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彭述之）

我在前面介绍向警予、罗亦农等人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一个党内风流倜傥的人，这个人就是彭述之。今天就说说这个人。

彭述之，又名张次南、陶伯，18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隆回县三都转角丘（今隆回县中团乡转角丘村），家乡离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过十数里地。彭述之家境殷实，属于当地的小地主。他从小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国学功底深厚，后入宝庆县中求学。在校期间组织学生会，参加反对袁世凯、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中学毕业后曾经担任一年小学教师，随后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北大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先后在长沙、上海参加革命活动，10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留苏期间，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还以苏共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的市区代表大会。彭述之理论功底深，文才出众，口才又好，而且有着一股湖南蛮子的工作热情和执着劲。很快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赏识，1924年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同年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与《新青年》杂志。彭述之回国后立刻进入中共的核心层，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五名委员之一（相当于日后的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相当于中宣部长），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另三名中央局委员是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从此，彭的命运和陈独秀捆绑在一起。做过中共“二把手”，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豪的经历。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在苏联的撮合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北伐开始。但陈独秀、彭述之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抱否定态度，认为过火的运动打击了北伐军中下级军官的积极性（因湖南等地的许多被农会斗争的地主是北伐军官的亲人），彭述之主持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是陈、彭等人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批评。在1927年5月于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彭述之被挤出了中共核心领导层，瞿秋白在会上抨击“彭述之主义”。1927年9月彭述之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2月北方局撤销，改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1928年4月，彭述之因坚持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共领导集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在“中东路”事件后，二人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主张。1929年10月26日，两人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并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 。信公开后，二人被开除党籍。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在托洛茨基的倡导下，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彭述之也成为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1932年，彭和陈独秀因反对国民党政府被捕，在法庭上法官问他：“你反对国民政府吗？”他回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法官问他为何要反对国民政府，他说出三点理由：政府不抵抗外敌入侵；政府无能力阻止军阀混战；政府使人民不得自由。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彭述之和陈独秀等人出狱。陈独秀此时已脱离了“托派”，隐居四川江津，重回做学问的生涯。而彭述之依然扛起了“托派”领导人大旗。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场中，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彭述之本人也成了国共两座“庙”都不收的“异类”。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前夕，他深知他和“托派”人士，比那些国民党被俘军政大员，更将被新政权所不容。他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将该党总部迁至香港。1952年，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先后流亡越南西贡、法国巴黎，最终定居在美国。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彭述之是一个风流才子型的革命者，他举止潇洒，谈吐幽默。1925年，彭述之以中共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的才华和举止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 彭述之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于是彭述之和向警予很快坠入情网。等到9月蔡和森回到上海后，向警予对蔡和森坦白了与彭述之的关系。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彭述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为了挽救"向蔡同盟"，中央决定让向蔡二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蔡和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是，破镜难圆。向蔡在莫斯科理智而平静地分手了。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后，彭述之心情非常糟糕，并开始酗酒。这时，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出现在彭述之面前，最终与彭述之走到了一起。婚后两人感情很好，虽经历了彭述之被开除出党、漂泊海外的颠沛生活，但两人一直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