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Claire Billet 图片：OlivierJobard

夜晚，30 多人乘坐一艘小船正漂浮在幽暗的希腊海域。在三个多月的逃亡中，他们跋涉了7000 多公里，现在距离欧洲只有一步之遥。

是什么促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走异乡？为了找到答案，GEO 特约记者跟随两位阿富汗偷渡者前往欧洲——虽然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走到了终点。

希腊已经出现在视线之内，只要到达那里就安全了。然而，橡皮艇的马达还是快不过海岸警卫队的追击。

“欢迎来到希腊”

三个月逃亡的成败在此一举。在长达7000公里的跋涉中，来自阿富汗青年法瓦德和罗哈尼历尽磨难。他们翻越群山，穿过沙摸，忍受着饥饿，躲避着各种警察的追击。

如今，幽暗而深不可测的大海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意味着他们和欧洲之间的距离只剩下15公里。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这里是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的一处海滩。大海的噪杂声弥漫在夏夜中，海浪慵懒地在温热的沙滩上打滚，海滨度假村的外墙沐浴在路灯的金色光线中，迪厅里飘出年轻女孩的阵阵笑声，草丛里的蝗虫唧唧叫得正欢。对于喜欢午夜游泳的人来说，这是绝佳时刻。

法瓦德和罗哈尼藏在一片干枯的草丛后面。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合眼的他们满脸恐惧地和几个来自阿富汗、伊朗的男子坐在一起。这时，一片阴影掠过沙滩，耳边传来了摩托艇的声音，然后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

法瓦德和罗哈尼穿着衣服趟入海中。海水渐渐没过了胸部，在他们高高举起的手中，是装有各自贵重物品的塑料袋。两名“蛇头”站在黑色的摩托艇上，其中一个朝他们低吼着：“快上船，快!”

远处，希腊的萨摩斯岛隐约可见，但由于马力不足，小艇行动缓慢。驾驶员指着远处水面上的灯光说：“这边的灯来自土耳其警察，那边的灯来自希腊。”

小艇的船体有个裂缝，为此，法瓦德要不断地用一个塑料杯往外舀水。船上的30多人大多不会游泳，他们穿着湿衣服，瑟瑟发抖。

突然，一束令人目眩的灯光从摩托艇左边海域射来，希腊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艇正向他们驶来，船上，身穿黑色制服、全副武装的边防警察手持武器瞄准这些偷渡者。他们往橡皮艇上扔了一根绳索，把两艘船连在一起。

其中一名警察朝这边喊道：“不许剪断绳索，否则我们就开枪了。”随后，摩托艇上的人们一一爬上巡逻艇尾部，那些没有按照要求迅速把手放到脖子后面的难民更则被毫不客气地踹了几脚。

巡逻艇的速度快了许多。大约半个小时后，这些难民被命令回到摩托艇上。“欢迎来到希腊。”一个边防警察说道，然后和巡逻艇一起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此时，罗哈尼兴奋地想，他真的来到欧洲了！

两个阿富汗青年的巴黎梦

告别家乡：罗哈尼和一个朋友在马兰詹山上俯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三个月前，来自瓦尔达克省的26岁普什图族青年罗哈尼正在国内四处逃避着追杀。

他是塔利班的一名成员，却因为救助了一位为美军工作的朋友而被塔利班当成间谍，两次被抓，险些丧命。为此，他不得不躲藏在喀布尔的朋友家中。

不久之前，他还在果园里帮父亲采摘苹果和桃子。“那种场景美好得让我想哭。”他用我们意想不到的轻柔嗓音说道。在另外的一些照片中，则是断壁残垣的战争景象。

“战争把我们的心灵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罗哈尼说，“国外的生活比这里好一千倍。”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

一天早晨，在与亲友匆匆道别后，罗哈尼踏上了逃亡的旅途。在手机、换洗衣服和几张护照照片之外，他还随身带有一封塔利班扬言要杀了他的信。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通往陌生世界的通行证。

