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罗亦农）

前面在介绍刘少奇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党最早的党校是由一南一北两个人分别开办的。南方的安源党校创办人是刘少奇，北方的北京党校创办人是罗亦农。今天就说说这位前辈。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1902年5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罗氏家族最有名的最有名的是“湘军之父”、理学大师罗泽南。罗亦农的父亲罗子厚是管辖罗家几所公堂的地方团总，家里在易俗河街上开有多家店铺，是富甲一方的乡绅。优越的家境，让罗亦农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罗亦农7岁入私塾，11岁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的学馆读书。1916年，罗亦农考入美国人在湘潭县城办的教会中学——益智学校，并加入该校的“学生自治会”。在校期间，他参加捣毁焚烧日货的斗争，受到校方的严重警告，于1917年愤然退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罗亦农不顾家人的反对，于1919年6月只身来到上海，先考进一所中学，后因父亲不肯寄钱交不起学费，于是在一家报社做起了校对工人，正是这份工作让他接触了《新青年》杂志，比其他年轻人更早地了解到进步思想。有一天，一位中年男人和他聊校对的事情，顺便聊了聊兴趣爱好，还问罗亦农怕不怕事，罗亦农回答到：“我都一个人闯到大上海，有啥可怕的？”中年男人大加赞赏：“有湖南人的辣劲儿”。这个中年男人正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结识陈独秀之后，罗亦农经常到陈独秀的寓所同他交谈，通过在印刷厂的工作和陈独秀的渠道，罗亦农阅读了大量进步文章，特别是在陈独秀那里，他读到了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1921年春，罗亦农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起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临行前，他从上海回湘潭探亲，告诉家里人：“世界要变”，“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外出求学前，罗亦农想到即将远离家乡，母亲年事已高，眼睛不好，行走不便，他就到附近的山岭上，砍伐了一根精心选择的茶树枝，亲自将它制成拐杖，送与母亲。让拐杖替他伴随着母亲日日夜夜。罗亦农母亲个子较高，当时制作时拐杖长度为1.7米，现在的长度约有110厘米，消失的60厘米，是罗母在40多年的使用过程中，一点一点磨损掉的。顺便说一句，罗亦农的身材也非常高大，继承了母亲的基因。1921年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罗亦农等首批中国学员组成中国班。中国班第一批学员，包括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彭述之等人，罗亦农被大家推举为中国班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这年冬天，罗亦农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次年1月，与瞿秋白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罗亦农回国，被派到广州参加革命运动。“五卅运动”期间，他和陈延年、周恩来等共同组成中共广东区委“临时委员会”，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罗亦农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多次起草传单以鼓动工人罢工斗志，并协助罢工委员会妥善安排了进入广州20多万香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同年10月，罗亦农被中央调往北方区委党校主持工作。北方区委党校即北京党校的校址选在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办学资金由李大钊通过苏联大使加拉罕加以解决，校长由罗亦农担任，教员有赵世炎、陈乔年等。罗亦农在任校长期间，事无巨细，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故党史上有罗亦农“一个人办一个党校”之说。由于环境恶劣，为了培养纪律意识，北京党校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在校期间学员一律不得外出。不经罗亦农批准，学员不得自由行动。上午和下午上课或听报告，空余时间和夜晚自修，整理笔记。学员每10人分为一组，推选一位组长，召开小组会，对学习体会和心得进行讨论。对教员所讲授的内容，如有不解或疑问，可随时提出，教员予以解答。为了提高学员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罗亦农在计划讲授的课程之外，还经常组织时事问题的报告和讨论。在罗亦农的精心筹划和辅导下，学员们虽然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但学习情绪高涨，收获很大，开学后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预定的教学计划，提前结业。部分学员学习结束后返回原地工作，有的被指派到北方其他地区及广东、湖南等地工作，不少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1926年，他在任江浙区委书记期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特别是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代表上海区委宣布了当天中午12点举行全市总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这样，上海80万工人正式进入有组织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区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里，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三人负责具体指挥，但这个指挥部须接受党中央陈独秀的指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三人的具体分工是：周恩来负责战斗最为艰苦又是起义成功与否的关键的闸北地区的指挥，赵世炎赴市南区指挥，罗亦农留总指挥部，负责传达中央陈独秀的指示及负责南北两区的协调与联络。战斗进行到22日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全市的战斗除闸北火车站外，已全部结束。但闸北火车站不仅有奉鲁军的指挥部，配备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帝国主义的军队配合奉鲁联军作战。陈独秀得知这一消息后，提出要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并派郑超麟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了起义总指挥部。罗亦农听了这一命令后，对整个上海内外的环境作了分析，对敌我力量进行正确评估后，拒绝接受和传达这一命令，使起义得以继续进行。至下午6时，起义结束，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3月22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上海九亩地新舞台召开。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罗亦农当选临时政府委员。在这次起义过程中，罗亦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28年7月，周恩来在党的六大的《军事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指出：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五分钟的决心”，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共中央“是动摇的”，而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按：指中共上海区委，1927年4月改为江苏省委)和“军事的指挥者”，“对于这次暴动是没有一点动摇”，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亦农撤离上海，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随即，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罗亦农接替张太雷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在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主持制定了详细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后，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暴动与党务工作。