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750期）章富强 | 怀念阿代

阿代，真名叫戴曾群。已去世五年了。

他生前曾担任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博物馆馆长。是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2005年，他撰写了全国第一部县级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送审稿，并讨论通过于2006年6月实施。

2008年，与胡世春、肖国松合著《土家族撒叶尔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4年11月，撰写的民间文学专著《名疆古地话长阳》，由长江出版传媒书局出版，并获“彭秋潭文艺奖”提名奖。

他担任总撰的《中国民俗志·湖北长阳卷》，历时四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荣获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著作奖。

2020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民协年度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宜昌市十位民间文艺家之一。离他去世已是快五年时间了。

我与戴曾群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1970年10月，长阳县文化教育局向县革委写出《关于调整充实县文艺宣传队伍的请示报告》。确定人员编制50人，全部纳入国家计划。招收部分新学员，充实演职员队伍。

那年月正是大演大唱革命样板戏的时代，全县各初级中学，小学都掀起了学演革命样板戏的热潮。县文工团派出黄庆华、覃发池、许汝凤、艾小东等多名老师，到全县各地挑选有培养前途的文艺青年充实县文艺队伍。

榔坪区片的戴曾群、傅祖光、张小平、罗厚雄、陈仕菊;

贺家坪区片兰东、汪安全、覃万勤;

津洋口区片向祖明、上官卫国、唐志远、何凤玲、王永青、马宗林;

渔峡口区片覃士习;

都镇湾区片刘宗琦、黄胜连、汪开泉、汪宝生;

平洛区片张玉敏、郑桂兰、谭平远和我;

龙舟坪城关镇覃社、张华、向菊、裴学军;

宜昌市下乡知识青年刘平、李军、任大力等共30余人，先后被选入县文工团。除吹笛子的汪开泉同志是老师，已结婚外，戴曾群年龄最长:22岁，最小张小平、罗厚雄:13岁。

从全县各地招来的男男女女小青年，天天在一起集训、生活。年龄大都在十五、六岁左右，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时间久，混熟了。相互之间不知不觉有了一个起“浑名”的习惯。我头大，就叫“大脑壳”。马宗林、罗厚雄就以姓氏开头，叫“马子”、“罗子”。上官卫国就叫“国伢子”。傅祖光平时喜欢把两眼一翻，拿一把破旧二胡，腰里系一根草绳子，扮演“阿炳”。特别是学说时任县委第一书记、县人武部张木生部长讲话，维妙维肖。有一次上大堰，在赵家堰公社演出，刚走进公社院子，就学着张书记的腔调讲话，几名在办公室的公社干部听到了，纷纷跑出来，边走边说:“张书记怎么来了，没听见车子响。”楼上楼下一看，只有我们几个伢子坐在会议室里。问:“看到张书记了么？”我们都知道是傅祖光干的，就说:“没看到张书记，只看到了他。”傅祖光看也不看那几个公社干部，对着窗外又是一顿呱叽:“这个农业学大寨，就要像山峰大队的周啟本同志那样，战天斗地，打垱改田，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是学不好的。”那几个公社干部听得惊呆了。连声说:“像！像！”我们在一旁看着，十分开心。给他取名叫“傅嘻嘻”。

张小平在我们那批学员中，皮肤最黑。有人叫他“张黑子”，太直白了，大伙觉得不雅。恰好著名相声演员马季“解放”出来，说了一个反映中国建筑工人，援建非洲坦赞铁路的相声，说非洲黑人朋友很热情友好，见了中国工人，用“阿西里里”打招呼，不知道是“再见”还是“你好”。这个称呼用在张小平身上最好不过。那时县文工团每年分前河、后河两个巡演小分队，只要下乡演出归来，见了张小平，一声“阿西里里”，算是打个招呼，久了，他也不在乎，“生就的木头造成的船”，黑就黑呗！

那年代电影院除了放以“三战”为主的战争片外，还引进放映了几部外国电影:如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南斯拉夫的《桥》，还有一部越南电影，片名记不清了。片中人物都叫“阿洪、阿亮、阿秀”等什么的。不知谁说，戴曾群很像其中一人，就叫他“阿代”！大家一听，觉得蛮好，“阿代”就慢慢叫开了。后来，连王克华团长、刘朝和书记也跟着叫。时间长了，县文化系统，还有外单位的同志，都叫他“阿代”，真名也就淡忘了。

