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本聪：写 书

记者来采访，她问我说：“李老师退休以后做什么？”我答复她写书。记者就是记者，她继续追问：“写些什么书？写了多少书？”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可以说出来，公诸于世。

不去学校上班了，我觉得自己42年的教育生涯可以总结，也还值得总结。这个总结肯定不会短，不是一般的总结，应该是一部书的容量。正好那段时间我在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读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边城》写湘西一隅，无论地域，无论时空都说不上宽广，但先生用他那支摇曳生辉的笔，把它写成了名著。亚米契斯《爱的教育》是日记体，写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学校里，在家里，在社会上发生的故事，内容的编排也不复杂。

受这两部书的启发，或者说鼓励，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乡村教师》这部自传体教育著作。此前，我已经写过几百万字的文章，文字功底不会差到哪里，作文经验也具备了一些，所以对自己是自信的，对写成这部著作是自信的。动笔前没有徘徊，没有犹豫。我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一辈子株守在一所乡村小学工作，在一所小学里和孩子们打交道，生活是很正面的，笔下传达的也肯定是正能量，主题是和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向而行。

茅盾先生写《子夜》，列出提纲，列出人物，甚至是细节都列出来，这反映的是作家的认真和负责。我是个普通人，写《乡村教师》只列了120个小标题出来。一个标题就是一章，写完120章，这部书就完了。因为写的是自己，写的是自己经历的生活，细节和场景都在我心中。写书的蓝图有了，怎么来兴建这座大厦，需要等着实践来检验。我试着写出第一章，感觉还顺手，又继续写了几章，难度也不大。经验告诉我，这部书写得出来的，剩下来的就是坚忍不拔的意志力。这一点我也不担心，我名字叫李本聪，其实一点也不聪明。只是做什么事，有一股勇往直前，坚持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一觉醒来，我会就这个题目，构思一下。凌晨五点左右起床，坐到电脑前，滴滴答答敲击键盘。按照我操作电脑的速度，一个小时能敲出一千字，工作三个小时，就是三千字，一章就写出来了，差不多了。我写文章的经验，通常地，要比较完整地表达一个思想，不能少于两千字。三千字，可以自由驰骋，放开了来写。写书，也说不上就有多辛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躲到一个宾馆里，一支接一支燃着香烟，在文字里调兵遣将，以至于茶饭不思。我可不那样苛求自己，一章写完，八点钟，关闭电脑，吃早餐，然后开着电动轮椅到原野上去，让清风吹拂我的脸庞，眺望日出日升，下午就躺着看书。我一天的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我度过了幸福快乐的一天。我在工作，我在努力，我是有用的人。

就这样持续写作了不到五个月，《乡村教师》写出来了，40多万字。那一天，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给自己一点掌声，在雅宏源的馆子里，叫了桌酒菜，把要好的几个朋友请来，聚一聚，吃餐饭，借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和他们分享。王老师举着酒杯说：“祝贺了，老师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期待着读到您的佳作。”我明白，“又一个春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有花朵开出来，要有一朵又一朵的花开出来。否则，你将如何面对那些关爱着你的人，面对这个世界。

经常会有老师来问一些教育教学的问题，事后我把这些问题记录在电脑上，也有些是我自己提出来进行追问思考的。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口头回答了也就完了，没有时间系统地整理这一研究成果。解甲归“田”，不在上班的时候，把搜集起来的问题，一一用笔回答出来，是一定要做的事。这不仅是对我自己负责，也是对老师们负责，对我从事的教育事业负责。于是，我着手写作《特级教师答问录》。

这部书比上一部要好写些，因为它完全在自己的教育教学研究范围内，并且已经有了口头回答作为基础，积四十年功力而发。思路很明确，就以一问一答的问答体来写。每天早上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控制在一千字左右，全书四十余万字，约回答四百个问题，半年多时间写完。有一些问题被我提前整理出来，寄给杂志社发表。像《什么是最好的教育》那一篇，就发在《云南教育》卷首语上。

我喜欢读书，我持之以恒地读书，但怕读成个书呆子，陷在书里跳出来。于是，我读书就有些特别了，既读纸质书，又读社会这本大书。读书就会产生思想，思想的表达是需要载体的。一个教育写作者，当然最好的载体就是拿起笔来，整理思想，记录思想。一天一天地观察研究这个社会，一天一天地把这些思考所得写下来，花了两年时间，陆陆续续，写成了45万字的《思想日志》第一卷。

电子稿写出来，我发给一个教高中的朋友，请他指教。他看了说，这著作是李老师心血结晶，包罗万象，像百科全书一样，适合做高中生的课外读物。他用学校的复印机把书印出来，装订成册，请我签名后作为奖品，发给他们学校考试成绩优秀者。这对书的作者来说，不但是激励，也是安慰。我会把这部著作写下去，写好的。

我孙儿渐渐长大，上小学了，我每天会跟他谈谈话，作为品德教育的一部分。自然，谈话需要有针对性，确定一个主题。觉得这些谈话，它们不但适合我孙儿听，也适合其他孩子听。写作者嘛，这好办，只要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贡献社会，就可以覆盖得更宽广，其社会教育功能就实现了。书稿定名为《和孙儿的成长谈话》，是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这部著作完全是一种教育真实的反映，写得很顺畅，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言之有物，娓娓道来，像爷孙俩围炉夜话那样。不存在居高临下，是一个过来人对后辈的肺腑之言，殷切希望。

经营书城的一个朋友说：“李老师，你不是退休，而是转业了，快成一个专业作家了。”想想，也有点这个意思。退下来两年不到，我写出170万字的作品，我还没有老哩，我这个人还有用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