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沧桑（老丙）

　崇义古镇，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大地方”。

　　少年时期的眼界极为有限，十里之内就是我最大的活动半径。荒村破敝，见闻不广，见一个电灯泡也觉得稀罕。那时候看县城，与传说中的北京、上海并没有太大差别。

　　灯火通明的街市是不可想象的奢华，破衣烂衫的游走其间，会让乡下人自惭形秽。所以，县城以上的阔地方，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向往和追求。如同一个叫花子不会稀罕猴头、燕窝一样，我们很识趣地把自己的“理想国”定位在周围的大集镇：东边的南庄，西边的谷旦，南边的缑村，北边的崇义。它们类似介于穷困和富豪之间的体面亲戚，有一种易于接近的包容和亲和。既有小康气象，又不盛气凌人，每一次造访，都能收获一些新鲜谈资，在小伙伴羡慕的眼神中，添油加醋地叙述着集市见闻，少年浅薄的心理会因此获得一时的满足。

　　四方集镇中，最值得推崇的当然是崇义古镇。一是跨区域。崇义属沁阳县管辖，方言很重，声调独特，惟此才更像一个“大地方”。二是距离远。其他集镇离我家五六里、七八里不等，崇义镇却有十里的距离。距离稍远是好事儿，别人走不到，才有新鲜感，自己便拥有了夸耀的资本和演绎的底气。三是规模大，崇义镇上街道宽敞，房屋高大。南北贯穿一条通衢大道，两侧的房屋竟然没有茅草屋顶，没有黄泥土墙，一色灰砖到顶。有的居然还铺上了青石台阶。十日一逢集，来自四乡的农民云集于此，置办一些极其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品，无非是扫帚、杈把、牛笼嘴，干菜、刺蓟、蒲公英。神农山下穷困的子民，在那特殊的年月里，用先祖尝过的百草，努力补充着体内的维生素，但我的兴趣全不在此。我用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跟随大人在街市上游来转去，期待着最后节目的闪亮登场：每次打道回府之前会对我进行最后的奖赏。

　　大人们把正事办完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古镇大街南头路西侧，有一个卖牛肉丸子的小摊点，挑子上挂着“清真回回”的木牌，炉火正熊，香汤翻滚。带着洁白帽子的摊主，用手中汤勺轻敲着锅边招徕顾客。浓重的覃怀乡音具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让人油然而生“过屠门而思嚼”的快意。

　　1毛钱10个丸子，热汤里加上蒜苗、葱花和芫荽，立刻鲜香扑鼻。旁边另有一家烤烧饼的炉子，是当地有名的正宗芝麻盖烧饼，1毛钱一个，历来是吃丸子的最佳搭配。但大人们不允许如此败家，一碗热汤丸子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吃丸子有个优惠条件：可以额外添一次汤，这一招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大人们会在孩子打过牙祭之后，从随身携带的粗布兜里，掏出风干如石块的杂面馍，用力掰成小块儿放在碗里，名正言顺地让老板加汤。经了热汤的浸泡，杂面馍迅速膨胀虚大，而且中和了热汤的温度，既不凉，也不烫，恰好入口。

　　“一碗丸子可以加一次汤”的营销策略，让买卖之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有不少大人添一次汤不能过瘾，或是千磨万缠，或是鱼目混珠，总想多添一次汤。但老板心里有数，谁添过谁未添一清二楚。在嘟嘟囔囔不情愿的同时，也会心有不忍地宽容一次，但手中的汤勺明显不会盛满了。

　　在丸子汤的香味中大快朵颐，我能感觉到周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大人们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眼睛像巡夜的探照灯扫视着过往人群，时刻提防着一个叫“抓急”的人。

　　我始终未能确认是否真是这两个汉字，但“抓急”的字面意思，和大人们表达的语气和情感最为接近。我多次见过这个男人：面容苍白，身材干瘦，头上顶着一块肮脏的手帕，有点像宋代的落拓文士。

　　听当地人议论，此人姓林，也确实识文断字。家道败落，又不谙农商，没有薄技随身，就这样在古镇的街上游手好闲，饿了就吃别人的残汤剩羹。但后来的饭碗变得异常干净，都好像舔过一般，哪里有残汤剩羹留给他呢？饿急了他便连抓带抢，于是落下了这个“抓急”雅号。

　　我还真见过一次现场直播：“抓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一位老者手里抢过半拉烧饼，“呸呸呸”暴雨一般先吐上几口唾沫，飞快塞进口中，狂嚼不止。老者和同伙一拥而上，咒骂和拳头雨点般落下。但“抓急”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完成了对半拉烧饼的吞咽。

　　饥饿的古镇，并不是少年心中最可怖的印象。偶然满足的口腹之欲喧宾夺主，会大大淡化饥饿的阴影。三年灾荒过去，日子逐渐好起来，古镇的街上开始有小米、豆腐、红薯、粉条等农副产品交易。临街的店铺门前，开始有人挎着油漆斗篮卖卤鸡。阔气人家过年走亲戚，馍篮里会加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饼干。但这种好日子没持续几年就很快退场了，古镇陷入莫名其妙的亢奋。锣鼓喧天之中，到处在挥舞三角形的彩色纸旗。一队队群情激奋的年轻人，牵引着戴高帽的“牛鬼蛇神”在大街上游行。随着震耳欲聋的口号，高举的胳臂矗起一片愤怒的森林。风扫残云一般，古镇街上的牛肉丸、烧饼摊连同卖竹席、簸箕的商贩，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仲夏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我穿过古镇大街，沿村北的大路，向水运村方向去接煤车——家里的大人去百里之外的济源煤矿拉煤，储存过冬的燃料。因为路远车重，在距离家门口二三十里时，需要家中去人助力，我们称之为“接煤车”——天气炎热，四野无人，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地面腾起阵阵热浪，路边大片的生姜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子。从路北田埂上走来一个高瘦的汉子，约有40多岁，一顶宽檐草帽遮挡了眉眼，肮脏的粗布褂子敞开对襟，露出了凸起的排骨，肩扛一把带着湿泥的尖锹。

