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阿富汗青年法瓦德和罗哈尼,因为为美国人工作或帮助了为美国人服务的朋友,遭遇了塔利班的死亡威胁,他们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
在各路蛇头的周转之下,他们偷渡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目标是法国巴黎。一路翻山越岭东躲西藏,他们的愿望能最终实现吗?
撰文:Claire Billet 图片:OlivierJobard
在土耳其,两名青年与其他偷渡者坐上牲口车,踏上了新的旅途。
他们会在不同的藏匿地点睡上几个小时,在山间的冰冷溪水里清洗满是泥浆的衣服。之后,为了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他们又被分成一个个两人小组,从东向西穿越这个国家。
在穿越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不得不怀揣一张伪造的联合国难民署的通行证,24小时坐在长途汽车上。
伊斯坦布尔给罗哈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行色匆匆的路人、出售酒类的柜台、高楼大厦、着装西化的妇女、有轨电车。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他眩晕。不过,有一件事他还不太敢做,那就是直视女性。
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姆卡普地区,仿佛每两个房间中就有一间藏着难民:非洲人、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法瓦德和罗哈尼每天都要刮胡子。
一个“蛇头”负责给他们提供食物,并用各种借口让他们继续等待,以至于坚持等待的偷渡客常会和他发生口角甚至动手。
等待了十天后,他们终于可以进一步行动了。目标:爱琴海边的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不能带任何行李,手机只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藏身地点位于伊兹密尔附近的一个果园。
第二天清晨,两名男子闯入了大家藏匿的地点。是警察!法瓦德和一个同伴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绝不能在离胜利一步之遥时被抓。难民们几乎是在同时四散而逃。
其中一个人拿出手机,边跑边给“蛇头”打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要坐大巴去伊兹密尔!”最终,他们成功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在伊兹密尔的长途客运站,他们登上了一辆厢式货车。一段不长的旅程后,他们在一个海滨度假村旁边下了车。接下来,他们将要坐船渡过爱琴海,前往希腊。
即将与他们共度这段考验的20位阿富汗人中还有一位妇女。她显得很害怕,因为没有人能给她一件救生衣。“这太危险了。”罗哈尼轻声说道。即便有救生衣,那么多人同时坐在一艘船上,也让他很担心。
事实证明,希腊海警那句“欢迎来到希腊”纯粹是调侃(在本文开始部分,难民船被希腊海警发现并哄骗他们)。希腊海岸警卫队把摩托艇的外悬式发动机拿走了。橡皮艇只能随着海浪在海上漂来漂去。
“我们落在上帝手里了,”罗哈尼说,“这是我们的宿命。”在黎明时分的朦胧光线里,一艘白色船只的轮廓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船上挂的旗子不是希腊的,而是土耳其的。
一切都清楚了:希腊海岸警卫队把橡皮艇又拖回了土耳其海域。这种集体驱逐的行为在欧洲是被明令禁止的。
罗哈尼的旅程到此结束了。他从土耳其被遣返回阿富汗。从此,他又将过上东躲西藏的生活。
第三阶段:
土耳其—法兰克福
在土耳其被拘留三周后,法瓦德得到了释放,因为他坚称自己尚未成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他向我们说起了一位名叫阿兹扎的姑娘。
他曾想与这位姑娘结婚,但是她的家人把她许配给了别人。“这是我心中的伤痛。”法瓦德说。他希望能够治愈这个伤痛。
法瓦德在伊斯坦布尔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家网吧中度过的。他与在德国以避难者身份生活了三年的弟弟取得了联系。他弟弟的建议是,尝试坐船去意大利。这段行程需要额外缴纳6000美元。这笔钱将由法瓦德在喀布尔的哥哥向“蛇头”支付。
经历了三周的等待后,法瓦德将与另外130多名难民一起躲进了一艘木质渔船的船舱里。这130多人多数都是乌克兰人,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
五天后的7月29日,法瓦德终于到达了意大利。晚上,“蛇头”命令他们下船,然后把船开走了。此时,西西里岛的一段海滩已经在视线范围之内了。“妇女和儿童都哭了。我跳进了水里,拼命游向海滩。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法瓦德说道。
此时的法瓦德已经筋疲力尽。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蓬头垢面,口袋里只有少许美元。他在田野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然后步行到达了西西里北部。
这段时间里,他在海滩上过夜,在公共浴室里洗漱,他偷偷潜入渡轮,搭上火车,不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法瓦德的希望很简单:“如果不打架,不偷窃,努力工作”,警察应该不会找他的麻烦。
经过罗马和文蒂米利亚,法瓦德到达了巴黎。我们在巴黎的维尔曼公园见到了他。孩子们在草地上尖叫、嬉闹着,而法瓦德则面带失望的神情,坐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草坪上,倾听着其他难民的故事。
他们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但却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定居下来。他们没有工作,居无定所,只有穷人救助站愿意给他们提供帮助。
“这不是巴黎。”法瓦德最后说道。他的意思是,这不是他之前想象的那个巴黎。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比在阿富汗时还要艰难。
在阿富汗的时候,每家的房子至少有一间客房,即使是最不受欢迎的仇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给他借住。
法瓦德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但到底该怎样开始?该从哪里开始?
雷巴赫位于德国西部地区,是一个约2万人口的安静小镇。在一个居民区旁,矗立着一些灰色的双层楼房,每一幢都有编号。这里住着1200名避难者。法瓦德住在第11单元。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法瓦得显得十分沮丧。他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就坐火车来到了德国。他的头发剪得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两边比较短,头顶抹了发胶,身上的运动鞋和T恤依然是在西西里岛跳下船时穿的那套。
他和另外两名男子同住一屋,房间里有双层床、小桌子、冰箱和几个金属架子,墙上画着波斯语“爸爸,我爱你”的涂鸦,旁边是孩子画的小船。法瓦德现在每个月有137欧元的零用钱。
如今,法瓦德在喀布尔的哥哥必须要将证明他身份和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塔利班威胁的材料寄到德国来。而法瓦德也不愿意让亲人们知道他正住在一个仓库里,因为他们在法瓦德身上寄托了太大的希望。
几周以来,法瓦德一直在等着他的避难申请获得通过。他不知道这样的等待还要持续多久。“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上学,”他告诉我们,“而且,我完全无事可做。我觉得我要疯了。”
本文作者Claire Billet和摄影师OlivierJobard始终担心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当他们不得已向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表明身份时,对方却怀疑他们的身份是伪造的。
页面更新:202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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