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中将给粟裕送了盒烟，粟裕发现不对大喊：部队集合，电台关闭

“通知所有干部改变返程路线，部队集合，电台关闭！”粟裕从一个烟盒中抽出张纸条，看后立即对助手下令，神情十万火急。

1942年秋冬之际，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的粟裕，得到情报日伪将进行规模空前的“清乡”，便召集第一师的重要干部集中开会，商讨应对“清乡”的方案。

会议结束，干部都按预先设定的路线踏上归途，不料又一份情报夹在一个烟盒中，送到了粟裕手上。情报称，日伪已经掌握了一师召集会议的详情，准备伏击返程中的参会新四军干部。

粟裕

得到命令，粟裕的手下急令多股骑兵，飞速追赶返程途中的干部，通知他们改变路线。好在会议刚结束不久，情报就送到，干部没走多远就被报信的骑兵追上，及时改变路线，没有遭到日伪伏击。

唯有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从海路返回，骑兵追到海岸他已经下海远去，情况万分危急。粟裕得报马上通知管文蔚返程路线上的新四军、游击队，乘船下海寻找管文蔚。

大海茫茫，管文蔚一行坐船漂了三天，也没有遇到找他们的同志。离日伪设伏的上岸地点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管文蔚一行终于被伪装成渔民的搜寻小分队发现。

管文蔚见渔船上的渔民向他们猛挥渔网，当即反应过来是示警，毫不犹豫改变了上岸路线，才得以安全返回驻地，让日伪的埋伏落空。

管文蔚

如果烟盒里的情报没有送到，或是送达不及时，新四军一师指挥员和我党相关机构干部，将遭到惨重损失。而且这样严重的泄密不查出隐患，以后新四军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烟盒里的情报，拯救了包括粟裕在内的众多新四军干部。送出这份情报的人，表面上和粟裕职位相当，还比粟裕多了个中将军衔。他就是当时伪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施亚夫。

能当上汪精卫伪政府的中将师长，施亚夫好像应该来自国民党部队。其实不然，施亚夫从军，一开始加入的是红十四军。

这支部队是江苏唯一一支红军正规部队，属于中央序列。施亚夫从红军战士到伪中将师长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施亚夫

1928年，如皋爆发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年仅十四岁的南通人施亚夫参加了这次起义。如皋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农民起义很快在国民党的军事镇压下失败。

不过武装斗争的火种，在江南留了下来。1929年11月，我党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在当时领导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会议决定把通海、如皋、泰兴地区农民武装，整合成红十四军。

红十四军初创时，施亚夫就参加了红十四军，并且也在这一年入了党。次年，军委派何坤、张爱萍等，到红十四军担任领导工作。

这支队伍军长由何昆担任，政委开始是董畏民，后为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竞，政治部主任俞乃诚。

红十四军这些军级领导，都没有出现在开国将领的名录上，是因为他们大多在红十四军七个月的奋战中牺牲。

何昆

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作战，生存空间狭小，军事压力却异常强大，想要建立根据地长久存在，困难比在其他地区大得多。

不过江南富庶，红十四军的生活条件，偏远苏区的红军却没办法比。红十四军战士每月有六个大洋的军饷，还要在老百姓家吃派饭。

当时几乎所有苏区的红军，可能做梦都不敢想，还能这样当红军。

何昆上任当军长后不久，就指出六个大洋的军饷太高，会给游击区的老百姓造成负担，把军饷降到了三个大洋。跟基本没有军饷、吃糠咽菜的各苏区红军比，红十四军的战士还是“富得流油”。

然而富足繁华之地，也是最危险所在。军委给十四军配备的干部都很优秀，军长何昆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受过周恩来同志直接教导，“四一二”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都很有水平。

周总理

只因红十四军在国民党中央军精锐眼皮下活动，成立七个月就打了大小百余战，最终包括军长何昆在内的军级干部，几乎损失殆尽。

十四军主力被打散，剩下一股小部队辗转千里到了中央苏区。一股小部队能穿越重重封锁，孤军远行得以保全，也算是一个奇迹。

红十四军失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1927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整编时，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队”，这一极为重要的建军思想，几乎成了每支红军部队的组织准则。

毛主席

红十四军是个例外，虽然军中有人提出了要在部队基层建立党组织的想法，可始终没有执行。

红十四军实际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一个叛徒就拉走了两百多人，成了“围剿”红十四军的急先锋。

