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从超级到有限

余生也晚，觉悟更晚。

21世纪初年，我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大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里，才了解到“地球村”一词的源起。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压缩乃至消弭了时间和空间距离的阻隔，看似庞大无边的地球逐渐变小，成为左邻右舍鸡犬之声相闻且你来我往互通有无的村落。这个概念最使我深深慨叹的，是人类意识的深邃宏阔和全球一体的紧密相连。

第二年，我有幸随公安文化代表团赴西欧参观考察。记得到达佛罗伦萨那天，一整天的参访让我眼界大开，意犹未尽之时却被连夜告知：明早七点提前开拔，因为当天上午八点举行欧洲“反全球化”大游行，将要实行交通管制……那个时候，虽然全球化浪潮已经如火如荼席卷全球，但在我愚钝如木的大脑里，“全球化”仅仅是个半生不熟的词汇，何况“反全球化”呢！

齐格蒙特•鲍曼说：“地球村”，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我们所有人都在被“全球化”——而对被“全球化”的人来说，“全球化”的意义是相同的……这也是乔伊特所指称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

郑永年教授梳理了全球化经历的四个阶段：

一、区域性全球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提到了经济全球化，那个时候的全球化主要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无论是马克思时代还是“一战”以前，全球化主要是区域性的，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比如帝国的殖民政策，也是一种全球化。

二、主权经济体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的全球化是基于主权经济体的全球化，其具体形式与特征是制造整产品。所谓的美国制造、德国制造、英国制造、日本制造，说的都是整产品。

三、超级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为止的全球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罗德里克有个说法叫“超级全球化”，也称为无限度的全球化，就是不再以主权经济体为基础的全球化。之前是整产品，而这一波则是组装品，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其目的是打造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这正是组装品背后的真相），从经济学上来说打造了高效率的有效配置，而且从物质形态的资本和货物跨国流动，已经辐射到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个人财富分化，社会中产阶级急剧缩小，社会群体遭到破坏，主权国家税收就业受到冲击。这是当前美国到处抗议的根源，也是特朗普白人民粹主义的根源。

▲这是2020年12月31日拍摄的空荡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四、有限全球化。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会超过2008年，可能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还糟。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里，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全球化原本是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韩国大邱市数千人在超市门口排队购买口罩

西方发现，经过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中国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中国不仅仅没有演变成为西方所希望看到的国家，反而具备了能力来改革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甚至可以主动作为，构建具有区域性甚至全球意义的国际多边组织。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不仅一直反对中国改革国际体系的建议，一直把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区域倡议和其他“走出去”行为，视为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或者新扩张主义行为，从而竭力阻止中国对世界体系所做的“补充”。

疫情之后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全球化的形式、内容将会改变。全球化本身是资本运作的产物，流动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资本必须去到能赚钱的地方，如人的血液，一旦停止流动，就会死掉。政治人物可以限制它，但消灭不了它，也阻挡不了它。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全球化”，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或是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首先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通常是把涉及国家安全的东西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其次是，把跟老百姓生命安全有关的产业尽量放在国内。比如，这次疫情提醒大家最需要的是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经过这次教训，主权国家将会将这些产品放到自己的国家。另外一个走向是分散风险，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不会太集中，尽量把产业链放在不同国家。这是经济理性，而不是出于政治考量。

▲河北省迁安市某厂工人正在生产口罩

新华社/图

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国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和“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十年中国如何避开陷阱？郑永年教授给出如下建议：

一、做好制度建设。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除了强调意识形态，还要加强法治，也需要物质，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

二、破除“唯GDP主义”。唯GDP主义可能会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真正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再社会改革，再去做政治改革。

三、做大中产阶级。做大蛋糕，改善“一次分配”，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关键的。

四、辅助好中小企业。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就业、税收、稳定），以及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要做好让渡、技术创新和金融支持。

五、重视社会改革。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必须有制度基础保障。重视三四线城市产业、教育、卫生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六、避免陷入“明朝陷阱”。内部实行改革，对外继续开放。每一个人都担负起社会责任，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形成合力。

疫情尚未终止，但全球化从超级到有限似乎已成定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这是一个创造与破坏对冲角力的矛盾时代；

这是一个融合与冲突共生伴生的智能时代；

这是一个集聚实力又验证实力的物质时代；

这是一个造福人类又折磨人类的混沌时代……

地球村人如何自处、相处，如何打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定将影响全球化的颜色和成色，也将决定地球村人的前途和命运。

但愿人类的脑力、眼力、脚力、定力不浪得虚名，留下令前人汗颜、后世仰慕的划时代成果！

总策划 / 赵媚

编　审 / We领读·悦读组

排　版 / 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