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破《三笑》就看了八遍”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当年大大有名的一句话，专利权属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风云一时的“德育导师”李燕杰（1929——2017）先生。

香港影片《三笑》拍摄于1964年，由陈思思等明星领衔主演。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9年春节在大陆上映，成为在大陆公映的第一部引起轰动的香港影片。（当然，文革期间也有香港影片上映，就是长城影业公司出品的纪录片《万紫千红》，这部片子主要是针对文革时期被批判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一片而摄制的。文革后第一部在大陆上映的香港故事片是鲍方、朱琳主演的《屈原》，这部片子是根据话剧改编的比较严肃的正剧，不如《三笑》那么轻松，所以并未引起很大的轰动。）

《三笑》这部影片甫一上映即引起轰动。当时我正在上中学，课余时间从事倒卖电影票业务以挣点零花钱，因此对那段时期的电影行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当时《三笑》和后来上映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追捕》等，都是极其卖座的电影，一张两毛五的电影票在票贩子手上可以直接卖到五毛。（当然，这也有个卖票的技巧，就是在电影快开场时专门盯着在影院门口转悠的情侣，这时你把电影票卖给那个小伙子，几乎是不带还价的——票贩子的心得体会。）

《三笑》之所以广受欢迎，不外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经历过“文革”时代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艺作品的“文化匮乏”时代，人们对喷泉一样出现的各类作品都抱有极大的热情。第二，此前国内的文艺作品（包括文革前的文艺作品）几乎都含有说教的成分，绝少有纯粹娱乐性的电影或戏剧等，人们被教育得多少有些累了、烦了。《三笑》的出现恰似一股清流，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轻松享受。第三，这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我国汉族地区特别是江南的民歌小调，包括“紫竹调”“茉莉花”“银绞丝调”等等，这些民歌已经是多少年人们不曾听到过的歌曲，而且在唱法上也不是那种过去银幕和舞台上普遍采用的“慷慨激昂”式的“高声朗诵”，而是悠扬婉转的“呢喃细语”，听上去更接近生活。第四，这部电影的布景都是美丽的湖光山色，演员也是美女如云，除了主演秋香的陈思思之外，主演唐伯虎的向群也是一个美女，那时除了越剧，在电影上看到美女饰演俊男的，这是第一部作品，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第五，《三笑》是一部喜剧片，故事情节生动，还有很多搞笑的噱头，这也是那个时代不多见的。

《三笑》一经上映，风头就盖过了几乎所有的国产电影，那里面的插曲歌谱都被印成歌片，一张卖到一毛五，刚印出来便一售而空，足见人们对它的喜爱。

由于这部电影是纯娱乐型影片，不符合过去一贯倡导的“寓教于乐”“富有教育意义”的要求，所以引来了当时一些人的非议。比如我在开头提到的“德育导师”李燕杰，就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有的青年没有理想追求，放着那么多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不看，“一个破《三笑》就看了八遍”。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一段“名言”。

平心而论，《三笑》如果放到今天不会是如此轰动，但在当时“左”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清除的大背景下，这部电影就有点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似乎有了那么一点“启蒙”的味道。

顺便说一下，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三位“德育导师”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三位“德育导师”展开了激烈论战，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这场风波从蛇口由南至北波及到全国，在当时形成了全国性大讨论，最终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那种我讲你听的说教式教育已经不合时宜，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从“讲大道理”变成“说百姓听得进去的话”。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燕杰等“德育导师”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想想也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圣人一样的觉悟，也不能要求文艺作品整日讲天国一样的大道理，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是有追求不那么高尚的权利的，比如可以不想看《红灯记》而想看《三笑》、可以不喜欢唱“共大赞歌”而喜欢听邓丽君。而且，这个“公序良俗”也是不断变化的，当年穿牛仔裤就属于“违背公序良俗”，而今天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正像刘瑜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水位”也在不断地提升。

对《三笑》的态度，折射出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这样从过去那种“假大空”的天国回到了地面，真正开始了脚踏实地的发展。

毕竟，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