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后，留在苏区的一个红军高级将领投敌，也只敢悄悄离队，带不走一兵一卒，基层有没有党组织的差别显而易见。

另外红十四军后期左倾冒进，在十倍于己的包围圈中，还实行“截留长江，威逼南京”的作战方针，何昆牺牲后红十四军领导层对形势的判断，实在让人遗憾。

红十四军1930年即告解散，施亚夫没有到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小股部队中，而是留在当地进行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不久，施亚夫奉组织之命，加入十九路军，秘密从事兵运。

中国工农红十四军纪念馆

1932年淞沪会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专事“剿共”。次年十一月，一心抗日不甘内战的十九路军高层，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在福建另建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可惜十九路军被分化策反，福建反蒋政府很快瓦解，戴笠就是因成功策反十九路军，受到蒋介石重用。

离开十九路军，施亚夫回到家乡南通，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南通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

在一次罢工行动中，施亚夫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判刑十五年，送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戴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再次进攻上海，提篮桥监狱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围墙坍塌，施亚夫趁机逃脱。从监狱出来，施亚夫回到南通，南通地下组织已遭到破坏，他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 。

好在施亚夫对故土烂熟于心，很快就联系上了两个党员。次年日本人在南通登陆，三人又通过以前的工作关系，联系到二十余位党团员，组建起工农守土团，施亚夫出任团长。

要守土就要有武器，施亚夫正为武器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排的国军保安散兵，在搜罗便装准备逃跑。他灵机一动带着自己的人，找到国民党散兵做起了“生意”。

便装换武器，干不干？保命要紧，国民党散兵当然要干。施亚夫他们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交给国民党散兵，换回了二十支枪和两千发子弹。

这笔“生意”怎么算，施亚夫他们都赚大发了，也许国民党散兵心中有愧，保安部队不敢守土，只想着逃命，哪儿还有脸和老百姓多讲条件。

施亚夫

有了基础武装，施亚夫他们又从南通的日本军火库中，盗取了四十八支枪和两箱子弹。都是本地人又有武装保障，熟门熟路潜入一次日军军火库不会太难。

守土团这点实力还不足以日军对抗，不过守土团都是本地人，保境安民的事，遇上还是义不容辞。有次施亚夫单独外出，突遇一队日本兵，他身上有枪支，赶紧找个隐蔽处躲了起来。

这时候，他发现走在最后的一个日本兵溜出队伍，朝一个茅屋闪去。这个小鬼子要干什么？管他干什么，单兵鬼子遇到施亚夫就是找死，施亚夫悄悄跟了上去。

施亚夫还没有进茅屋，就听到茅屋里传来一个女孩“救命”的哭叫声。施亚夫怒火攻心，两三步冲进茅屋，看到鬼子正按着个女孩要施暴，他扬起手中的驳壳枪，对着鬼子就扣了一枪。

侵华日军

哑火了，鬼子反应过来放开女孩，扑向放在一边的三八大盖。施亚夫动作更快，抢先一步把三八大盖抓到手中，一枪托就把鬼子打瘫在地，随后抄起屋内的一把斧头，直接就把鬼子的脑袋砍了下来。

接着他找来一个麻袋，脱下鬼子的军装、靴子扔进麻袋，扛着三八大盖带着女孩离开了茅屋。

守土团搞出动静，组织也联系上了施亚夫。按照组织指示，施亚夫找到关系，到南通宪兵特务工作团，当上了特务总队队长。

这个日本宪兵特务工作团，是利用汉奸为日本人搜集情报的机构，施亚夫就此当上新四军的卧底。

被战士俘虏的日本兵

其实汉奸都是些极度自私的人，自己的国家、民族都要出卖，更不会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

干不干坏事，干什么坏事，首要准则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敷衍日本人基本上是常态。

日本人自然也知道这一点，派了个日本特务，带着几十个懂日语的汉奸，来到宪兵特务工作团，用“鞭子”驱赶工作团的汉奸，去为日本人服务。

日本特务来到施亚夫的“地盘”上，他怎么可能放过。施亚夫暗中派人留意日本特务的行踪，利用日本特务外出寻花问柳的机会，集结几个地下人员，在途中设伏，把日本特务装进麻袋处死，高挂在电杆上示众。

主子下场凄惨，带来的汉奸一个个也老实起来，不敢再耀武扬威。

汉奸

有次日军抓住新四军某部政治部的一名科长，就近关押在宪兵特务工作团，准备押解到宪兵队枪决。施亚夫既要营救这名科长，又不能暴露自己，就心生一计，叫来手下一个特务组组长。

