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自己的城市旅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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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法语朱老师，从1993年开始坚持写作。如果你喜欢我的文字，欢迎你点赞、转发、留言，非常感谢！）

第一百零四篇：景田南：收废品的老王

老王在深圳收废品，他是安徽人，六十多岁。

老王身板硬朗，刀刻一样棱角分明的黑脸膛上总堆着憨厚的笑。我住在这栋楼里有多久，就认识老王有多久了。

深圳每栋楼盘附近都安静地坐着一个收废品的人，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被划分的地界，总之，每一座新楼盘刚入住，马上就会有一个收废品的人蹲坐在那里。老王就是守着我们这栋楼的人。

十年了，老王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上班族，虽然没有老板，也不需要打卡，他每天早上八点就准时来到楼下，下午六点半或者再晚一些离开。

十年了，风里来，雨里去，除了少数几次临近春节时老王回了老家，绝大部分时间，他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固定的位置上。对于我和这栋楼里的常住户来说，老王早已成了这栋楼的一部分。

每天早上，老王拉着一辆破破的平板拖车，到了那棵树下，总是先把一面小铁板靠在树脚，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红油字体，那是是老王的业务范围：收旧报纸、收旧家电……

他从拖车上取一把塑料小凳子，在一棵大树的浓荫下，他笑眯眯地面朝大楼出口的方向坐着，用他浓浓的安徽口音，对每一个出来或者进去的人永远说的都是那两句话：

“你出去啊？”

“回来了？”

和每一个进来出去的住户打完招呼后，老王就拿出一本书安静地看着，他总在看的书是《故事会》。

身边不到一米外的大马路上车来车往，身后人声喧嚷，这并不妨碍老王认真地阅读。阳光很好的午后，树叶被风吹得扑扑作响，此时，看到老王在浓密的树影下一动不动地捧一本皱巴巴的书安静读着的画面，我心中会突然有所触动：在这个浮躁忙乱的城市里，有几个人能像老王内心如此安静，可以坐在大马路边一动不动地读书？

几年过去了，楼里的居民和老王慢慢熟了，老人们在楼下晒太阳的时候喜欢找老王聊天。老王总是把自己的小凳子送给客人坐，他坐在大树脚下的水泥围栏上。老王抱着腿，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絮絮叨叨，不停地点头，脸上永远挂着谦和的笑。

看到这个场景时，我会觉得那棵大树就是老王临时的家，树下那小片地方就是他的小院，他像回到自己安徽农村的家中一样，悠闲地接待朋友，不紧不慢地拉着家常。

每一天，这栋大楼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废品，因为与住户们的关系相当好，守在楼门口的老王几乎接收了大楼里的全部废品。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楼下喊：“王师傅！能不能上来收一下报纸？”

老王拎着一个装面粉的空口袋和一杆老式秤跟在我身后，熟络地和保安打着招呼。进了电梯后，老王又和电梯里每一个认识的人点头微笑。

进我家前，老王总是礼貌地脱掉鞋子，光着脚进去，直奔我放报纸的角落，用一根细细的塑料绳绑紧一大捆报纸，很轻松地抬起十几二十来斤的报纸，称完，算好价钱，从装着薄薄一叠纸币的旧钱包里掏出七八块或者十来块钱，递给我。

老王做这一切的时候，总是和我聊着天。最初一两年，老王总也记不住我姓什么，头一次上门时我告诉了他，下一次来的时候还会问我，“你姓什么啊？”

到了第三年，老王终于不问我姓什么了，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每年冬天都来深圳过年的我爸妈。他们住在深圳的时候，每次到楼下老王都和他们打招呼。

老王的安徽话与河南话很接近，妈妈亲热地称他为“老乡！”，她很喜欢和他家长里短地聊天，老王因此知道了我的很多情况——多大了，做什么的，结婚了没有……

爸爸妈妈离开深圳后，每次我叫老王来收报纸时，老王和我聊的话题永远是，“你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身体还好么？”

我每一次买一件新的家电或者家具，就会请老王上来收走纸箱，搬走旧的东西——旧显示器、旧沙发、旧抽油烟机、旧烧水壶……这间房子里每一次生活的变化和更新，永远有老王在场旁观。

我想，老王其实是每一个住户生活变迁的忠实记录者，他了解这栋楼里每一个人住在哪里，他们大概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一天生活的变化。

