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王荷波）

知道王荷波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当时也只是知道他是党的早期党员、烈士，至于他的生平事迹则是差不多十年前才真正有所了解。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户贫民家里。他早年读过两年私塾，此后就协助父亲分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01年春，王荷波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他在华东地区海军当过水手，后流落到海参崴、哈尔滨等地做苦工。1903年，俄国修筑东清铁道支线，他又从海参崴转到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日俄战争后，旅顺、大连又从俄国的租界地变成日本的租界地，王荷波为生计所迫，只得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继续在铁道工场当一名工人。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当时的王荷波也积极参加了反日斗争。他不愿再替日本人干活，便离开大连。经过一年的漂泊，于1916年夏来到扬子江畔的浦口，在浦镇机车车辆厂当钳工。他在工厂里从不巴结工头，待工友们慷慨无私，工人们对他十分敬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王荷波就已经开始自发地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传入中国，许多进步报刊发表文章称赞俄国革命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王荷波在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书刊中，开始接触新思想，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只有斗争才能求得解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荷波立即组织浦镇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南京人民的五四爱国斗争。当时，津浦铁路从山东韩庄到浦口段，属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洋人和工头狼狈为奸，挖空心思压榨工人。1920年5月，总监工布拉克为防止工人在厕所里聊天，竟下令拆掉厕所。针对这种情况，王荷波和机车厂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量后决定组织全厂工人实行罢工。于是下班时，王荷波在厂门口向大家公开发表鼓动罢工的讲话。第二天，全厂没有一个工人去上班。王荷波团结工人和厂方进行说理斗争，针锋相对地向厂方提出取消所有罚款条例、重建厕所、加薪一成和向工人赔礼道歉等四个条件。在罢工的压力下，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使这次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们争得自己的权益后，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从此，大家更加拥护王荷波。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渐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光靠结拜几个兄弟，力量太小。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忙于筹办工会，并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那一年，厂里工头张裕把工人们的年终双薪悄悄扣下妄图私吞。王荷波抓住这个机会，在工人们中间进行了串联，鼓动工人团结起来与工头作斗争，迫使工头不得不把钱退还给工人。在事实的教育下，工人们强烈要求组织起来。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车车辆厂的工会成立，王荷波被选为工会会长。这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生下一个女孩。王荷波喜笑颜开，为了庆祝工会成立，给女儿取名“职工”，这就是王荷波的大女儿王晓珍。厂工会成立后，就把关心工人的生活、处处维护工人的利益作为中心工作。由于军阀混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人的生活更加艰难。王荷波就和工会代表一起，向路局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发放冬季棉衣等条件。却遭到路局的无理拒绝。一个星期日，王荷波带领着浦镇机车车辆厂的几十名工人趁津浦铁路特别快车进站之时，卧轨请愿。武装护路队长下来问话，王荷波代表工人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们生活有倒悬之急，交通部不能坐视不理。”铁路当局为了不误火车正点，答应让工人派代表进京谈判。王荷波义不容辞地肩负着浦镇铁路工人的重托，只身前往北京，找北洋政府的交通部讲理。面对交通总长及其他官僚们王荷波据理力争，迫使北洋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斗争胜利了，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增，资本家对工会也开始刮目相看。王荷波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发动工会督促资本家为工人修建浴室、开办夜校、子弟学校和合作社等，使工会成了团结工人反抗压迫的坚强堡垒。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大罢工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经徐州到浦镇，直接考察了浦镇机车车辆厂工会，他认为这个工会办得很好，就介绍会长王荷波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与王荷波建立了革命友谊。1922年6月，罗章龙又介绍王荷波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王荷波结束了自发斗争的历史。不久，由王荷波等领导的浦口党小组正式成立。1922年秋，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浦口很快成立了铁路工会，并吸收搬运工人集体加入了铁路工会。王荷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他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有时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他严于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儿的一文钱，深得群众信赖。工人们亲切地称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为“王胡”。由于王荷波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大公无私，深受工人的爱戴，在他40诞辰的那天，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漆木匾，上书“品重柱石”四个金色大字，敲锣打鼓，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这四个字体现了工人们对王荷波的崇敬和爱戴。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这次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但彼时，工运领袖王荷波被敌人盯上，敌人准备对其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王荷波通过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弟王大华，换上海军军服，乔装水兵，混进江利号军舰离开浦镇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那年他41岁。王荷波离开浦镇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以后，妻子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夏林送回福州老家，又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处。