这个组长仗着日本人做靠山，在当地敲诈勒索，聚敛钱财，拉了不少仇恨。施亚夫吓他说，很多受害者联名把他告到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长已通知要把他送到宪兵队严办。

汉奸敲诈好处日本又得不到，严惩这种汉奸还可以演下“东亚共荣”的闹剧，特务组长知道日本人做得出这种事，脸色惨败连声哀求施亚夫救命。

施亚夫见火候已到，“仗义”同意特务组长逃走，不过要以提审为名，把新四军的科长送出城。

反正在日本人那儿活不出来了，特务组长不介意放个新四军来保命，毫不犹豫按着施亚夫的要求办。

新四军的科长获救，日本人则到处通缉那个特务组长。特务组长把日本人得罪死了，也不可能自投罗网找日本人说出真相，施亚夫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晚年的施亚夫

掌握南通宪兵特务工作团，能为新四军提供些情报，只是平台太小，高价值的情报难以获取，施亚夫想卧底到更高的层次。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汪精卫想得到更多的筹码，提升在日本人面前的分量，急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施亚夫觉得卧底日伪高层的时机到了。

他达到目的的手法很大胆，利用日本人给他权势，网络两三百个乌合之众，1941年6月，就在南通城中到处贴告示，不管告示什么内容，一律落款：绥靖军第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其实施亚夫的家里的小名叫施满侯，13岁为谋生，顶了病死童工王生的名，到纱厂打工。当红军和搞地下工作，都是用王生的名字，施亚夫是他卧底宪兵特务工作团，才使用的名字。

他敢在汪精卫根本不知道他的时候，就自封绥靖军第七师师长，完全是吃定了汪精卫饥不择食的心理。

汪精卫

“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施亚夫后来回忆说。不过他得到汪精卫的认可，还靠他机智应对，通过了汪精卫的审查，

汪精卫得知南通突然冒出个绥靖军第七师，外界还盛传师长施亚夫是他的心腹得力干将，感觉有点被坑了。

不过要真有一个师的实力，汪精卫又舍不得拒绝，大不了像先结婚后恋爱那样，收编过来再发展成心腹也一样。

主意已定，汪精卫就派他的亲信严济南去调查，他吩咐严济南，如果施亚夫真有实力，就封施亚夫一个中将师长；如果只是杂碎武装，就先不理睬，等以后见机行事。

严济南来到南通，无非要确认一件事，施亚夫有没有一个师的人枪。施亚夫就两三百人，心里却底气十足，他知道这些汉奸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汪精卫

吃喝嫖赌，几乎没有汉奸不喜欢，施亚夫先给严济南上了全套，接下来的事，严济南就不好和施亚夫太较真。

不过该调查的还是要调查，不然严济南回去也交不了差，他要看施亚夫部队的花名册。这不仅关系到施亚夫的真实实力，还是以后汪伪政府军饷、装备划拨的依据。

施亚夫拿出一本八千人的花名册，交给严济南审阅。这本花名册还都是真名实姓，全是施亚夫从各个红白喜事上搜集而来。

亲信装也要装出亲信的样子，严济南很为汪精卫负责，提出要到施亚夫第七师的各个旅，实地考察一番。

真要实地考察没关系，就看严济南有没有这个胆。施亚夫告诉严济南，各旅都在外驻防，防地新四军活动频繁，“钦差大人”前往怕不安全。一番“好意”还没有表达完，外面就响起枪声，手下来报新四军攻打县城。

新四军战士

施亚夫大怒，呵斥手下没有严加防范，惊了严济南的大驾，让手下马上调特务营来保卫严济南，不及时赶到营长就地枪决。

严济南很疑惑地问施亚夫，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军队，新四军真敢来犯？施亚夫不容置疑回答，新四军没什么不敢，比这更大胆的事，新四军也做得出来。

严济南宁可信其有，不可不可信其无，到各旅考察再也不提。对自己性命负责，要比对汪精卫负责重要得多，施亚夫早就捏住了严济南的七寸，这一切都是施亚夫演的一出戏。

严济南回去报喜不报忧，阻碍施亚夫不讨好，收编施亚夫就是一件功劳，严济南自然拎得清。施亚夫中将师长的任命，还是严济南催着施亚夫到南京受命，生怕夜长梦多让自己白去南通一趟。