总是笑呵呵坐在楼前的老王，知道这栋楼里大多数住户几乎全部的故事。老王极有职业道德，他从来不会搬弄这些事情，把东家的事情讲给西家。他永远是笑笑地听着，该说话的时候就说几句，却从不张扬。他只是上午八点半来，下午六点半走，本本分分地收好废品。

因为是露天工作，遇风遇雨的时候，老王就很狼狈。有一年六月，深圳几乎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老王无法待在树下，他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在楼下那家地产中介旁边的通道口。老王搬着小板凳坐在那里，一整天，安静地看着雨下个没完没了。板车上堆着的废品被一面大塑料布严密地盖了起来。

冬天最冷的日子，老王坐的大树下刚好是风口，刮着像刀子一样的风，老王又躲到那个通道口，仍然是抱着腿，一整天，眼神安静地看着周围。碰到熟悉的人，他仍不忘记点头微笑打招呼。如果是个有暖阳的大晴天，老王也会坐在那里，像一只老壁虎，贴着墙，闭着眼睛，舒舒服服地晒太阳。

就像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老王每天都有收成。每到黄昏时分，他开始整理废品——把堆成山一样的报纸一丝不苟地铺平、撂好、捆扎；把杂乱无章的塑料瓶用一根长绳子串起把手，变成嘟嘟噜噜的一大串；把纸箱子展开，一层一层地撂好；高高堆起来的平板车最上层是被稳稳绑住的旧家具。

老王临走时总不忘记认真打扫他的“工作室”，当他拉着丁当作响的平板车走后，那块地面总是一尘不染，看不到老王停留过一整天的任何痕迹。没有人会想到半个小时前，那里还堆着像山一样的废品。

这条路的北面就有一个小型废品回收站，老王每天晚上把一板车的废品交到那里，就可以换到钱了。

十年了，就像一只勤恳又执著的蚂蚁，老王埋着头把这栋楼里的废品搬运到那里，日复一日，在城市的夹缝里挣着一点点钱。

听老王说，他和几个老乡合租一间房，只有二十几平米，塞了好几张架子床的简陋房子，几家人拉着布帘合住在一间窄小的房子里，每家人的面积不过是一张床板那么大，摊到每户头上的房租差不多每个月两三百块。

为了省钱，老王每天都做饭吃。但是中午那顿他没有办法做，只好到处找最便宜的快餐。老王告诉我这栋大厦顶楼有卖七块钱一份的快餐，有六种菜可以选。自从发现了那里，他就成了常客。

过了几年，王婶来了，老王不再孤单。王婶黑黑的短发，同样方方正正的脸，同样总是笑眯眯的。

从此后，老王拉着那架旧旧的板车来上班的时候，身边总是紧紧地跟着王婶，他坐在那里的时候，有王婶陪着他说话，他不用无聊地总在看《故事会》了。

老王每次上楼去收废品的时候，总有王婶在楼下看着摊子。老王终于不用再吃七块钱一份的快餐，快到中午的时候，王婶都会跑回家做饭，再用保温饭盒带过来。

我经常看到老王和王婶面对面坐在小塑料凳上，低着头用小刀细心地剥铜线。他们脚下是绕成一团的五颜六色废电线，他们用脚踩着线的一端，紧紧地绷着它，另一端用小刀剥开一个口，一点点地撕掉它的外衣，露出里面细细的铜线。

每次看到他们细致地用几个小时剥铜线的时候，我都很羡慕这样静谧而温暖的时刻。我突然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坐在从树叶筛下的光斑里，吹着淡淡的风，一动不动、心无旁骛地剥着铜线。

因为人好，因为勤劳，老王收的废品越来越多。不光是这栋楼，附近几座居民楼里的人都开始请老王上门去收废品。他忙不过来了，大树底下经常看不到他的身影。

在大家都有了一部手机的日子里，老王也有了一部手机，一款老老的摩托罗拉。树脚下那块铁皮板最下层多了一行手机号码。

我和老王擦身而过的时候，常常看到他接电话联系业务。我跑到楼下找老王的时候经常会扑个空，这才意识到时代不同了，以后找老王必须得预约了。

老王的手机号码进了我的手机通讯录，和老王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的是老沈——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在我的手机里，收废品的老王和亿万富翁老沈如此紧地依偎在一起，我每次查找到老王的名字时想到这件事情都觉得它充满了幽默感。