阿代在我们那批学员中，除年长之外，爱说爱笑，性情豪放，乐于助人，亲和力强。他说的话，要办的事，大家都乐意接受，就像一只“领头羊”。他办事稳妥，没过多久，团领导让他担任“出纳”工作。

让我们羡慕的是，无论是新招来的学员，还是六五年进团的老同志，都是三、四人住一间屋，有时两人挤一张床。他担任“出纳”工作后，在排练厅的旧房子上，给他安排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鸽子笼”单间，乃“财务重地”。虽然也只放得下一个单铺，一张桌子，我们觉得那就是“豪宅”了。

1972年7月底至8月，原宜昌地区文化局组织九县文工团到宜昌学习现代京剧《龙江颂》全场。长阳文工团全体参学人员住在现宜昌东山第二军休所。当时是军分区教导队，左边是市七中，右边是宜昌师专，在师专教工食堂搭伙就餐。

七、八月的宜昌，骄阳似火，十分炎热。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降温。在室内水泥地面上铺一张草席睡觉，每天都是汗流浃背，十分辛苦。

一天午饭后，阿代对我说:“大脑壳，我们去制冰厂拉一块冰块回来降哈温。”我们找师专管后勤的主任借了一部旧自行车，一条大麻袋，一根绳子。来到大公桥附近的制冰厂，用两块多钱，买了一块长一米五左右，宽厚三、四十公分的淡红色大冰块，装在大麻布口袋里，还露出一截。捆在自行车后架上，一个掌着车龙头，一个在后面推。

那时的东山大道还是一条“断头路”。从汉宜路上师专，要么弯到九码头，从医专后门上，还有从张家店七弯八拐上。要么走现在的果园一路，都要弯两个大圈。走胜利三路上东山大道最近，但那时的胜利三路上东山，是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中间还有上下不齐的几块小水田，走路都要十分小心。我俩觉得虽费力，但路近，天气又热，还是走近路好，万一不行，连车带冰一起抬。

一百多斤重的大冰块，十分沉重，加之又是髙低不平，七弯八拐的小路，搞得不好，不是冰块歪了，就是前轮翘起来了，俩人累得满头大汗。热得实在受不了，在冰块上抹一把融化的冰水，往脸上、脖子上几抹几擦，汗水、冰水裹在一起，算是降温。

正巧，大黄(黄庆虹)老师到市区看望他母亲，从东山大道走近路下来，赶紧上来帮了一把，仨人好不容易才将冰块推到东山大道上。

回到驻地，用锤子将冰块敲碎，大伙用口杯，脸盆装着，化开后降温解渴，好不痛快！晚饭后排练前，大黄老师把我们好好表扬了一番，说:“今天大家喝的冰水是阿代和小章，冒着酷暑推回来的，要好好感谢他们俩。”

后来，听说殡仪馆里冰遗体也是用这种大冰块，想起来胃就不舒服，再热也没去拖冰块了。

1972年底，团里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除事务长邓全胜有一部旧自行车，一部带框架子买菜用的板车外，那部自行车算是团里最髙级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了。只配了两把钥匙，会计简长宜，出纳阿代各一把。团里规定，其它任何人不配车钥匙，连刘朝和书记有时开会办事什么的，都要找他俩拿钥匙。

我们那帮进团不久的小青年，有的会骑自行车，有的不会。会的和不会的都好说，特别是那些要会不会的，骑自行车的瘾特别大。简会计年龄大，相当于我们的父辈，不敢去借。阿代是一起进团的，找他借好开口些。不知怎的，不论是男学员，还是女学员，好话说尽了，阿代就是不借。他的战术是:“宁得罪一人，不得罪一方。”

后来才知道，看在一起进团的份上，也借过几回。都是骑着出去，推着或者扛着回来的。轻者车龙头歪了;重者钢丝断了几根，车轮钢圈变形了，轮胎瘪了。还有一次，要不是清江边有几棵大树挡一下，直接就下河了，险些出人命，他再也不敢借了。

