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物展现出来的具体特征外，还有服饰演变规律，发展的路径。所谓规律，就是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就是几千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拿来使用的东西。

通过对我们衣冠历史的整体观察，发现有以下一些经常出现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究，不能说这些就是规律，但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比如古代一次又一次的“复古”思潮，返本开新的努力；比如古代层累构成汉服体系的过程，旧有款式积累沉淀下来并未丢弃，而新的款式不断加入，整个体系呈现出愈加庞杂的面貌；还有比如说体系的发展驱动力，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有戎装与民间服饰的转化，有吸收外来元素与对外影响的双重因素……规律需要深入研究、严肃总结。

在理论和实践反复打磨成熟之前，可以对一些演变的路径进行初步探索，比如特征元素的不断重复、文化意义的附会、典型特征的重新整合，仿古而非古，以及对古代风格和意象的沿袭……本系列后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在详细阐释具体的形制演变方法论之前，需要先谈谈汉服形制的本质是基于体系的演变。

一些个别元素的应用，不过是非本质属性的使用，改变不了本质问题。如果说用了一点刺绣、花色就是传承，那么今天的西方T台上的中国风岂不是可以号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者？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

一种成熟的文化，是有独立核心和相应边界的，这个有边界的文化就应该被称为某某体系。所以，我们在谈形制之前，首先要谈的是汉服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而不是把汉服分裂成若干个款式，就像博物馆陈列珍品一般，孤立地谈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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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有个特点就是，大象无形。从整体上看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肯定是与周边的其它的不一样，但是你要很具体的划分出来，又牵涉到很多东西，无法进行界限明确的划分。汉服体系目前来看，可以划分为核心部分、探索研究部分、周边衍生部分、与其他体系交叉部分，有很多模糊的地带，不能一概而论。

从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存在，不等于这些东西便可以轻易地证实或者推翻汉服体系；在今天也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争议颇大的新鲜事物，不等于这些东西就可以归纳入汉服体系或者被踢出去。

因为现在讲概念，讲定义，就意味着要把这种过去模糊状态的文化进行切割和明确，在这种人为的切割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错误。

我们说古代汉服是一个体系，更多的是指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门类，而不是指先验地存在一个指导性的体系，存在一个着装规范，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这个规范去穿着打扮。尽管有周礼，尽管有舆服志，笔者并不认为这些制度就等于古代汉服的体系，它们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成文部分，沉淀部分。

从整体上来讲，古代汉服是所有人都在遵循的一种习惯和常识，是理所应当的日常生活体验。在所有人整体的生活经验中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发明，意外和特例。

比如破肩缝的比甲，泰州明刘湘夫妇墓出土素绸绵背心，采用横纱向排料，衣身两侧连通不裁开，在肩部缝合。但是这些特例和模糊事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并不能证明古代汉服体系没有了或者消失了或者不存在了。

比如朱熹等人指出当时社会流行穿着的圆领袍靴子等“大抵皆胡服”，这里存在当时的人对当时体系的认知问题。

圆领袍等款式是主动吸收进体系的元素，并且得到了长期的本土化改造，最终成为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就好比佛教还曾经被强烈地排斥过，经过千年来的本土化之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反对者总是用圆领袍来说事，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谬论：一对夫妇在他们认识之前是陌生人，所以推导出这对夫妇现在依然是陌生人。

既然汉服体系就像中国饮食、建筑、文字和音乐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门类。

汉服体系发展了数千年，本身有着漫长的历史，有着复杂的演变历程。暂时总结了体系呈现的几种发展趋势：

1、曲折前进的发展趋势，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前进。比如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用“衣冠”来指代中原士族，但是从服饰文化本身来讲，也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汉服体系的一次曲折经历。比如“万国衣冠拜冕旒”体现了汉服体系的扩大，而“衣冠南渡”体现了体系的缩小。

2、层累的积淀而成。总的趋势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简单到复杂，在保留原有的主干和枝干前提下，又不断地生发出新的枝叶和花朵。随着时间推移，汉服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纺织技术、印染技术、刺绣工艺、制衣工艺等都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而服装款式也是随着时间积累越来越多。除了上衣下裳、上衣下裤，衣裳连属的深衣，还有上下通裁的袍服；除了交领，还有对领、曲领、圆领、袒领、方领、竖领等；除了大袖，还有垂胡袖、窄袖、琵琶袖等。

