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内调边军的举措，对明代的政局有何影响？

明代边军最初在正德六年被明武宗内调平定刘六、刘七农民反抗压迫军，平定农民反抗压迫军后，边军又被内调入卫京师。武宗病亡后，内调边军被遣散回到边镇，由于明王朝政事糜乱和边防衰弱，明世宗又不得不调遣边军入卫京师和远调到东南地区抵御倭人。

正嘉两朝边军内调的首要目的是稳固明朝统治，平定农民反抗压迫军、保卫京师安全及消灭入犯的倭人，这对保障地方安定，重新恢复地方社会秩序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内调边军对明朝的政事和军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武宗朝的江彬乱政、两官厅的军事改革以及嘉靖朝京营改革都与内调边军密切相关。

但是，边军内调平定农民军和入卫京师也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大量精锐部队的调离，使得北方边防空虚，给了蒙古军入侵的可乘之机。另外，边军入卫也带来很多问题，造成了明王朝巨大的财政负担。

内调边军的影响

正德和嘉靖朝的内调边军对当时的朝政、军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内调边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定了刘六、刘七等领导的农民反抗压迫，对于提早结束战争，重新恢复社会秩序，恢复地方社会经济，消除地方叛乱的隐患等方面有着很大作用。

部分内调边军将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保证贫苦百姓的生活，例如辽东边将刘晖、延绥边将冯桢在平定农民反抗压迫军的过程中处置得当，获得百姓支持，而被当地百姓立祠堂纪念。

其次，边军入卫京师，虽然遭到了朝臣的反对，但在京营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内调边军对提高京军的战斗力，改变京军衰落的情况，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而且，对京营的小规模改革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另外，内调边军在抵御蒙古军和倭人入侵方面，立有很大战果，捍卫了民族利益，这些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但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内调边军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很大。

首先，内调边军将领加剧了朝政的败坏。正德七年，边军将领江彬、许泰等人先后得到正德皇帝的宠信，得以留在正德皇帝左右，为他们干预朝政提供了契机。

千户周麒因为斥责江彬诱导武宗沉迷军事，被江彬陷害致死。江彬、刘晖等先后被赐国姓，利用武宗喜好游猎的兴趣，极力劝说武宗前往边疆地区游玩。

江彬在宣府镇修建镇国府，同时掠夺大量民间女子供武宗娱乐，使得朝政大事多被荒废，而且武宗在北巡的过程中险些被蒙古军俘虏。这激起了朝臣的强烈不满，纷纷上书弹劾江彬等人。

为了打击异己势力，江彬依靠正德皇帝的信任，采用廷杖、罢职、流放等手段，将大批正直朝臣罢免，内调将领造成朝局的剧烈动荡，使得正德朝后期朝政更为黑暗。

庚戌之变后，仇鸾因率大同边军及时入援得到嘉靖皇帝信任，被任命为大将军。但是，仇鸾借助嘉靖皇帝的宠信，大肆收取贿赂，使得明朝的边防更为糜乱。

为了巩固他在京营的地位，诬告与其政见不合的王邦瑞、申遂等人，将之罢免。而且仇鸾在宣府、大同开设马市一事上收受蒙古贿赂，陷害反对开放马市的杨继盛等人，造成明朝财政上和军事上的巨大损失。

其次，边军的内调和入卫京师削弱了明朝北部防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在明朝北方防御力量呈现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大量边军的内调给蒙古入侵提供了机会，不仅边疆地区遭到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消耗了明朝的边防力量和财政粮饷。

正德朝边军内调后，蒙古军趁机发动对大同、延绥等地的攻击，数次越过花马池掳掠，百姓遭到重大损失。另外，边军入卫也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明初称雄诸镇的辽东镇，在大量士兵入卫之后，数次遭到蒙古军入犯。

而且，入卫给边镇也带去十分消极的影响。从萧廪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入卫给边军造成巨大负担，一方面入卫所需的马匹、衣装器械等，都需要边军自己筹备，完全超出了边军个人的支付能力，迫使入卫边军不得不抵押月粮作为入卫的费用。

同时，入卫来往时间相对较长，入卫之后不仅终日操劳，还要遭到将领的剥削，境况十分悲惨。

另外一方面，入卫削弱了边镇的防御力量，连年入卫使得大量兵士死伤，消弱了边镇的防御力量，同时，入卫所需要的粮饷、马匹、器械等数额巨大，极大的消费了明王朝的财力，十分不利于明朝的边防建设。

