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抢救室里立遗嘱的人

用来进行气管插管的物品已经准备好，家属却阻止了抢救工作。

“再耽搁下去恐怕性命不保。”我再一次郑重向病人的儿子和姐姐交代了情况。

但是，这位带着黑色边框眼镜的儿子却给出了理由：“我怕插管后他就不能说话了，等他下完遗嘱之后再说吧？”

文|多巴胺

“这种情况很危急，坚持不了多久，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小时，快下决定吧！”我看着端坐位在病床上气喘吁吁的病人对家属说道。

即使病人的情况很危急，之前我已经向家属交代过了风险，但家属依旧没有表态，甚至看上去有些木讷。

眼见站在病床边的家属对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反应，我又赶紧指着心电监护仪屏幕上闪烁的数字说道：“你看他现在呼吸急促，根本透不过气来，这个氧气指标只有55%，太危险了，坚持不了多久！”

我口中的氧气指标正是经皮指脉氧饱和度，而即使是55%的氧饱和度，也是在戴着储氧面罩的情况下。

“你快点决定，我没有时间给你考虑了！”病人危重的情况可谓命悬一线，留给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甚至可以看见死神已经张开了口袋准备收割性命了。

家属没有表态，病人自己也不同意插管上呼吸机。

虽然病人和家属看上去比较淡定，但我作为接诊医生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我让搭班护士继续准备需要的抢救设备，又将家属拉到了角落里：“你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吗？你能承担这个决定带来的和后果吗？”

家属点了点头，缓缓地说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也是他自己的决定。现在就这样决定吧，有什么问题我会和你说的。”

即使如此，我作为医生在尽到了告知义务之后，也只能尊重家属和患者本人的决定。

再一次签字后，我只得暂时离开了患者的床边，将患者最后宝贵的时间留给了唯一在场的家属，也是就是病人唯一的儿子。

几个小时前，刚满六十岁的病人因为胸闷气喘半日被儿子送进了急诊抢救室里来。

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在胸闷气喘、呼吸急促的背后，是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严重的间质性肺炎并发急性感染。

虽然来的时候病人还能够断断续续说着话，但凭经验来看面色灰暗的病人已经大限将至。

而休克状态的血压和让心电监护仪持续报警的经皮指脉氧饱和度数值便是最简单明了的证据了，就算是没有什么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将病人送进医院的是他的儿子，一个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在了解和年轻人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后，我直言不讳告诉他：“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肺部感染，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要是稳定不了血压、呼吸这些指标，会随时昏迷、死亡！”

但家属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和危机感，甚至还在幻想着：“会有这么严重，他这个病有好几年了，是老毛病了！”

看着家属慌张的眼神，听着家属有些幼稚的理由，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家属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有这么严重，这就是老毛病新问题，如果不是以前的老毛病，可能还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如果面罩吸氧不行的话，后面需要气管插管上呼吸机的。家里还有其他人吗？赶快通知一下，商量一下吧。”

说完话，我将家属丢在了急诊抢救室门外，又投入到了抢救工作中去。

虽然在储氧面罩和药物的作用下勉强可以维持一下，但我知道这并非长久之际，因为不仅动脉血气分析提示着严重的Ⅰ型呼吸衰竭和酸中毒，而且胸部CT提示着“大白肺”！

要想拯救病人的性命，必须要更多的抢救措施，包括有创呼吸机、血流动力学检测，和强有力的抗菌素。

但是，此刻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没有设备或药物，而是病人和家属都在犹豫，甚至拒绝。

趁着家属要考虑商量的空档，我又询问了病人一些情况，包括既往病史和现实考虑。

原来病人在五年前被查出结缔组织病和间质性肺炎，五年来因“肺部感染”反反复复在多家医院治疗过，而这一次却是最严重致命的一次。

“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事是你自己做主还是要你儿子做主？”在交代了情况后我再次向病人自己征求意见。