1927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罗亦农出任主任(中央组织局之下包括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各部和秘书处，它把中央各部合起来统一工作，以减轻政治局的日常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书记处)，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会议为便于领导各地的武装暴动，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自中央至地方实行巡视员制度。长江局撤销，罗亦农改任中央两湖巡视员，到两湖地区布置暴动工作。年底，他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央所在地工作。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负责起草了《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与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正当准备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之际，1928年4月15日上午，刚刚回到上海没有几天的罗亦农邀请邓小平到组织局地处英租界戈登路（现江宁路）望志里的秘密地点商量处理事情。很快处理完事情的两个人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一前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先走了一步。就是这先离开的一步，两个人的境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先从后门离开，走到了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这个修鞋匠是特科人员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愣了一下，他看见那个鞋匠的手势，这个手势的意思是“出事了，赶快离开！”，邓小平不敢停留，加紧步伐离开，在穿过街口的时候迅速回看了一眼，就见几个身穿便衣的探子堵在了机关门口，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这时罗亦农正与山东省委书记吴芳谈话，英租界巡捕房的一群捕探突然冲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遂将罗亦农带走。罗亦农的被捕情形非常蹊跷，因为敌人非常明确地认出他就是罗亦农，而且径直上前，只抓了他一个人，除此以外，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事情，就连抽屉里面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显然这是内部出了奸细，出卖的罗亦农。（我查了有关吴芳烈士的材料，当时他确实与罗亦农在一起，但没有被捕。过几天再单独写吴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立马派人去找自己在巡捕房的内线打听情况，过了很长时间，来人才带来了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的消息，听完来人的汇报，顾顺章和陈赓立马断定奸细就是主持这个秘密基地的何家兴和贺治华夫妇。贺治华是朱德的第三任妻子，当年出国留学时生下女儿朱敏之后，她贪图享乐，抛弃了朱德前往苏联和何家兴结了婚。回国后的两人在罗亦农的领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上海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们的手中能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其中很多是中央的负责人。何家兴夫妇为了得到敌人的赏金，不惜把罗亦农出卖了。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除掉这两个叛徒。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治华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治华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何家兴和贺治华。但后来贺治华没有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给国民党送到医院救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治华，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治华已难作祟，饶她一命。贺治华从此在上海滩销声匿迹。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打算用伪装送丧的方式营救罗亦农，可是敌人已经知道了罗亦农的身份，营救未成功，敌人抢先一步将罗亦农送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狱中，他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21日，罗亦农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6岁，成为第一位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牺牲后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文称：临刑前的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态度仍极从容，并书遗嘱一纸”。周恩来惊闻罗亦农牺牲的噩耗，一想到多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不幸遇难，声泪俱下，他怕哭声惊动邻居，在脸盆里边洗边哭。

罗亦农有过三段婚姻，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时，中国班只有两个女生：史静仪与陈碧兰。史静仪当时是刘仁静的爱人，她爱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是从苏联回国后的事。陈碧兰当时则是黄葵的爱人，黄葵曾和张国焘、邓中夏等人一起领导工运，也是革命同志。这两位女同志都是有夫之妇，而在莫斯科学习的男同志都以革命事业为重，不作他想。陈碧兰却对高大英俊的罗亦农倍生好感，他们很快相恋、结婚。不过，陈碧兰先期被派回国内工作，遇上了处在“向蔡同盟”三角恋中的彭述之，很快和彭述之走到了一起。罗亦农回国后，坦坦荡荡，不以为意，一如往常和彭述之相处。在不久之后，罗亦农也和在共青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里做妇女工作的诸有伦结婚了。诸有伦原本是贺昌烈士的爱人，因和贺昌聚少离多，最后分开了。罗亦农和诸有伦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诸有伦被派去莫斯科学习，在一次划船游玩时翻船遇难。罗亦农唯一的儿子罗西北就是诸有伦所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亦农回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在武汉结识了李哲时。1927年8月初的一天，李哲时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向罗亦农汇报请示工作。罗亦农笑着对她说：“你的具体工作待省委研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李哲时接到通知，到湖北省委工作，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秘书。罗亦农在家里常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这里召开的会议。根据组织的安排，李哲时住在罗亦农家里，扮女主人。就这样，罗亦农和李哲时这对“假夫妻”共同生活了。11月4日，两人登上去往上海的长江轮。为时3天的航行，加深了两人彼此间的认识。根据组织的安排，罗亦农和李哲时租了新闸路新闸里28号作为住处，同时作为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当时为了避人耳目，机关必须家庭化。所以李哲时只得扮成家庭主妇，她和罗亦农也就正式同居了。就这样，为了革命而在一起的“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1928年元旦这天，罗亦农和李哲时举行了婚礼，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等，还有王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来了。大家向罗亦农和李哲时贺喜，气氛十分融洽。王若飞还学着李哲时的话说：“盛会难再。”但是，二人新婚不久，罗亦农就遇难了。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是著名水电专家，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原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原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于200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