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工作论文建议全面放开生育率，为什么女性都不愿生育了？

4月14日，央行官方微信发布工作论文，直指我国面临的人口严峻形势，直指应该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

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我国80后、90后、00后、10后新生人口持续下降。

90后仅有2.1亿，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为扭转这一趋势，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但出生人口数量却不及预期，政策调整的速度还是跟不上生育意愿下滑的速度。

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20后这一代人，甚至还会比10后再少35%。

北欧是一个曾经因为政策改革而扭转生育率的地区，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学习北欧。

但是，北欧的药方，真的适合中国吗？

我们知道，欧洲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最早完成财富积累、步入发达阶段，生育率在近100年来都是全世界的“洼地”。

即使是二战后婴儿潮，欧洲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也远低于亚非拉。

瑞典等北欧国家在5、60年代的时候，又是欧洲这个洼地中的洼地，生育率比南欧西欧都要低。

但是，在80年代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一路下跌，北欧国家却不跌反涨，以至于今天成为了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地区，那是什么原因让北欧生育率发生逆转呢？不得不说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在平权领域的一马当先有很大关系。一般认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其中到底是什么出现了变化？这就要分析北欧当前婚姻和家庭的观念了。

在北欧，最近二十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比如瑞典在80年代就颁布了《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以及非婚生子的法律地位，让生育同婚姻解绑。这个事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依赖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决定时非常轻松。而且长期的平权意识和政策引导使得北欧各国男性育儿参与度极高。

女性地位提高，她们可以通过工作而非生孩子来体现自我价值，并且同样因为社会平权意识到位，亲密关系中的“直男癌”相对来说不太严重，大部分男性尊重女性，女性也懂得保护自身权利。

育儿生活中也不是只有女性一方在被压榨“剩余价值”，再加上高福利国家的育儿补贴，使得女人们生活上、事业上、经济上都比较有保障，显著降低了“生孩子”这件事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这种转变，最终导致在北欧“事实婚姻”的门槛非常之低。这和中国结婚必须车房的情况非常不同。

北欧的例子对我们未必会有借鉴作用，只是告诉我们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女性对婚育的恐惧心理与其社会地位的关系，其实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的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生存权几乎和男性与家庭绑定，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生育来保障生存，这就导致旧社会和穆斯林地区生育率一般非常高；

第二个阶段中女性得到了通过劳动提升地位的机会，女性受教育程度加深，女性意识觉醒，然而，由于传统模式的根深蒂固，使得社会并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女性平衡家庭与职场。孩子的孕育和抚养使妇女无法从事职业活动（至少是在一定时间里是如此），降低了妇女的经济自立，因而损害妇女的个人尊严。即使妇女在完成养育孩子的责任后重返职场，她们的发展机会也会劣于男人。而且，雇主对女职工由于生育而导致的工作效能降低的期待，会大大减少女性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出现的女大学生求职难，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其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男女平等都还没有实现。即使是男女平等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仍低于男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临歧视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女性承担了人类繁衍的外部功能，而又没有人或者机构为这样的外部功能付费。女性由于承担了这一伟大的使命而减少了自己学习、发展和提高自身的机会，但却没有人因此而补偿她们。用一句俗话说，她们是“费力不讨好”。

中国妇女目前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是妇婴保障体系最健全的国家之一，每一个女职工都可以享受带薪的产假和工作时间哺乳的权利。但这一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一制度向各个单位提供经济补偿。对单位来说，它付出了同样多的报酬，而女职工却因为生产和哺乳，其工作效能不如同酬的男职工。这样一来，哪一个单位愿意招收女职工？

于是，大多数以利润为主要取向的法人机构，会尽量避免招收女职工。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人，女性逃避人口再生产这一外部社会功能就是理性的选择。但是，由于大多数女性还要生育（虽然生的少了），用人单位已经对女性的生育行为产生期待。女性就业困难，就是这种心理期待导致的。因此，对少数（虽然数量增长迅速）决定不生育的中国职业女性来说，她们的就业之路仍然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选择而得到根本改善。一个处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当她可以获得跟男性一样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与养育小孩相冲突时，女性往往会选择减少生育小孩，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由于依赖自己总比依赖她人要安全的多，这也是大部分妇女刚刚进入社会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根源，并不是“女权主义搞得女人不生孩子”，说这句话的人认为，中国女人是受教育太多、地位太高了才不生孩子的，不能惯着她们，让她们想太多。这种逻辑隐隐有了《使女的故事》的倾向：把子宫当资源，女人除了生育价值外其他的不值一提。

但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保障和法规的完善，女性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影响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地位了，这种安全感让她们在对待结婚和生育时更多的遵从本心，而非参杂利益思考。这种情况下，生育率虽不像第一阶段那么高（在第一阶段，生育其实是女性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所以会有额外动力），但会比第二阶段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本质上这是一种安全环境下的自由选择。

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深挖这个观念，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感不仅仅影响着女性在生育中的决断，还牵动着社会的每个性别与阶层。这一点在北欧历史上就有很好的体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四国的生育率又开始出现下跌，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到2008年前的高点。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福利，社会居住方式还是女性权益其实都没有变化，而最主要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整体安全感下降了。

在安全感低下、阶级差距大的社会里，民众会自发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导致家长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阶级。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补习班学区房家教费以及对小孩学习活动的持续关注，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难以计量，最终导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控制生育数量。但大家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都很清楚，如果你不投入，下一代必然会遭遇阶级跌落，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为自己也为孩子带来巨大的痛苦。即使国家再怎么降低读书的成本，增强基础教育的质量，竞争的本质依然会逼迫家长们不断对标同阶级的其他人，自发的投入更多资源。除非整个社会的阶级差距足够小，保障足够高，最终能提高社会的安全感，降低竞争的动力，否则仅仅靠提高教育的性价比是无法消弭这种沉重的负担的。

除了育儿成本高，成年人谋生都不易，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每个人都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不止，而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的超高房价又压得大部分年轻人透不过气来，成家都艰难。

所以说生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提升生育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让女性退回家庭，独自承担生育的义务，而应该由社会（国家、企业、社会、家庭）来共担生育成本。

只有当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包括那些非传统女性的活动领域），不再因为性别遭受不合理的歧视；只有当她们自主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多社会支持，不会阻碍其事业发展时，女性才不会视生育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