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新帘子胡同里的名医关幼波——《话说西单》（六十一）

文 占顺

记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左右，一代名医关幼波在西新帘子胡同路北的一家四合院里，开了家国医馆。慕名而来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

关幼波是何许人也？我查找资料得知，他是北京市人，1913年4月出生，2005年5月在京逝世。生前是主任医师，教授。16岁始师从其父关月波学习中医，24岁独立行医。1950年参加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医院。1979年晋升为北京第二医学院教授。曾任内科主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逝世前还担任多个学会、协会的领导。

关幼波为中医事业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他的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受到了群众的拥戴。他曾先后被推选为第一至六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医药顾问、北京市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委等职。

其父亲关月波也是著名中医。擅长内、妇、儿及针灸等科，深受群众的敬重。关月波的一生都在实践着医不在“名”而在“明”的做人理念。他说：治病救人要重义轻财，不能“为富不仁”。其父是严父又是严师，不准他们在中医业务上有一点懈怠。一次，他的哥哥在抄方时将“橘红”误写为“菊红”，父亲便勃然大怒，当着病人狠狠地打了他哥哥，从此不准其再学医。

关幼波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医术，还发扬了父辈的医德。他一生也是以“品端术正”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据说一天深夜，有位车夫请他出诊。诊完病后，车夫拿出一块银元酬谢。关幼波早已注意到他家日历上的一张当票正好是一元，他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若不够，让药铺掌柜的先记在我的名下”。车夫感动地落下了热泪。

关幼波曾同时在几个药房坐堂行医。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乾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他曾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同一药房坐堂。关幼波每天都提前来到药堂，细心分析施今墨的脉案，还亲自询问病人服药后的变化，凡效果好的经验都欣然学习。日久天长，象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的经验，都被他“偷”来运用于临床。

关幼波的医疗实践，不仅反映了家传的医技，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内，一批中医名家的医疗经验与特长。

关幼波合理地汲取中医理论的精华，结合个人临床及近人的经验，大胆创新，使中医治疗肝病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黄疸病以外，他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各种肝病合并症等都提出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法。

关幼波的经验受到了国内外中医界的重视。他的《治疗黄疸的几点体会》一文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后，日本《汉方研究》很快全文转载。香港的一位中医师和内蒙古的一位中医师根据关幼波的经验为病人治病，成了当地的名医，他们感激万分，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拜关幼波为师。

关幼波学术上以“治病必求其本”为主导思想。强调辨别症状首先分清是因虚而病、还是因病而虚。从气血人手辨明邪正盛衰，倡导以阴阳为总纲。

关幼波在国内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名医，被人们称誉为“肝病的克星”，在国外是受到人们敬重的学者。他多次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讲学。被日本中医学研究会、新加坡中医师公会、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美国针灸医师总会等聘请为学术顾问。

他说：“我给我父亲抄了七、八年的方子，我父亲也不让我看病，有时候就给我讲讲。后来父亲到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我自己要求。我说我看几个病人您看看怎么样，我父亲叫进病人来，我号脉，我给开方，开完方让我父亲再号号脉、再瞧我这方子，瞧完了以后，我父亲说了，行了，饿不死你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父亲的这句话，对关幼波来说，不仅是一句赞赏，也是对他事业和人生道路的一个指点。关幼波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坐堂行医生涯，也就从那时候真正开始了。

遵循“补治兼备”的传统原则，关幼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肝病防治理论。单纯说这肝炎是病毒，清热解毒的时候，这样对病人的身体不会好的，因为病人的身体虚了。常用苦寒的药更伤脾胃，饮食更不好了，身体会越来越虚。他认为治疗这样的病例啊，一方面补正，一方面祛邪，重点属于补正。

关幼波认为“行医，不仅要明医理，更要明人心，明人情。行医，即是行道。”

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