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何绍奇

张雷，主治医师，网名：辰子。师从中医临床家何绍奇先生，临证以古典中医思维辨证处方，用药基本不过八味。提倡医贵明理、法贵变通，方贵精简，药贵道地。

今天小暑，也是恩师忌日，而恰巧我是大暑那天出生，使我对暑月思绪万千。在北京跟师学习时，先生让我把24节气歌背下来，并告诉我中医用药是需要参考节气变化的。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暑相连，小暑节气之后就是大暑。每年一到暑月，既能回忆起与先生在一起讨论中医时的场景。

先生辞世，如同失去一本中医活字典。留下太多学术问题，只能自己探索思考。释迦牟尼说：人生只在呼吸间。恩师故去，仿佛昨日，音容笑貌记忆如初。

先生说过：“中医最高境界是一人一方。东汉张仲景一片姜、一枚枣都不随便使用。”；“处方量小，可以轻舟速行。量大伤胃气，或适得其反。”

先生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接待病人那慈祥目光，就是一位活菩萨！每每给我解惑，他那慈爱眼神、带有川音话语更是一种精神享受。这些言词记忆，真是太弥足珍贵了！时刻勉励自己，临床处方不能套方套药。

“...哎，明白没？我给你找那本书告诉你多少页...”这是当年我电话请教关于黄附片药性的疑惑。虽然当时心里没彻底明白，但我还是告诉先生懂了。他那急迫让我弄明白的心情，比答案更能让我充满自信。放下电话，我反复咀嚼先生指点的话语，一直到今天还在咀嚼、思考、分析。先生的话语更是让我解开附子中毒之谜的钥匙。

我内心非常崇拜先生，但很少提及他老人家事迹。因为以我现在临床水平与先生差距还很悬殊。有一年，某某饭店熊某某糖尿病血糖19.1mmol/L；尿糖4个加号。我辨证处方治疗3个月后，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他家属看见我道谢时候，我想到的是先生，没有先生晚年指导，我都不敢接诊此类疑难病。

在北京跟先生侍诊时，亲眼看见很多糖尿病人喝了先生汤药，效果多极其明显。先生对我一方一药，毫无保留倾囊传授。临证特殊用药，处方时也要叮嘱一番。

先生早在60年代，就是近代中医学家朱良春前辈的遥从弟子。近代中医泰斗蒲辅周老更是先生的问道恩师，也是同乡，皆是四川梓潼人。

1978年先生在经济非常窘迫情况下，选择报考中医研究生。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医学院与中医研究院联合举办首届招生。报名因为学历限制，南通朱良春给方药中教授亲笔信写下：“以我人格担保我的学生完全具备报考资格，希望破例给予报名机会”。

方药中教授与其他专家商议让先生破例参加考试。考试时先生写的《千金方的博大精深》论文，令所有专家折服。方药中教授感叹自己都写不出这样文章，结果蟾宫折桂，名列榜首。《光明日报》曾给予报道，称金榜状元是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四川梓潼人何绍奇。

这些事迹我都是从先生老友以及老患者口中知道的。先生非常谦虚、他心思全在中医临床学术上，他晚年独著《读书析疑与临证得失》未请人作序即能证明这点。

先生是他父亲第十个孩子，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故自小体质虚弱。先生幼年与他父亲走家窜户看病，每治好病人都有人请他们喝鸡汤。那时四川流行附子炖小鸡。先生说自己体质逐渐好起来，与喝附子鸡汤不无关系。

他把这事儿告诉他的老师姜春华老，姜老听完直乍舌。并言：“难道你们四川人不怕大辛、大热、大毒的附子吃坏了身体？”

四川民间煲汤用的附子，都是炮制加工后毒性很小的白附片。直到今天，四川仍有用附子煲汤的习俗，这与四川全年日照少，湿气大，川人寒湿体质多有关。

先生多次同我说过四川以外的医家，很少有人能把附子功效发挥淋漓尽致。民国时期上海祝味菊先生，有祝附子雅号，也是四川行医多年后移民上海的。

若不是受先生指导，或许今天我还在用那煮后苦涩难闻的附子。真正炮制有效的附子，煮后像土豆一样，味道淡淡、面面的。

先生临证胆大心细，北京安贞医院儿科请他会诊朱姓肺炎患者，高热持续8日不退，昏睡烦躁不安，脉搏每分150次，面色苍白，有汗，舌淡，他处方红参，附子，龙骨，牡蛎，白芍，甘草等。儿科主任看看方子，并说：“人参大补，附子大热，孩子高热39度合适吗？”

先生问他：如果心衰，你们西医不抗心衰？这就是中医的抗心衰药。病如此危急，需留人治病，不能治病不留人。喝药后3天病情日渐好转，体温也显著降到低热。若没有深厚理论功底，治疗儿科急重症，一般医生是不敢用此类药的。与今天的某某派套用附子治疗慢性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先生多次嘱咐我治疗慢性病不能心急，没有守方三个月、甚至半年都很难根治。应慢病缓图，取滴水穿石之法。

先生淡泊名利，晚年以写作、读书、看病自娱。曾跟我说过：“给后人留些东西，东汉张仲景若无《伤寒论杂病论》传世，哪有今天的中医？”

先生独著《读书析疑与临证得失》，里面有些初诊失败案例，能拿出分析失败原因，在现代中医界是非常少有的。出书时他的老师与前辈有很多都在世，但并没让他们写序镀金，以增加知名度。

他追求学术真知，对名利早已看淡。多次告诉我要做明医，而非名医。让我多读古代中医经典名著，唯有理论功底达到一定境界，处方用药才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那年春节我看望先生，在他书房看书时，有一本北京中医院某教授写的书，自序：“我有幸被填为全国500名老中医”。先生在书下角写下：“名医不是自说的，只有患者有发言权。”

上海已故某某名老中医出版的某某书，读后在书下角写下：“抄袭之作”。我在先生家中看到上海某名老中医寄了一些资料，请他校正准备出书，并寄些文笔钱，这位老中医后来被评为国医大师。

先生曾说：写书留谁的名不重要，有价值学术文章流传下来就可以，最后受益的还是患者。明末清初时期的汪昂根本不懂医学，但他家很有钱，想出名头。聘请名医写书署名，流行很广的汪昂《汤头歌诀》既是。

先生对古代医家典籍皆有深入研究，晚年唯对清代叶天士医案情有独钟，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门一派。

先生性格不低眉折腰事权贵，放弃了中医研究院的铁饭碗。先后应聘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医门诊部主任，培训中心终身教授以及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深受外海人士以及香港学子爱戴，凭自己实力赚取润金作为经济来源。

寒暑往来，生命无常。先生虽没有完成晚年遗愿，为后人多留几部传世著作。但他严谨治学之风，求真个性深深影响了很多中医学子。

他虽没有博导头衔、院士帽子，但他书读百家，点评古今中医学术真伪，留下百余篇学术论文，被现代中医界誉为“中医活字典”。

2012年7月7日初稿 2021年7月7日修订 张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