由于王荷波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愈加困难，他曾对妻子说，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1月31日，王荷波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赴郑州参加将于2月1日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前，王荷波和各地代表一起顶着军阀吴佩孚的重重压力，为大会按时召开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军阀政府破坏，成立大会被迫中止。随后，京汉铁路党团负责人决定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国工人声援。王荷波立即离开郑州，到津浦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站，组织工人做总罢工的准备工作。2月6日，王荷波赶回浦镇，连夜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他沉痛诉说了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情况，传达了总同盟罢工的决定，大家表示坚决声援京汉铁路的兄弟们。在王荷波的统一部署与指挥下，水陆两路工人同时罢工，刹时间，浦口水陆交通全部瘫痪。正当浦口罢工继续进行时，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敌人十分害怕王荷波，密谋暗害他。党组织得知这个消息后，帮他秘密离开浦镇。在群众的掩护下，他离开了浦镇机车车辆厂转入山东，指导济南、青岛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广州来到上海。王荷波肩负中共中央赋予的两个使命：一是物色、租借中共中央局办公用房，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作准备;二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改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作准备。经过现场周密察看，特别是对安保方面的翔实调查，王荷波建议中共中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中兴路交叉处的三曾里三户楼。中共中央经研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租房手续。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进驻闸北，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据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是很出众的。”他经常到铁路、船厂、海军部队以及南京、无锡等处指导工作及向工人群众讲演。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担任执行部调查干部。他们为坚持中共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1924年5月，王荷波、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彭述之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伊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他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1925年1月，王荷波在党的四大会议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与罗章龙两人共同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同年2月，他在郑州举行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干事。他积极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教育训练工人，千方百计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5月上旬，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王荷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6月中旬，王荷波以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受党中央指派前往郑州指导河南的工运，并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同年9月，在王荷波和区委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河南省总工会。由于王荷波等同志的努力，全国18条铁路有组织的工人激增到21万人。1926年2月7日至16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举行，受到天津数十万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会高举国民革命旗帜，号召全体会员组成一致反对日法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王荷波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后，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逼迫北洋政府接受“超越《辛丑条约》”的无理要求。国共两党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向北洋政府示威请愿，王荷波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3月18日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李大钊携王荷波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最前面。代表们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只见执政府门前排列卫兵及手枪队，东西辕门都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也露出了机枪枪口。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陈毅连忙招呼王荷波“赶快把胡子（李大钊）送走”。可是李大钊根本不肯离开。形势万分险恶，再也不允许片刻迟疑。王荷波不由分说，把李大钊拉到东辕门。此时东西辕门已将关闭，王荷波用力将辕门拉开，护送李大钊离开。王荷波掩护李大钊刚刚撤离，军警就向游行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重伤2000余人。在三一八惨案前后，王荷波几乎每天都和李大钊在一起，既共同商讨反帝反军阀的大计，又负责保卫李大钊的安全。奉直联军占领京津地区后，王荷波回到上海，5月，在广州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秋，王荷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肩负两项重要任务，一是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策动隶属北洋政府的闽系海军倒戈，参加国民革命;二是指导福建党建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有许多亲朋好友在海军服役，做海军策反工作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央指示，王荷波从两方面入手开展对海军的工作。最终，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很快占领福建全省。