　　他在踏上路沿的一瞬间，用力跺了几下脚，想甩掉鞋上的粘泥。就在这时，我看到他胸前挂着一块牌子，是用撕开的纸箱板做成的。上边写着几个黑色的大字：现行反革命杨福贵！最后三个字故意写歪，并且打上了黑叉。

　　我在老家见过不少“反革命”，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但未曾见过这种披挂。为了认定得确切无误，我专注地盯着牌子多看了几秒钟。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显然冒犯了这位“反革命”。他快速地向四周扫视一圈，然后迈着沉重的大步，径直向我逼来，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

　　“看吧！看吧！看清楚！看死你……”

　　如同地底久积的火山岩浆，终于找到了爆发口，我由此联想到了狮子愤怒的低吼。在崇义古镇赤日炎炎的村外旷原上，一个挂着纸牌的“反革命”，对着一个15岁的孤独少年恼羞成怒，那种仇恨和怨毒的眼神，似乎要把我活剥生吞。

　　我不敢直视那一张五官扭曲变形的凶脸，在惊恐中竟朝着错误的方向落荒而逃……

　　我很惭愧，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志不太高远，吃饭问题占去了太多的心思。长大之后才渐渐理解，古镇其实也有一种别样风情。不仅美食可恋，而且秀色可餐。不过因为年龄关系，这个话题被青年小伙子们垄断，自己被边缘化，不享有参与权。随着年龄增长，这方面的信息逐渐多了起来。

　　先是听到了人们毫不避讳的谈论，崇义供销社糖果店新来了一位女知青，漂亮，俊俏，白净，喜气，利落。尤其是一手绝活无人能比：从来不用算盘，算账“一口清”，而且分毫不差。

　　农村青年聚堆儿说荤话个个是好手，但形容美女的词汇却贫乏而含糊。他们把能想到的好词搜罗净尽，夹杂着半荤半素的俏皮话，用一种村俗的方式，表达着对心仪美人的爱慕、嫉妒和敬畏。我家对门还有一位花痴，借口到崇义镇卫生院看病，专门跑到供销社糖果店买了两盒饼干，说要实际检测一下女知青的心算特长是否属实。但这种小伎俩马上遭到同龄人群起而攻之，大家一致谴责他心怀叵测，想吃独食，自己一个人跑去“相亲”。

　　我是利用去西向村拉石料的机会，专门“途经”糖果店，近距离看到了传说中的“女神”。所有的称赞都不过分，眉清目秀，身手利落，穿一件得体的翻领衬衣，鸽子一样在柜台里飞来飞去。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送往迎来，在乱箭一般的目光中应付裕如。

　　这个姓杜的女知青，作为完美的城市女性植入了农村倾慕者的记忆，并向他们揭示了青春女性形象的另一种可能。在那时的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没有这样的细皮嫩肉，没有这样的优雅曲线，没有这样的青春笑颜。女性天然具有的柔美基因，全都在日晒雨淋、起早贪黑的粗糙劳作中，与男劳力走向了同质化。

　　豫剧《朝阳沟》中，王银环有一句唱词表达自己初下乡时的自卑，“犁耧锄耙我不会用”，殊不知犁、耧、锄、耙样样精通的农村铁姑娘，是以牺牲娇柔和美丽为代价的。贫穷和落后抹煞了女性应有的特质，甚至连一头秀发也不能幸存。

　　老家有一位漂亮的大姑娘，本人长得滋润，家庭条件也好，到了23岁仍待字闺中。“破四旧”的造反派一涌而入，押了就走，当场剪掉二尺多长的大辫子，脖子上挂了“高价姑娘”的牌子游街批斗。姑娘几次欲寻短见，都被家人死死拉住。后来远嫁陕西，再也没有回过这个伤心地。

　　我们村的年轻人，隔着十多里的空间距离，对崇义供销社糖果店的这位女知青竟产生宗教一般的群体崇拜，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也曾让我们邻村知青点的姑娘们愤愤不平。但毫无疑问，她为心灵闭塞的农村青年打开了一扇天窗，展示了青春的样板，竖起了女人的标杆。她用自然得体的一颦一笑，对这些青春期的同龄异性，进行了一次青春美学启蒙，没有邪念，不含杂质，为枯燥乏味的生活送去了一阵清风。

　　1978年，我考到新乡上大学，来往乘坐公共汽车，都会选择在崇义站下车。其实，谷旦镇车站离我家更近，但我却特别钟情于崇义这个地方。它犹如一块心灵的石壁，虽然历尽沧桑，长满岁月的青苔，但与它有关的记忆，始终是那样清晰而深刻。

　　一条蜿蜒的乡村土路从青涩的岁月中延伸出来，夏夜草丛里的点点萤光，五更夜空中横斜的银河，珠龙河里打鱼的鸬鹚和小船，写作文惯用的“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无一不和古镇发生着联系。遗憾的是，高速开通，公路改道，我往返老家，再也不经过崇义古镇了。

　　20多年久违了，倘若再见，我还能认得那条南北大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