送别时，没有人的表情是悲伤的，只有表妹在窗帘后面偷偷哭泣。罗哈尼和一位表兄一同踏上了征程，向着临近巴基斯坦的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出发。

在路上，一位司机告诉他们：“巴黎是个繁华的大都市。每天清晨都有直升机往下喷洒香水。”

“和下雨一样吗？”

“对，就和下雨一样。”

“那巴黎肯定有很多花。”

“我爸爸特别喜欢花，我们可以给他寄花种，”罗哈尼说，“我觉得我能当个出租车司机。”

“不会的，你估计会去餐馆烤烤比萨，或者打打零工。”

法瓦德和哥哥凯耶博为美军效力，他们在阿富汗的生活不再安全。他们想去欧洲。凯耶博的孩子只能留在阿富汗。

此时，法瓦德已经到达了贾拉拉巴德。这位身形瘦削、容易紧张的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脸庞和稀疏的头发，看上去远不止27岁。

此前，法瓦德曾为美军基地燃料和物资的补给提供帮助，在路况较差的路段走在货车前方为其引路，一次能挣500美元，相当于他正常月工资的四倍。同样，法瓦德也收到过恐吓信。在收到第三封之后，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法瓦德和罗哈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蛇头”家里。那是一座用绿色和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房子，四周有高墙围绕，一看就知道，房子的主人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到达后谁来负责他们的安全？罗哈尼（左二）和法瓦德（中）在向“蛇头”提问。

“蛇头”是一个30岁上下的肌肉男，在英国生活了6年，英语虽然依旧不太灵光，但却养成了英国间谍电影里的那种气场。他的工作其实更像个导游：自己在阿富汗国内，通过手机联系行程，每个路段安排专人负责。去希腊的一路上差不多有20多段。

偷渡费每人6500美元。其中2000美元需立即支付，剩下的部分交由一个中间人保管，等到他们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再付给“蛇头”。

根据普什图族“荣誉典章”（用来规范本民族个人、家庭、国家的内在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规定，如果偷渡者在路上遭遇不幸，他们的家人可以找“蛇头”报仇。

第一阶段：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

开伯尔山口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对其中一些难民来说，这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

我们和法瓦德、罗哈尼连同其他难民一起坐小巴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小镇托克哈姆。从这开始，手机成了他们和和家人、“蛇头”联系的唯一“生命热线”。

罗哈尼口袋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伦敦、德国、法国那边联系人的电话。第一晚，大家在茶室度过。在摇曳的灯光下，罗哈尼得知法瓦德也想去法国。法瓦德说：“我想去那儿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隔天早晨，一行人开始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天空乌云密布,下着雨，协助他们逃跑的人给了边防人员几张纸币，边防人员没有检查证件就放他们过了境。罗哈尼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之后，他们坐大巴来到了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个路边餐厅。在这里，罗哈尼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一个外国人的感觉：汽车和人力车的噪音、大城市的特殊气味、味道浓郁的饮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他说。

险象环生的旅途：每一次汽车抛锚都意味着危险。一路上必须时刻准备着。

晚上，已经扩大到10人的逃亡小分队被塞进了一家空气浑浊、不时停电的小旅店。法瓦德给他们讲起了之前试图穿越伊朗边境的经历。那里是他们的下一站。

“你们车上一共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问道。

“差不多40个，我们都躺在车后的货箱里。”

“警察发现你们之后开枪了吗？”

“当然了。我们前面那辆皮卡起火了，上面的人全死了。”

“你们被抓后为什么不给他们塞点钱？”

“你要敢这么干的话，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短暂的幸福时刻：在拉合尔，虽然他们还是非法难民，但总算安全了。

两天的等待后，“蛇头”给他们拿来了火车票。目的地：卡拉奇。26个人坐在折叠椅上，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一边看着车窗外贫民窟浅灰色的土房子渐行渐远，直到被黄色的沙漠取代。

