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些先驱们（任弼时）

今天介绍任弼时。

说起任弼时这个名字，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印象是我在很多年前看到过的他的一张手迹，工工整整的毛笔楷书如同字帖一样，非常的漂亮。当时我就觉得，人都说字如其人，想必是弼时同志的为人也是这样认真、周全的吧。后来，当我读过他的传记和一些回忆文章之后，发现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弼时镇）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9年，5岁的任弼时跟随父亲任裕道寄宿在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1911年正式进入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任弼时家学渊源深厚，加之聪颖过人，因此学习成绩非常出色。1914年，他又随父亲来到塾塘乡任氏序贤初等小学住读，1915年夏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高等科。1916年11月，任弼时参加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蔡锷追悼大会后写下《追悼蔡松坡感言》，他在作文中盛赞蔡松坡“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表达了“继公之志”，戡乱御侮的决心。1918年秋，任弼时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十七班就读，1919年春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联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与萧劲光同班。入学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任弼时和其他学校湘阴籍的同学组成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进行爱国宣传。从此，任弼时逐渐从学校走向社会，从指点江山、针砭时弊进而投身到实际的斗争中去。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受长郡中学学生爱国会的聘请，课余担任“贫民半日学校”二、四、七班的音乐课教员。此后，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家庭无力再支付学费供他读书，任弼时不得已只好退学。1920年夏，任弼时和同学萧劲光商量找点事做，为家里减轻负担。正在这时，任弼时听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任弼时和萧劲光在俄罗斯研究会听了几次课，初步了解了俄国革命是建立工农当家作主、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两人慢慢认识到，“要想实现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革命”。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学习俄语，准备去俄国勤工俭学，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以救国救民。不久，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乘坐小轮船到岳阳，然后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东去上海学习。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兴办的一个专门培养共产主义人才的学校，校址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担任校长并教授俄语。它表面上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还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最早刊登了招生广告：“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但事实上，这里是一个具有“党校”性质的学校，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许多成员都在这里讲过课或学习过。外国语学社虽说公开向社会招生，但学生中很多人是经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绍而来，任弼时就属于这种情况。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后来，刘少奇、彭述之等人都在此学习过。除了选送到莫斯科学习外，其他则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为中共早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到后，住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今黄陂路）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费用由学社提供。生活虽然清苦，但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知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大家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对学习俄文十分刻苦。学社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教授俄语的是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助手是杨明斋，还有一位19岁的女孩王元龄，刚从哈尔滨俄文学校学成回沪，大家都叫她“王小姐”。除了学习俄语外，学社还请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学员们讲解《宣言》，请沈雁冰和《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同时，还在学员中成立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劳动界》与“华俄通讯社”誊写和校对稿件、收发信件，获得一点报酬作为零用。有时候，还让学员到工厂和贫民区去散发传单。任弼时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的机关就在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任弼时不仅参加学习，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他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到纪念日，就参加游行。任弼时在外国语学社，除了学习俄文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的课。学社给每位学生发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本原著对于刚到上海不久的任弼时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读懂，好多术语都看不明白。陈望道主讲马列主义的课，每个星期日讲一课。每次上课的时候有二三十人，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也在这里上课，他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做工，是从工厂来到外国语学社的。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任弼时等20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其中包括任弼时、罗觉（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等。