他从储氧面罩里深吸了一口气，又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向我摆了摆手。

我不知道病人摆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自己放弃了治疗，还是自己不做主？

在我和病人对话的几分钟内，搭班护士已经将抢救物品准备好并放在了床头。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清晰明了，救的话或许还能有一线转机，不救的话必定是死路一条。

虽然在急诊抢救室内放弃抢救治疗的情况也常常出现，但眼前这个还能够张口说话的病人毕竟只有六十岁，而并非已经风烛残年无力回天了。

估摸着家属的电话已经打完了，我再一次找到家属：“商量的结果是什么？”

病人的儿子有些难为情地告诉我：“不好意思啊呀医生，他的家庭情况有些复杂，现在就这样吧，我不是已经签字了嘛。”

虽然早在病人被送进急诊抢救室的时候，家属便已经签字了，但我还是想努力一下，并不想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从自己手中溜走。

家属坚持放弃的话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家属用的字眼却让我满是疑惑,所谓“他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病人的家庭不是家属的家庭吗？

而情况复杂又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他儿子吗？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妈妈呢？”

看见我的不解后，家属更加不好意思地道出了事实：“就我一个人。我后妈跑了，把房子也卷走了。”

寥寥数语，道尽沧桑。

当着我的面，儿子俯下身去征求了病人本人的意见：“医生要给你插管子，让去监护病房住院，你去不去？”

病人摆了摆手，家属便向我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去救治，虽然我知道死神已经将病人大半吞噬了下去。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希望也在一点点变成绝望。

就在我已经在内心里接受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之时，转机出现了。

病人的姐姐来到了医院，言语之中对病人十分关切，甚至透露出不愿轻易放弃的想法。

虽然时间已经被耽搁了许久，但总算还并没有完全断绝放手一搏的希望。

我再一次介绍了病人当下的病情，告知家属们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

站在病人的病床前，姐姐抚摸着病人的额头，儿子站在一边沉默不语。

或许是因为痰堵，或许是因为情绪激动，病人的病情突然再次加重了，心电监护仪上闪烁着的报警值剧烈地波动着。

用来进行气管插管的物品已经准备好，就放在床头柜上，而家属却阻止了抢救工作。

“再耽搁下去恐怕性命不保。”我再一次郑重向病人的儿子和姐姐交代了情况。

但是，这位带着黑色边框眼镜的儿子却给出了理由：“我怕插管后他就不能说话了，等他下完遗嘱之后才说吧？”

“现在是救命要紧，还谈什么遗嘱？”我心中对家属这个理由颇有不解，和救命相比，立遗嘱有那么重要吗？就算是要立遗嘱，早做什么去了？为什么非要在生死关头才立呢？

可惜的是，我只能做到提醒，并不能违背病人自己和家属事先达成的抢救协议。

吸痰等对症处理后，患者暂时稍稳定了。

在病人送进医院的五个小时后，落日跌进了远山的深渊。

家属带来了一行人，说是律师和证明人，要为病人立遗嘱。

我原本以为立遗嘱只不过是写几行字或录一段声音即可，没想到会如此大费周章。

难怪家属会担心一旦插管镇静后，病人便不能够立遗嘱了呢。

我坐在抢救室的角落里，看着隔帘之中这行人举着相机、记着笔迹、录着声音。

我不免感到好奇，却又分明感到不安。

我感到好奇是因为第一次在急诊抢救室里看见如此大场面的立遗嘱，我感到不安是因为我知道病人一直顽强坚持着就是为了等待立遗嘱。

我并不知道遗嘱的内容，但我知道病人的生命即将走到了尽头。

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这行被家属请来立遗嘱的人便离开了。

当夜幕真正拉开的时候，心电监护仪屏幕上先是出现了一连串曲曲折折毫无规律的波澜，继而便是一条直线了。

替他拿掉呼吸面罩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双眼是紧闭的，虽然面色灰暗却也带着一丝祥和。

即使到了一年后的今天，我依旧不知道关于他的生平故事，他甚至根本没有和我说上过几句话。

然而，我却并不能忘记他，并要将他记录下来，因为他曾来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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