那时县文工团住在龙舟坪镇西街头，县大礼堂在东街头。我们每次演出都要从西街尽头走到东头，穿过两里长的一整条街。能有一辆自行车代步那是再惬意不过的。有一次在大礼堂快要演出了，不知怎的剧中的一个小道具，因白天排练，掉在西头文工团排练厅，台上少了一个道具，搞不好，要出洋相。情急之余，找阿代借了自行车回去拿，晃晃悠悠过了一把自行车瘾。骑着骑着，还用一只手假装扶着不会掉落的小道具，一只手握车把，以示车技髙超，得瑟了一会。

这个办法好，不知谁发现了这个“秘密”。只要在大礼堂有演出，不是掉这，就是掉那在排练厅，总有人找阿代借自行车。

久了，阿代也看出名堂来了，什么道具掉了，就是想趁机过哈车瘾。但又不能明说不借，后来，他也搞精了。要么和大家一样走着去;要么是要开始演出了才去，叫你借车不成。这也为以后的事埋下了“祸根”。

1973年初秋，下乡演出归来，我与唐志远、覃士习、覃万勤四人同住的那间破屋寝室漏雨水，地面滴的大坑小坑，还有几道槽，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几个人一商定，用休息时间，挖一板车黄土回来填整一下。把邓事务长买菜用的板车一拖，借了一把挖锄，一只粪筐。来到西头原五0五那一带取土。坎上是东风二队刚发展栽种的一坡柑桔林，大部分树上挂了果，大小不一。离成熟采摘还有个把多月时间，青翠欲滴，一看就酸。

唐志远团友出于好奇，说摘两个看味道怎么样？爬到坎上，连拉带扯摘了两个桔子。还没成熟的桔子，皮硬邦邦的，使劲一剥，手上全是黄粑粑的桔子水，一看清水直冒。

几个人正在说着话，剥着桔子皮。突然，一个粗壮的男人腔传来:“站住，偷我们的桔子吃，我看见啦！”

我们几个人抬头一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坡上柑桔林里钻出来，指着我们吼道:“哼，几个伢子，让我逮到了吧。”

那人从坡上下来，走到我们跟前，说:“偷我们的桔子，哈胆子不小。”

我们听了，心里一点也不慌。不就是几个青皮桔子，这大天白日的，哪是“偷”呢？再说，捉贼捉賍，你说偷你们的桔子，桔子在哪？

几句狠话一说，那人口气软了些。在板车周围以及地上、草丛里巡视了一番，没有发现桔子、桔子皮什么的，咱们身上也没有。

原来，趁那人从坎上下来之时，覃万勤对我们使了个眼色，两个桔子连皮带果往板车土里一放，覃士习接着一粪筐黄土，早埋在车土里去了。那沾了黄粑粑桔子水的手，在黄土上几抹几糙，什么也没有了。那人只顾及下坎，根本没察觉，难怪找不到“赃物”。

那人有些不甘心，指着唐志远问:“你们是那个单位的？”

“长阳文工团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正想瞎编一个，忽悠他一把。突然，一个声音冒出来:“他叫戴曾群。”

我们听了，这哪里归哪里，不是明明栽赃嫁祸于“阿代”么。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们几个人都憋在心里，也不笑。管他的，先忽悠了再说。

那人见讨不到什么好，继续看他的果园去了。

我们拖回一车黄土把地填平了。本以为此事就到此为止了。哪晓得那守桔人来到文工团住处，正巧碰到了大黄老师，大黄、二黄老师是双胞胎兄弟，在县城很有名气，大部分人都认识。就对大黄老师说:“您是文工团的？”

“是啊。”

“您们单位有一个叫戴曾群的？”

“是有戴曾群，怎么啦？”

“他今天带几个伢子偷我们队里桔子吃，被我捉到哒，您们要好好教育教育。”

大黄老师一听，见那人说得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赶忙赔小心说:“那是，那是，我们一定好好教育教育！”

到了吃晚饭时间，大黄老师提着一桶热水，走到大门口。正巧阿代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大黄老师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放下水桶，说:“阿代，下来。”

阿代停下车，“黄老师，有什么事？”

“阿代，二十好几的人哒，还带几个伢子偷别人的桔子吃，被别人捉到哒，搞得丑不丑啊！”大黄老师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训斥。把个阿代一雷打到土里。

阿代一听，说:“天哪天，我下午在哪里哪里办事，哪有时间去偷桔子吃，您肯定弄错了。”