1921年年初，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杨明斋和包惠僧负责，选派外国语学社中的团员和青年30人左右赴俄国留学。从当年3月起，分批启程。当时的交通路线有3条：第一条，从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换乘中东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到苏俄的赤塔。但此路因需通过张作霖控制地区，很不安全，时有赴俄学生被捕。第二条，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换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再换中东铁路到满洲里过境。南满铁路虽在张作霖的控制区内，但铁路线是属日、俄共同控制，较第一条交通线安全些。第三条，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直驶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换乘西伯利亚铁路到伯力，不经过东北张作霖的控制区。不论走哪条路线，即使是得以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仍是险象环生，困难重重。青年学生不得不化装成小商贩、理发师……在鞋底或衣服中藏好绝不外露的团员和留学的证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征程。第三批的任弼时、萧劲光等决定走海路去莫斯科。出发前，任弼时收到了父亲任裕道写来的家信，信中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捧读之余，泪随之下”。他思虑再三，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他劝慰父母，“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投寄了这封家书后，就和萧劲光、任作民等十余人登上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踏上了赴苏之旅。为了躲避军阀的检查，任弼时扮成理发师，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上路，途中互相假装不认识，暗中彼此照顾。经过数月冰天雪地的长途跋涉，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30多人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于1922年8月3日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这是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的革命者而设的。他们在异乡他国，啃黑面包，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住了考验，思想上更加坚定和顽强。在这里，他改名为弼时，“弼时”意为“匡扶社稷，开辟一个新世纪”，同时起用了一个俄文名字布林斯基，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说一句题外话，我在本系列“百年前那些先驱们”第5篇介绍杨明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外国语学社”，但没有详细介绍，在这里把这个中共“准党校”仔细地介绍一番。特别要说明的是，从这个“准党校”中送出到俄国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当中，后来有两个人成为中共党校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刘少奇，他在安源成立了安源党校；另一个是罗亦农，他成立了北京党校。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任弼时学习非常刻苦。即便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学习状态也很紧张，但是他仍能坚守初心，用自己的努力创造非常出色的成绩。1922年12月7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会议通过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年底接替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俄语翻译。1924年秋，任弼时回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因张太雷长期离职，两年间由他代理中央书记。当时他才二十来岁，却敢于向党中央领导陈独秀提意见，有一次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被选入政治局，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此后，他一直从事地下斗争，其间曾于1928年10月在安徽被捕，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巧妙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被营救出狱。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敌人对他施行电刑，在背上被烙出两个拳头大小的窟窿，他苏醒后仍然坚不吐实，最后经中央特科营救才重获自由。但也正是因为曾经遭受这样的酷刑，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此后他罹患高血压，经常头晕眼花，但他仍然忘我工作，为此透支了生命。1931年，任弼时进入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成为了苏区中央局的副书记。在王明教条主义、媚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影响下，他也犯过“左”的错误，后来才通过具体实践开始大力纠“左”。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奉命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希望可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同年10月，他们在到达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贺龙担任总指挥，任弼时担任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以贺龙为主席。遵义会议关于反“围剿”的方针是决战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运动战，集中主力在敌侧后方行动，打破包围粉碎合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突破敌军的包围，也踏上了长征之路。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的甘孜后，成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之心不死，再次使用不正当手段来拉拢红二、六军团。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和贺龙严令红二、六军团的所有指战员一律不准参加。而且在讲究团结的前提下，还要尽量向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1936年7月初，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第32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合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以便他们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作为红二方面军的政委，任弼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剿，不得不带领部队三过草地。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在夜间误踩了敌人布下的竹签阵，右脚被贯穿刺透。他顾不得去处理伤口，直接将竹签拔出后就继续带队行军。由于没有及时的医治，更没有得到休养，任弼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这只受伤的脚折磨得痛苦不堪。在伤口感染发炎后，他长时间高烧不止，数次都有性命之忧。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抵达甘肃南部地区。党中央决定，乘着敌人尚未完成集结和部署之际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为此，除了指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也下令一方面军向南进行接应，终于在1936年10月9日于甘肃会宁地区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彻底胜利。红军会师后，毛泽东称赞任弼时和贺龙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了，就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出贵州和过乌江时，我们付出了大代价，可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原本一万人，走过来后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要总结，要让大家学习。”1937年3月，任弼时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担任总指挥，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参谋长，任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1月底，王明与康生等人一同抵达延安。王明抵达延安后，以“钦差大臣”自居，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为了赢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等人都认为有必要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力求将王明的错误主张危害性降到最小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任弼时肩负重任于1938年3月赴莫斯科汇报工作。通过任弼时在苏联期间的解释，极大地消除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误会，消除了中国共产党能否坚持抗日的怀疑。同时，任弼时还积极展开宣传工作，将《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许多著作都翻译成了俄文。1938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第四版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标题下，公开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表明共产国际和苏共都对毛泽东的抗日决心不再怀疑，真正认可了他的领袖地位。

1940年，任弼时在出色完成留苏任务后回到延安，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被同志们称为“党内的老妈妈”。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尽管医护人员一再要求他卧床休息，但却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直到毛泽东亲自下令才有所好转。在党的七大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机构。出于对任弼时身体健康的考量，毛泽东特别批示:“任弼时同志每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否则的话，不给他安排任何的工作。可是，任弼时对于工作4个小时的“禁令”逐渐延长，先是5个小时，再到8个小时甚至更多。对于中央领导们的多次劝阻，他却故作轻松地表示：“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肩负着革命的重任，如果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只走99步！”由于高强度的工作，任弼时在一次处理军务时竟然晕倒在地，急坏了其他的中央领导人。经过苏联医生的检查，发现他不仅只有高血压，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病，于是明确表示“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继续工作，建议进行长期休养”。1949年4月，党中央通过严令要求任弼时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进入北平西郊的玉泉山进行休养治疗。叶剑英同志这样感慨：“任弼时就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也没有个人的计较。”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这四位书记处书记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诞生，唯独缺少了任弼时。毛泽东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状况，让他继续疗养。为了满足心愿，中央决定由他仍在上小学的女儿任远征代替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当时，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在病榻前通过广播收听了这一光荣的时刻。虽然休养了几个月的时间，但任弼时的身体并没有出现好转，中央只好决定将他送往苏联进行疗养。1950年4月，任弼时回国后没按医嘱休息，而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于次日去世，年仅46岁。

任弼时夫人为陈琮英。陈琮英的姑姑曾经嫁给任弼时的父亲，但婚后一年即病故。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陈琮英不足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任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常小住任弼时家中，两小无猜。1926年2月，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动身那天却又接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没料到组织上已经先把陈琮英从长沙接来。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顺便说，陈琮英的哥哥名叫陈达邦，又名陈大榜，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发时结识了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女同学李淑宁，在路上他对李淑宁一直关心照顾，到达莫斯科后，李淑宁改名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因为她没学过俄语，陈达邦就主动帮助她。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婚后不久李一超怀孕。1928年冬奉命回国，11月回到上海。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1929年2月，在宜昌产下一子，取名“宁儿”。1930年，她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九一八事变后，她被调到东北工作，为自己重新取了一个化名，从此与陈达邦父子失去了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陈达邦父子才知道她的化名和下落。

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到东北工作后化名为“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