老王越来越忙，他把在家乡的大儿子柱子叫来了，那小伙子个子不高，浓眉大眼，一看那厚厚的身板就知道他是田里的一把好手。

或许，在田里劳作久了的他不习惯每天守在车水马龙的楼下静静静地等待，柱子似乎并不喜欢收废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他都背对着楼，面朝大马路坐着。他不爱说话，不会像老王那样热情地和每一个住户打招呼。他和老王有着一模一样的憨厚笑容，可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

柱子来了，老王家的阵容越来越大。我经常看到大树下老王、王婶和柱子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抱着腿聊天。

大半年以后，柱子回去了，他两岁多的儿子大宝来了，他和柱子一样浓眉大眼。他是个安静的孩子，从不跑远，总是守着爷爷奶奶一声不响地玩着装鸡蛋的黄色纸壳或者玩具小车。

玩累的时候，大宝就睡在一张摊得平平的包装箱上面，老王仍然捧着《故事会》津津有味地看，王婶坐在大宝旁边，慈爱地看着他，为他轻轻扇着风。

早些时候，我听妈妈转述过她和老王的聊天，他做这一行辛苦是辛苦，但只要肯下力，每个月也能落上一两千块。他省着过，把剩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这些年已经攒下了不少的一笔。他准备用这笔钱在老家盖一幢新房子，等到年纪太大腿脚不好使的时候，就回到家乡安享晚年。

看着大树下这幅画面，再想想老王在家乡拥有一片土地和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忽然无比羡慕。

我想：在这个房价已经完全疯狂的城市里，老王一家的幸福指数是不是高过大多数朝九晚五拼命工作却无力购买一套小小房子的白领？

老王的头发慢慢变得灰白，大宝也长到四五岁了。他们把大宝送回家乡，又接来了二儿子的儿子小宝。那孩子长得小小眼睛，眉毛古怪地向上挑着。他活泼好动，喜欢冲来跑去地和楼下小孩子一起呐喊着，玩在一起。

老王两口子带大了大孙子，又开始带小孙子。那棵大树变成了一个通透的家，随着时间的流淌，老王一家不断转换的故事缓慢又透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的成员不停地增加或者变换，唯一不会离开的是老王，永远准时来，永远笑眯眯的，永远守口如瓶地听着每一个人的故事。

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我看了报纸知道了这场危机对收废品的行业影响很大，我和老王一起坐电梯的时候，听他说，报纸和纸皮的收购价格跌得很厉害，越来越多的废品没有地方愿意收了。

楼上的住户们也变得越来越节俭，可以暂时不买的电器都不买了，他收到的家用电器包装箱越来越少。我卖报纸的时候，老王收的价格也低了一些，他向我解释着原因，叹着气说着这一行越来越难。

我第一次看到老王愁苦的脸，脸上的皱纹紧紧团在一起，我忽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王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

那些日子，老王收的废品显然少了，每天晚上看他捆扎东西的时候，经常只是小小的一车，很寒酸地被拉走，老王的废品堆得高高尖出来的场景已经很久看不到了。

我忽然有些担心：老王熬不过这场漫长得不知什么时候确切终结的危机，他会打点行装回老家去，楼下再也不会有一个笑眯眯的老人每天和大家真诚地打着招呼。

这与日俱增的担心让我突然明白原来我已经习惯了老王像一个符号一样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在这个底色是冰冷的城市背景上，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温暖的符号，对我来说，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还好，老王没有走，像这个城市中大多数人一样，他仍然坚守着。他更加下力地收废品，更加省着用每一分钱。

像大多数人一样，耐心又沉默地熬着每一个艰难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到了2009年中旬，老王的情形好一些了，他对我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又开始消费了，他每天能收到好多件家电的包装箱，礼品盒子又多起来了。

老王那个破破的小推车就是一个窗口，从那里能看到这栋楼里人们每日的消费。或许，人们捂着钱包，过了大半年紧巴巴的日子后，发现日子还得像往常一样过，该买的东西还得买，一两件家电也不会让自己马上破产。

到了晚上，老王的平板车再次饱满起来了，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王叹着气对我说这一行没法做下去了。

前几天，我下楼时，很好的太阳，老王正站在树荫下眯着眼睛抽着烟，淡蓝的烟雾一缕缕地被风吹散。

小宝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正在玩一辆旧旧的滑板车，他嘴巴里发着怪叫，呼啸着冲来冲去。我突然发现，小宝又长高了一大截。

(写于2009年12月1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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