大黄老师见阿代态度坚决，矢口否认。“未必是我听错了，不是就好。”说完，提着水就离开了。

阿代白白挨了一顿训，转念一想，不对，此事有蹊跷，搞得不好，又是张小平、罗子、马子、国伢子几个低嘎子，搞了坏事，赖在我头上。

赶紧把他们几个喊到他楼上，连说带吼:“你们几个下午在哪里偷了别人的桔子吃，还赖在我头上！”

那几个也是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说没有。张小平的口气最硬，说:我下午在哪里哪里做什么，有谁谁谁作证，哪里去偷桔子吃，怪人不知理！马子、国伢子都说:“我们没搞。”只有罗子，听阿代一吼，估计是怕挨打，小声嘟噜说:我下午在哪里哪里，偷什么桔子吃。

我们几个刚好打水端饭从楼下经过，听到阿代他们在楼上吼着，吵着，都相视一笑，那神态是说，别管他，让他们吵去吧。谁让你不借自行车骑。

1974年底，我参军入伍，长阳文工团赠送我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阿代和几位团友，覃士文老师也赠送了一个笔记本。那年12月30日，在欢送长阳县新兵入伍的仪式上，一帮曾经唱歌跳舞的团友，敲锣打鼓，把我们从东街头送到西街头上车，告别家乡的情景，令人难忘。

十年后，部队精简整编，我调回长阳人武部，到1986年，已在人武部工作了三年，任政工科科长。

那年秋天，团友傅祖光参加完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与张玉敏从武汉省歌舞剧团回到长阳。阿代设家宴，说是为老傅、张玉敏夫妇接风洗尘，喊我作陪。

在县医院宿舍里，覃翠娥嫂子准备了一大桌“硬菜”，两个大火锅，时兴叫“双排座”。

我和阿代喝着白酒，傅祖光说是保护嗓子，喝红酒，张玉敏和翠娥嫂子喝着饮料。多年不见，大家十分髙兴。

话题先是聊到傅祖光参加全国青歌赛上。我对傅祖光说:“老傅，这次你参加全国青歌赛，一曲《八百里洞庭美如画》，那高腔喊得好！为湖北争了光，也为我们长阳争了光。但火好又不好，好的是:经过预赛、半决赛、最后进入了决赛;火不好的是:进入决赛，十名选手抽签，你抽到了第一个上场，纯属下下签。唱得再好，评委们也不敢亮髙分。”

大家都说:“手气不好，火是有点背。”

阿代接着说:“还算行，虽然得了个第三名，那前两名都是‘娘们’，在‘爷们’中你还是第一名。”

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好不快活。

看着阿代那高兴的劲，我突然想到十多年前，我们四人挖土摘桔子后，嫁祸阿代的事。

对阿代说:“阿代，问你一件事:七三年秋，大黄老师说你带几个伢子偷别人的桔子吃，你把马子、罗子、小平等喊到楼上，训斥了一顿，还记得么？”

阿代说:“记得，不晓得是那几个伙计搞的鬼。”

我哈哈一笑，酌了一杯酒，对阿代说:“先干了这杯酒，我来告诉你。”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事是我们几个人搞的。”我把当年的情景一摆，真是:强盗三年不打——自说！

阿代听了，也是哈哈一笑，“我说咧，天上没得个鹰子，地下没得个影子。搞了半天，是你们几个伙计搞的。”

我赶紧又酌了一杯酒，说:“来，阿代，借花献佛，再敬你一杯‘平反昭雪’酒。你比窦娥还冤啦！赔罪！赔罪！”大伙都大笑不已。

打这以后，不论什么场合，只要和阿代在一起聚会，必先给阿代敬一杯“平反昭雪”酒，他也不计前嫌，很豁达地哈哈一笑，是那样的爽朗！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2016年4月21日晚，我接到团友覃社的电话，说阿代今天去世了！听了一怔，简直不敢相信。因前两天说他因病住院，快出院了，我们几个当年的团友还约好去探望的，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后来才得知，他治得那病好些了，正准备出院，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走的。那年，他六十九岁。

在窑湾殡仪馆悼念仪式上，望着躺在鲜花丛中的阿代兄，我好想对他再说一句:“阿代，来，敬你一杯，那偷摘桔子的真的不是你！”

五年了，阿代，天上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