收编了施亚夫，汪精卫还真把施亚夫当成了爱将，经常在南京召见施亚夫，还在全部七十二个伪军师师长的酒会上，向他敬酒，口称“向我们的青年将领致敬。”

汪精卫

施亚夫时年二十八岁，为装老成，谎报三十三岁。三十三岁当中将师长，也配得上青年将领的称号。

别看施亚夫出生贫寒，琴棋书画还样样拿得出手，很有点江南才子的风范，汪精卫和鬼子的高官，都会找他切磋棋艺。靠这种交往，施亚夫有了更多获取高价值情报的渠道。

我国战略纵深辽阔，侵华日军兵力捉襟见肘，只能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其他区域的防卫，不得不依靠伪军。

为控制伪军，日军经常召集伪军高级指挥官开作战会议，用这种方式让伪军贯彻日军的意图。有级别的作战会议，施亚夫每次都会参加，会议的内容也每次都传达给新四军高层。

1942年11月，上任不久的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汪精卫合谋，准备在苏中、苏北，搞一次规模空前的“清乡”，为自己新官上任助威。

畑俊六

施亚夫得到消息，立即通知了“清乡”区域的新四军主官粟裕，粟裕才会把各处所属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商议对策。

送出“清乡”情报，施亚夫松了一口气，不料南通地区日军主官、旅团长小林，又召集他和另外一些伪军将领开会。

会上小林称已确切掌握了新四军高级干部集中开会，以及会后这些高级干部的返回路线，准备派出四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师，在途中设伏，捕杀新四军高级干部。

一个日军大队有一千一百人左右，四个日军大队兵力比一个师还多，加上两个伪军师，完全可以给返程的新四军高级干部，布下天罗地网。

施亚夫暗叫不好，赶紧借故饭后腹痛离开会议室，让副官把这个消息送到新四军交通站。

粟裕从交通站送来的烟盒中，获知日军的阴谋，避免了新四军遭受重大灾难。参会干部除了粟裕，还有陈丕显、叶飞、王必成、陶勇这些人大名鼎鼎的将领。施亚夫的这份情报的价值，大到难以估量。

粟裕

施亚夫不仅要挫败日军这次阴谋，还要为新四军找出内奸。回到会议室，他私下找小林谈话，提出这次情报可能有误，新四军不会在三面临海的绝地，集中高级干部召开会议。

小林得意之下反驳说，情报是由特高课打入新四军的报务员送出，绝对可靠。

施亚夫套到想要的情报，也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后，内奸报务员不久就被新四军锁定，并在适当的时候秘密处决。

伏击没有成功，小林想起施亚夫的话，倒怀疑起情报的准确，反而对施亚夫刮目相看。

不过后来对新四军连续失手，还是让小林对伪军进行了整肃，施亚夫的第七师被撤销，他被调到另一个师当参谋长兼团长。在这个职位上，施亚夫常以打猎为名，去郊外一个新四军情报站传送情报。

施亚夫

1944年初的一个晚上，施亚夫查哨回来，遇到另一个副师长的太太，这个副师长太太告诉他，小林挖出了施亚夫很多过去的事，他在红十四军当营长，在南通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副书记，小林都已经知道。这些都是副师长太太在师长家打牌，得到的消息。

施亚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组织，组织专门安排叶飞和他秘密见面，安排他率部起义，回到新四军。

日本人也在行动，第二天伪军师长就下令全城戒严，施亚夫还从秘捕的一个监视他的师部军官处得知，小林下令三天后将以开会为名，把他和手下一网打尽。

施亚夫随即调整部署，用秘密电台请示叶飞，把起义提前到两天后，得到叶飞的同意。

起以前一天的晚上，伪师长邀施亚夫打麻将，该师已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施亚夫做好起义安排，胸有成竹去和伪师长打牌，稳住伪师长为起义争取时间。

叶飞

打到凌晨三点，施亚夫输光钱离开，顺便挟持了伪师长的司机。凌晨四点，起义部队开向城外，戒严伪军见有伪师长的司机不敢阻拦，起义部队顺利出城。

出城不久，伪师长率一营兵力坐卡车追来，与起义部队驳火。新四军接应的独立团及时赶到，伪师长慌忙撤离，也不知道他是真追还是假追。

卧底四年的施亚夫终于回家了，他在家乡的抗日业绩，不负父老乡亲，不负和他血脉相连的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