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送外卖的阿富汗前部长

在德国送外卖的阿富汗前部长

文丨安娜


01


美国东部时间8月30日,随着美军最后一架撤离飞机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起飞,美国最长的一场战争以混乱而血腥的方式宣告了退场。


不知道阿富汗人民将会等来怎样的一个塔利班‘新’时代,但每次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总有更加聪明且勇敢的人已经先人一步,闻到危险的味道,提前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国家。


就在塔利班人员在机场鸣枪庆祝美军离去的第二天,德国《图片报》报道了一个新闻。


记者采访到了一位特别的外卖小哥——阿富汗前部长(通信和信息技术部)赛义德·萨达特。


在莱比锡,身穿橙色外卖服,头戴同色骑手帽的赛义德正风一般地穿梭在街头,一个方方正正的外卖储物包,扎扎实实趴在他的背后。


赛义德是有个有故事的中年阿富汗人。


49周岁,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拥有英国和阿富汗双重国籍——想必在阿富汗,他并非来自普通家庭。


200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和那年从世界各地返回祖国,希望在国家重建中建立功勋的人一样,赛义德也从英国回到了阿富汗。


海外名校的教育背景,使他拥有多家公司的任职经历。


后来他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于2018年,从电信和信息科技部技术顾问的位置上被提拔为阿富汗通信部长。


在赛义德46岁的黄金年华,他如愿实现地位跃升,成为阿富汗加尼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


在德国送外卖的阿富汗前部长



可惜仅仅两年之后,赛义德就因为政治理念与总统不合,辞去了通信部长一职。


不得不说,这是一位有个性的高级公务员。


也在同一年,政治嗅觉灵敏的赛义德感受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气息,带着一家老小,举家搬迁到了德国。


为什么选德国,而不是没有语音障碍还拥有国籍的英国呢?


接受采访时,赛义德说是他更看好‘欧洲之星’的德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哪怕要从零基础开始学德国,也愿意尝试在这里开始他全新的生活。


可能他没想到的是,尽管握有牛津学历,但失去官员身份又完全不懂德语的他来到德国,也渺小如水滴投入大海,投出去无数求职简历,均都石沉大海。


然后,记者眼前的中年人略显尴尬地笑了。


高学历的一国原高官,流落异国他乡,只能奔跑在街头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


不过,他相信这个职业只是暂时的过度,不久的未来,他一定会在他的专业领域——电信和信息技术——上谋得发展。


02


这个故事,我朋友解读为:


在自由国家,纵做苦力也幸福,因为德国的空气是甜的。


而在阿富汗这样的残酷国家,做了高官也朝不保夕,随时会有丢命之虞。


前半句有些问题。


无论在哪儿,苦力就是苦力,跟幸福并无多大关系,做骑手,只是赛义德面对当前尴尬处境的一个最优选择。


在德国做一名每天工作10小时、满大街骑行的外卖小哥,在他的计算里,优于留在阿富汗每天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


何况,外卖小哥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明显的优势是,时间灵活,收入稳定,这对需要每天按时出现在德国学习课堂上学习4小时语言课的赛义德来讲,非常重要。


上午上课,下午送餐。


工作时间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差不多10小时,平均每个月骑行约1200公里。


收入还不错,时薪按15欧元算,足够开支一家人包括房租在内的生活。


重要的是,他怀着对未来的更大希望。


等语言学成后,他就有条件申请IT和电信方面的职位,从而改善工作条件,增加收入,慢慢融入德语世界。



03


从前阿富汗高官到德国街头的外卖小哥,赛义德的身份转变,其实还证明了另一件事。


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本,它可以创造价值,通过受雇为别人工作获得收入,变成财富。


但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技能和本事,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行业,价值就不一样,甚至可以从十分昂贵变成一文不值。


经济学上,这叫做资本的异质性。


当官的技能和才华,与自由市场的匹配度很低,它只能发挥在特定的环境里,就是官场。


所以在官场容不下一名阿富汗人的德国,赛义德尽管拥有学历和英语的优势,也只能从最原始最底层的工作——出卖力气——做起。


他得一片空白地开始,将过去清零。


也就是说,他过去学习和积累的技能此时此刻变得毫无价值,他得通过重新学习,掌握别的技能才能在这个新世界里交换到生活的满足。



04

不过,我始终有一个疑团,赛义德的英文很好,为什么在德国找到一份体面工作会这么困难?


德国人的英语普及程度在整个欧洲是数一数二的——我的一位德国客户认为,至少80%的德国人具备英语交流能力,在大城市,这个数字更高。


因为英语和德语都属于日耳曼语系,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德语母语的人学英语天生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事也可以说明,德国如今的创业和就业环境并不理想。


我们的德国客户曾经在聊天中调侃他们的劳动保护法,差不多‘只准进不准出’,害得他们后来招聘技术,只敢雇佣兼职的。


德国官僚确实以‘保护劳动者’的名义,制订了太多条条框框来约束企业,使得创业成本很高,在边际上减少了企业家和企业数量。


雇佣者减少,劳动者的选择自然变少。


而且一家企业如果不允许自由辞退员工,也会凝滞劳动力的自然流动。


因为不太合格的劳动力凭借一个员工身份就能一直呆在岗位上不动,根本赶不走,新生的劳动力里就无法进去替换,进一步造成了就业的困难。


保护一类人——劳动者——的权利,得通过‘给企业上锁’这种侵犯另一类人的权利来实现,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


要保护劳动者,保护他的财产权就够了,哪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权利。


保护这个,保护那个,创造许多莫须有的权利,再去保护这些莫须有的权利,只能说是德国官僚在自导自演一场大戏。


不费自己一毛钱,下个命令,开出罚单,既收获了‘爱护人民’的美名,又通过罚单拿到了白花花的真金,真是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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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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