歌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之中，也体现在与自然山水的结合之中。本来，一切艺术都是起源于生产劳动，但许多种类的艺术形式后来都独立开来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唯独与生产劳动共生的山歌这种艺术，至今仍紧密地与劳动生产结合在一起......”

本来，按照民间艺术的分类，山歌是一个大类的名称，而薅草锣鼓（也叫锣鼓山歌）只是大类中的一个小类，因为就薅草田里来说，山歌有用锣鼓伴奏的，但大多是“清喊”，此外，在其他劳动场合如栽秧、砍柴、挖田、撕包谷等也同样有不用锣鼓的山歌清唱，更不用说还有非劳动场合如婚嫁、打喜、寿诞、祭祀以及“女儿会”、歌圩等专场中的山歌活动了，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出现的项目名称却是“薅草锣鼓”，然后才在后面加括号注明：山歌。为什么要如此颠倒主次来排列呢？这个问题我至今都没搞懂。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也证明了薅草锣鼓这个民间艺术形式确实是影响广泛而深远。

当了几年的公社社员、农民“学徒”，我亲身参加过集体劳动中的各种农活，而留下印记最深的始终是薅草田里，那场景总是令人难忘，大伙儿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娱乐，除了喊山歌，还有谈天说地，日白粉经等不一而足，不知不觉中一天就混了过去，工分到手。

不过，这种后来被称为“拖大班”的农村集体劳动形式，却有着其致命的弱点和弊端，那就是生产效率低下，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甚至可以说叫切肤之痛。

实话说，那时，在集体劳动的队伍中，仅有部分人是在兢兢业业地干事，可以说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是在“磨洋工”、混时候。就薅草田里来讲，一些人的行为甚至主次颠倒，明面上是在薅草，实际一门心思在自己拣猪草，除了把面前能给猪吃的草类仔细拣起来，甚至不惜把本当蓄好的黄豆苗子也刨掉拣做猪草，弄得一块块地上都成了“光疤溜”。就劳动态度来说，有些人在田里搞事叫做鳝鱼爬竹竿子——又绞（狡）又滑（猾），总是直挺挺地不爱勾腰，如果干部一催，他就毛狗大法事地赶里忙里刨几家伙，人们总结的那种搞法叫“大草打倒，小草蓊到，苗子碰得歪歪倒”，一夜一过就又都原型毕露；也有一些人消极怠工成了习惯，是“上工像拉纤，收工像射箭”，还有的人被戏称为“三头社员”，即“收工在前头，上工在后头，在田里竖起像柱头”，弄得是干部们直挠头、群众直摆头，抱怨说这样下去无落头，但却又拿他们无可奈何没揪头......

长期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造成的恶果是“人在哄地皮，地就哄肚皮”，年复一年，社员们总是穷困潦倒，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后，结果才发生根本的改变。

后来的情景不用说，农人们不仅吃喝不愁了，很大一部分人还进入了小康，少数人已经致富，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有人发问：同样的一块田里，同样的一片天下，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和差别？其根源何在？

我认为道理很简单：人类虽然进化成为了“高级动物”，但毕竟还是动物，其“利己”之本性，可以受到某种程度制约，也可以利用而使其成为文明发展的动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却永远不可能彻底改变，即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乃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

然而就是这样的大实话，却偏偏有些人还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予承认，还老用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漂亮谎言来遮之掩之，其实，他们心里也萤火虫的尾巴——是亮的......

言归正传，还是续说我们的薅草。

离开农村多年，早已生疏了当年的那些农事，听说现在农村已无人薅草，一律使用“除草剂”，我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那种农药能杀死杂草，它是怎么识别庄稼苗子的呢？再说，不薅草了，就不会松土、蓊蔸了，那土壤不都板结退化了吗？即使一两年可以，年代多了，那土地还适合耕种吗？

近年，这些也许不是问题的问题，老在我心中浮现。

但不管时代发展到哪一步，我认为，人工薅草作为在传统的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曾经在一个漫长历史阶段里存在的一种农业事象，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回顾和考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