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余姚县令（十七）——李庚，赵崇倏，田延昌，陈维嘉，赵从简

李庚（宝佑二年任），宋临江人，流寓天台，字子长。高宗绍兴十五年进士。历御史台主簿、监察御史，以附汤鹏举罢。除兵部郎中，继奉祠提举江东常平，知南剑、抚二州，调知袁州，未赴而卒。有《詅痴符集》。

七言绝句：与君共饱桑门饭，愧我曾非莲社人。若问生公讲堂事，青山门外自横陈。

赵崇倏（景定三年任），宋末有赵崇鉘，字元治（一作元冶），南丰（今属江西）人。以兄（崇嶓）荫补官。曾知都昌县，南康军司户，通判南安。宋亡隠居以终。传世有《鸥渚微吟》一卷。

疑赵崇倏为赵崇鉘的族人。

田延昌（咸淳四年任），【南宋】在《麻阳田氏族谱》中记载如下：“字号未详。原陕西西安（京兆）府蓝田县籍，宋咸淳间进士，任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令。流寓入籍。流寓是指流落他乡居住的人，族谱也确切记载延昌公解组后居余姚乌鸦田。

田延昌，南宋咸淳年由进士知余姚县。生万全、万亩。万全生三辅，三辅生五子：长子田德明、次子田德兴、三子田德璋、四子田德寅、五子田德瑛。该族元末迁至湖南省麻阳县，今日的麻阳县田氏家族多属该支之后。

田德明，余姚文举。至正十七年（1357年）任湖广麻阳县主薄。适逢侗苗为乱，邑无城郭，率弟德兴等招集兵民据锦江南岸庙山创寨，百战御敌，邑人赖以安全，勋闻于朝，勒授县令。

田德兴，余姚武举，力举千斤，志存忠义，果毅谋略。初任宝庆路指挥、义兵万户，平定黔麻苗乱后镇守顺元、八番、施溪等地。历八番、顺元等处宣尉副使职。

陈维嘉（咸淳七年任），福建长乐人。与维善、维道兄弟继美，里人称羡，有司为立翰林坊，所居巷为"儒英巷"，所聚堂为"三桂堂"，理宗御赐"三桂堂"匾。儒英第有联云：“金枝玉叶世裔，青灯黄卷名家”。其父森字简斋，墓在较场金珠壑狮公寺后。碑久无存。道光间，里人掘土得石碣。上书:"陈洽、陈刚翁、陈谊葬父简斋公妣林安人于此山。千百年后，见此石者烦为修筑"。咸丰八年，裔孙鸿灏重修。

经过邑人何林与严子陵四十世孙严天德的规划设计，当时的余姚县令陈维嘉派人在高风阁左面平整出山地百余丈，政府拨款购置建材、召集工匠，于当年十一月六日正式开工。第二年七月，一座规模宏敞、气势开阔的高节书院终于建成，“前为夫子祠，乡贤之著以次附享夫子燕居堂。堂旁各建堂三间，左为思贤，右为义悦堂。堂之前，东西各建二斋，左为刚、木，右为毅、讷，每斋舍房二十五间，可容生徒二百余员。缭以垣，梯以级，虽不事文饰，而翼然可藏修”。同时重修高风阁、遂高亭和丝风亭，形成讲学有斋堂，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阁的规制。刘黻为了保障书院的正常运作，覆定海县入官田一百八十亩，岁征赋得五十石，籍庆元府庄米得三百石，以充作奉祀养士之需。同时向上级请示，聘请“得程朱正传”的学者严天德任山长，主持书院的春秋祭祀和日常教学事务。后由徐兴隋继任。

赵从简（咸淳八年任）。

倪道一，宋国子监生，居余姚泗门。咸淳年间（1265—1274年），夏旱，汝仇湖之东四闸刻日齐放。县令赵从简亲诣闸所，各乡承荫之户来会者数百人。倪道一与同里丁云以牲酒犒之。明万历初，开原乡王日升条陈水利，追叙其事。

施炎（祥兴元年任）。

邵济翁（任年不详）。清乾隆《余姚县志》有“邵济翁”者，为宋末至元代的余姚宰，其为官年代及官职已不可考。志载“林景曦《霁山集》虚心堂记云，虚心堂者，前余姚宰邵君济翁所居也”。《兰风邵氏宗谱》载：济川公，元朝末年人，文献记载自宰姚州，去官隐于姚治，子讳彦明，徙居兰风乡。成为兰风邵氏的奠基者，是时大约在公元1350年左右。