有人会说，汉服里面也有被自然淘汰的款式，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绕襟曲裾深衣这一大类型。从魏晋开始逐渐消失，到了明代，已经没有孑遗和痕迹。既然已经一千多年都没有再穿了，那么现在再把曲裾拿来作为复兴的部分，是不是不顾事实真相和历史潮流？既然曲裾已经被自然淘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去研究和恢复？特别是当代汉服运动的开端，是王乐天穿“曲裾”上街作为起点的，那么否定曲裾也就否定了当代汉服运动对自己发展历程的建构。

绕襟曲裾深衣，是汉服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内容，它跟汉服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那么不能因为它功能性减弱而否定了其民族性和传统性。

西汉时期长寿纹曲裾袍 中国妆束复原团队制作

绕襟曲裾深衣这种款式的功能性减退是跟中国家具发展史有关，也与中国人的起居生活方式演变有关。

绕襟曲裾深衣将腿部缠得很紧，而且腰部重心靠下，这样做的原因是便于正坐，而魏晋之后由席居逐渐转变为高足家具，再缠住腿部就没有必要了，襦裙渐渐成为主流。也有一种可能性是由于魏晋南北朝大动乱、战争频仍，人口大规模减少，出现了文化断层，绕襟曲裾深衣的制作工艺失传。

唐朝时期还有一些文物，在细节上还有对曲裾杂裾的细节刻意追求和模拟。说明并不是古人真的不喜欢而自动放弃了。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去传承。

在今天构建现代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功能性、实用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绕襟曲裾深衣这种类型的服饰延续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当然是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需要认真研究和复兴的部分。服饰文化是没有绝对的单向的发展方向，审美也是，所以不存在进步、进化这类概念。

中国历史传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就是对以往所有传统的总体梳理继承，再开创新的局面，称之为“继往开来”。这种对前代的整体继承和梳理也可以总结为“集大成”规律。今天我们要构建现代汉服体系，自然也要追根溯源、整体梳理，站在中国整个历史的高度去整理。

返本溯源的趋势

不断地返本溯源，追索起源，重建传承之统绪，是汉服体系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以高等级的礼服为例，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多次重建冕服制度。冠冕衮服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服饰文化，孔子所称的“服周之冕”的“冕”，也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外在形象表征。

在西周之前，原型应该是来自于巫觋文化，原始本意是祭服，带有沟通上天与鬼神的文化含义，西周礼乐文明进行了升华和改造，演变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这一套天子诸侯公卿穿着的高等级礼服，是汉服体系主线索中的代表性服饰。

但是这条线索并不是天然地一直高居庙堂，实际上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命运反复曲折。西周时期定型的冕服制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被“僭越”，但是冕服本身还是高等级礼服。秦始皇废除了六冕制度，保留了袀玄，是冕服文化的一次重大的收缩。

直到西汉明帝时期，才重新恢复六冕制度，这是第一次回归主线的举措。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通过国家礼制的建立，重新树立冕服最高等级礼服地位，这是第二次回归主线的举措。

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确立冕服最高等级礼服的地位。到了明朝，冕服是最高等级的礼服，是第三次回归主线的举措。清朝彻底废除冕服制度，重新另起炉灶建立了一套礼服制度。

辛亥革命之后，出了一套祭天礼服，似乎回到了其本来的原点。但是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去掉政治政权或者阶级属性，依然被当作是皇权、政治意味浓厚的象征物，与当时世界潮流完全背离。

因此袁世凯的祭天之举被称作汉服复兴的“死亡之吻”。在今天，理应在剥离掉皇权政治阶级属性之后，将冕服回到其祭服的原始功能上。

用冕服作为例证，只是想证明一点，就是汉服体系中，有些特定的文化元素是反复出现的，而礼服（包括不限于冕服）是其中主要载体。

如果说统治者重建冕服制度，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加强统治，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那么历代知识分子对“深衣”的多次重复叙述，却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考量的。这些学者并不是服装爱好者，更不会自己动手做衣服，在考古学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认识都与实际文物有差异。

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服饰史、器物史，而是依附于深衣上面的思想理论，所以学界依然认为他们是在重建同一种事物。

民国关中大儒牛兆廉先生，图中着白色深衣者

历代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返本”式服饰构建行动，都是基于文本的“礼义”而非考古实证的复古。比如圆领袍下面加上横襕，称之为“襕袍”；比如“方心曲领”，都是一种典型的“想象的构建”。

这些细节再次证明了汉服史从来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中国服饰史，可能更加接近中国思想史。

希望有人能够从这些现象和趋势，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早日探索出汉服体系的发展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