福建海军举事在上海海军官兵中产生强烈反响，王荷波趁热打铁，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海军官兵中建立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此后，中共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上海的辣斐德路辣斐成坊是北伐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王荷波经常在这里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常常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在此期间，王荷波多次回到福州，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整顿中共福州特委。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特委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40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3月18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他说服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脱离北洋军阀，指挥参加起义的“建威”、“列字”等军舰炮轰孙传芳的龙华司令部和高昌庙兵工厂。3月21日，王荷波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根据党和上海总工会的指示，他的主要任务是组建铁路工人纠察队，组织铁路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并协助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工作。起义开始后，他为周恩来总指挥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的统一领导下，王荷波始终亲临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作战，起义终于赢得了胜利。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密谋策划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４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第26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枪声大作。王荷波急忙从“新海军社”赶赴上海总工会，中途被国民党士兵扣住，幸好遇上他的表弟、海军副营长黄桐藩，巧妙地将他释放。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相继离开上海。4月22日，王荷波扮成渔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前往汉口。在那里，他出席了党的五大，五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委员7名：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中共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中共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王荷波也成为了中纪委历史上的第一任书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为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王荷波和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会上，王荷波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北方局下辖顺直（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满州、山西及内蒙古各支部。随后，王荷波动身前往华北。王荷波与蔡和森于9月到达天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随后，王荷波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深入基层，亲自调查天津、唐山的工运情况和玉田、遵化的农运情况，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的是，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被捕的党组织领导人中出现了叛徒。10月17日，交通员王茂林在街头被军警盘诘并逮捕，泄露了开会地址。18日，王荷波在北京政法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落入敌手。在叛徒的供述和指认下，奉系特务、军警相继搜捕了数十名北方局和北京市委领导成员。在审讯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才承认自己的姓名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王荷波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军阀张作霖深恐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签署了杀害王荷波等人的命令。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等18人被绑着押上了军阀政府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几辆刑车。刑车刚到安定门外箭楼附近就猛然刹住。王荷波等18人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车上下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走到芦苇深处。刽子手开枪行刑，王荷波高大的身躯倒下，被就地草草掩埋。牺牲时，王荷波45岁。
王荷波牺牲后，周恩来万分悲痛。但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很好地收敛和安葬烈士的遗骨，成为周恩来的一件憾事。解放后不久，周恩来在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组织力量寻找王荷波的遗体，并表示找到遗骨后会亲自来革命公墓主持移葬典礼。吴晗把这件事交给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市公安局和民政局成立一个由曹恩堂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由于已经过去20多年，已找不到当事人，只好在堆满两大屋子、五花八门的京师警察厅档案中查找线索。小组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分头查找，最终在档案堆里找到了王荷波等18人在安定门外箭楼边就义情况的记载。几个人报告给薛子正后，并立即骑车赶到了箭楼门外的乡农会核实情况。第二天上午，在乡农会和当地几个老人的回忆指认下，挖掘工作开始。经过几天艰难的挖掘，终于在第三天中午首先挖出了一个颅骨，紧接着几具尸骨相继出土。天黑前共挖出了15具遗骨和一只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鱼鳞底皮鞋，另有3具遗骨没有下落。当晚，公安局对现场予以保护。第四天上午，能找到的烈士亲属都来了，开始辨认遗骨。因为王荷波生前长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遗骨中有一具明显大于其他人，加上那只他曾经穿过的鱼鳞底皮鞋，其亲属很快就认出了他的遗骨。其他14具遗骨也陆续得到确认。对于那失踪的3具遗骨，后经询问他们的亲属才得知真相。原来在被行刑几天后的一个夜里，三人的亲属已经偷偷把遗体挖出，运走埋在了其他地方。后因地貌改变太大，埋葬地点未作标记，亲属们也已无法知道埋在何处了。吴晗把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了王荷波等烈士移葬委员会。1949年12月11日，周恩来与彭真、李立三等领导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亲临八宝山参加王荷波等烈士的移葬典礼。周恩来身穿灰色大衣，神情庄重，率数百群众向烈士遗骨深深地三鞠躬。典礼结束后，烈士们的遗骨被临时安葬。后来，公墓又为18位烈士修建占地约100平方米的集体墓园，并竖立了一块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写道：“王荷波等同志，曾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于同年十一月初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