林景熙，又作林景曦（1242-1310），字德阳，号霁山，浙江平阳人，官至礼部架阁、从政郎，南宋著名诗人。宋德佑二年（元至十三年1276年）三月，元军氶相伯颜率大军进入临安，命太皇降诏江南诸郡归附，改临安为杭州，南宋宣告灭亡。林景熙不愿为元统治者服务，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平阳县城。不久贵公子出身的会稽人王英孙邀请林景熙等四方名人到越中，一班遗民饮酒赋诗，寄居山林，发泄心中的苦闷。林景熙浪迹江湖，会友、饮酒、写诗，在痛苦彷徨中度过二十余年。晚年林景熙回到平阳，以教书为业，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时他也参与地方的文化工作，先后写了《平阳县治记》，又为《平阳州志》作序，由此开始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这时距南宋灭亡已经二十多年，心中的伤痛渐渐抚平。表明他从南宋遗民到蒙元顺民的身份转换。

《虚心堂记》是一篇不足500字的散文，文章开头点明，“虚心堂者，前余姚宰邵君济翁所居也。”但是接下去作者没有对屋主人作进一步的描写，而是围绕虚心堂的堂名发表大段议论，表彰那些坚持节操，甘于贫苦的志士仁人，斥责祸国殃民的权贵大臣和那些曲膝投降敌国的叛将贰臣。文中“堂岂尺椽半席而已”等文字，揭示虚心堂简陋逼窄；“回首六十余年，行藏舒敛……”的叹息，说明写作此文的时间。体会文意，“前余姚宰”的“前”这里作“前朝”解释。乾隆《余姚县志》的编修人员把邵济翁任余姚知县的时间敲定在宋代是正确的。根据林景熙的生平史迹和他在《虚心堂记》文章中对邵济翁褒杨的态度上看，可以肯定他和邵济翁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品行操守，属于南宋遗民一类人物。

了解林景熙的生平史迹，读了他的《虚心堂记》后，可以断定邵济翁就是济川公。从彦明公徙居兰风乡安家落户的情况看，济公川应出自耕读世家，父子具有一定的农业，农村生活经验，通过科举才登上余姚知县的位置。去官隐于姚治的真相。去官即解除职务，官员被解除职务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封建社会官员实行异地任职，带家眷上任。解除职务后，失去经济来源，大多数官员选择回乡的道路。济川公辞官后隐于姚治，肯定有复杂的原因。我以为最有可能与宋亡元兴的社会政治剧变有关。这段历史，《县志》中没有片言只语记录，而邵济翁即济川公遭遇中，可见到这段历史的影子。查《县志．职官表》，南宋末年，1273—1276年三年，余姚知县的名字空缺，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已有蒙古人冯帖古歹任余姚知县。济川公可能在这个时段中任余姚知县，上任不久，碰上元军横扫江南，为保余姚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他遵太皇的诏令，向元军投降。《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书记载，蒙古军占领江南时基本上兵不刃血，相当多的地方官员为保一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主动放弃抵抗。专家学者认为，对地方官员的这种投降行为，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官员的贪生怕死和变节，事实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和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许多官员放弃了抵抗，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没有留在蒙元政权中继续做官，而是辞职后隐于民间，终老荒野。济川公就是其中一名辞职不干了的官员，但由于受宋儒忠孝节义理学的熏陶，他放心不下余姚百姓的安危，毅然留在县城与余姚人民患难与共。这是济川公去官隐于姚治的真相，也是得到林景熙褒扬的原因。

刘纬（任年不详），元初诗人刘纬的《无题》：鞍马平生百战身，可怜于此卧荒榛。俘来于禁元轻敌，衅起孙吴为绝亲。他是将荆州之失归咎于关羽的“轻敌”与“绝亲”。由此可见刘纬任余姚令的时间在南宋末。

陈慤（任年不详），有梅花诗：历尽冰霜似老夫（元陈悫） 雪寒和月映窗纱（元 陈悫）。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陈慤应该任于宋末。

附：

送余姚尉顾洵美老辈（宋·宋祁）：蓬葆已萧萧，从官越绝遥。山图禹穴近，涛气伍神骄。卧帐藏新论，舟行问故樵。寄声时谢我，江上足兰苕。

宋祁（998～1062年）宋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子京。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天圣初（1023年）与兄宋庠同举进士。起家为复州军事推官。累迁同知礼仪院、尚书工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新唐书》，为列传150卷。累迁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旋出知毫州。自是十余年间，出入内外，常以史稿自随。唐书成，迁左丞，进工部尚书。逾月，拜翰林学士承旨。复为群牧师。卒，谥景文。

顾洵美，进士，开封府人。天圣五年（1027年），以久历场屋，且曾列开封府首荐，特赐同学究出身。《宋会要．选举》九之八《赐出身》。

据谱载，宋代沈洪任余姚州判，遂居余姚。其后沈道五复迁浒山。沈文荧序云：“宋时，宣教郎道五公始迁余姚之浒山，环浒而居者数十家。明初避建城，徙居城南。嘉靖间经倭乱，族人荒窜各处。”梅川沈氏，今居浒山南门沈府巷、北门外西界牌及坎墩等处。

（作者：蔚蓝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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