车厢里混杂着辛辣的饭菜味和汗臭味。沙尘从窗外飘进来，飘进鼻子里、嘴里，在牙齿间咯咯作响。

罗哈尼感到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很开心，”他说，“我在去往更好的生活的路上。”

到了卡拉奇，行程一下子变快了，一切都得抓紧时间。下一个接头的“蛇头”来自俾路支，他在市区另一头的火车站等他们。法瓦德和罗哈尼身无分文，准备在车后座上凑合一晚。我们决定暂时和这些偷渡者分开，随后再会合。

第二阶段：伊朗—土耳其

几周后，在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附近一个园圃的盆栽棚里，我们再次与大家会合。这里距土耳其边境只有20公里。因为是非法入境，我们准备徒步跨越边界。

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一群男人披着毯子席地而睡。一名女性成员在伊朗加入了他们。31岁的她身材娇小，一身黑衣，脸上被面纱围得严严实实，只能看到眼睛。她坚持睡在一个旧汽车的座椅后面。对她来说，这样至少能保留一点私人空间。

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很久没有洗澡的馊味和绝望的气息。两周以来，支撑罗哈尼、法瓦德和其他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次穿越土耳其边境的机会。

在我们缺席的这段时间，他们夜以继日地长途跋涉，终于穿过了巴基斯坦的沙漠。不过，随着体力的不断下降，不安的情绪也在悄悄滋长。他们越来越憔悴了。

如果在伊朗被抓，必是暴力相向；如果在土耳其被抓，一切前功尽弃。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让人发现，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花钱买平安。

饮食：几周以来，这些人一直在路上。他们早已体力不支，也没有足够的食物。

早晨，他们被饥饿唤醒。他们躺在满是灰尘的地毯上，盯着天花板。塑料做的窗户让这个小棚子看上去像监狱一样。每个人每天有一颗鸡蛋，还有“薄得和纸片一样的面包”。

在山顶已经被积雪覆盖的群山脚下，他们再次启程。罗哈尼满怀敬畏地看着面前的大山，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通往欧洲的这条路是如此凶险，搞不好就会被冻死在这大山里。

罗哈尼把手头所有衣服都裹在身上。在传统的阿富汗服饰——阔腿裤和及膝长衫外面，他又套上了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一件西装夹克以及一件在村子里与人交换来的女式冲锋衣。

天黑后，他们坐在一辆牲口车上离开了这个村庄。新的接头人是两个库尔德人，讲着波斯语，这种语言和阿富汗的达利语很相近。“我们要快点走，你们不许说话，不能发出声响，”其中一个“蛇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一直走，我说停才能停，明白了吗？”

去往土耳其的路上：唯一的一名女性一直被“蛇头”牵着走，她的身体对于这种长途跋涉来说太孱弱了。

下过雨的路面很湿滑，脚下的碎石很容易让人滑倒。在黑暗中，不停有人打踉跄，跌倒在地。一直走了三个小时，前面领路的“蛇头”才停了下来。

“我们没法再往前了。”他们说。因为天快要亮了，再往前走很可能会被伊朗警察发现。那个伊朗女孩呜咽了起来，法瓦德和罗哈尼困得快睡着了。

早晨，两个“蛇头”离开了，留下这些偷渡者。好在，除了天空又开始下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罗哈尼拿出一块离开村子时带在身上的小干面包啃了起来。

下午，那两个库尔德人终于再次出现。一路向前，他们经过了一片满是菜地、小溪和鹅卵石的原野。而蛇头则一遍遍地强调：“不要停。”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来到了最后一座山峰脚下。又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终于下了山。

两个新的“蛇头”接管了这伙人，而之前那两个库尔德人从每个人手里收取了500美元后原路返回。此外，偷渡者在伊朗的委托人、也就是阿富汗那边“蛇头”找的伊朗下线，还会给他们俩每人支付800美元。

“我们到土耳其了！”法瓦德激动地说。但在别人听来，他并不是很兴奋。

欧洲呢？依然很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