最后，内调边军冒功和欺压百姓的情况较为严重。仅在应州之役中明武宗就封赏了五百多人，江彬、许泰等人先后被封为伯，其子侄姻亲也都借此获得了高官。

冒功的泛滥虽然扩大了武官群体的势力，为边军将领稳固自身的地位提供了保障。也造成明朝财政上的巨大负担，消耗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正德十一年，调边军出征时，赏赐边军的费用就高达十余万两白银，造成了国库的空虚，间接的加深了百姓的灾难。

而且，内调边军烧杀抢掠，欺压百姓的情况时有发生。边军自内调开始，杀良冒功、掠夺民财的情况就时有发生。宣府边将江彬在内调平定农民军过程中，曾妄杀平民二十多人，充作军功，以骗取朝廷的奖赏。

大批无辜百姓受难，转而走向起义军阵营，壮大了起义军势力，加大了边军剿灭起义军的难度。在平定江西盗贼的过程中，由于内调边军烧杀抢掠百姓的情况十分严重，民间甚至出现了“王贼尚可，官兵杀我”的流言。

在入卫京师后，由于武宗皇帝信任边军将领江彬等人，边军的行为更加暴虐。内调边兵士卒纵横骄悍，行游市中，强买货物，百姓深受其害。而且边军将领依靠边兵，也四处为虐。

庚戌之变时，由于事起仓促，朝廷没能及时准备边军的粮草，仇鸾率领的大同边军便四处掠夺百姓的钱财，甚至残害百姓，假称是斩获的蒙古军，以骗取朝廷赏赐。

嘉靖皇帝得知此事后，不仅不加以制裁，反而以仇鸾率军入援及时为由，将犯法士兵交由仇鸾处理，使得边军掠夺百姓的情况更为严重。仇鸾在嘉靖二十九年入援之后，深受嘉靖帝宠信，他先后将其部下数十人调入京城入职，而且给部下以较大的封赏，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且，内调征倭的边军在嘉靖三十八年四月的丁堰之战中为了获得首级以取得赏赐，竟然公然击杀被倭人击败的河南毛葫芦兵，险些酿成兵变。

内调边军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迫使明朝廷不再考虑内调边军平定农民反抗压迫。嘉靖元年，山东“矿盗“”王堂举行起义，势力迅速壮大，转而掠夺河南等地。

时任兵部尚书的彭泽认为必须调集边兵方能剿灭王堂等，但是遭到了崔铣等人的反对。崔铣认为长期调集边兵于内地，不利于朝廷对其的控制。

而调用京军和土兵平定农民军，不仅可以达到消灭起义军的目的，同时也能够起到训练军队，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效果。

其后，嘉靖三年和十二年的大同兵变，更使得朝廷官员对内调边兵平定农民军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即使是内调边军于东南剿灭倭人，朝廷官员仍持反对态度。

京营衰败是否归咎于内调边军

正德和嘉靖两朝的内调边军不仅承担着平定农民反抗压迫和抵御倭人的任务，而且内调边军先后入卫京师，并且与正嘉两朝京营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京营衰败难以承担守卫京师的任务是明王朝内调边军入卫京师的重要原因。明代中期京营的两次大规模改革，即西官厅和戎朝廷的设立都与内调入卫边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德朝边军入卫之后，明朝廷于奋武营将台西侧空地设立西官厅，同时选调团营士兵六千、勇士营及四卫营各三千士兵与内调边军混合操练。

另外，鉴于大量边军内调入卫，边防力量有所空虚，明朝廷选调京军数千人前往边镇参与防守作战。

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武宗病亡。庚戌之变后，大学士严嵩、李本等人鉴于京营衰弱，兵力不振的情况，上书嘉靖皇帝建议朝廷改革京营制度，不久嘉靖帝下令废除十二团营、两官厅，重新恢复明初的三大营，设立戎朝廷。

在咸宁侯仇鸾的建议下，大批边军将领内调京营任职，为了提高京军战斗力，仇鸾从大同挑选边军五百人训练京军士兵，以期提高京军的战斗力。

边军将领江彬、许泰、刘晖、仇鸾等人都先后在京营中担任高级将领，参与对京营军的训练。然而，明代有些官员认为京营的衰落与内调边军有很大关系。他认为京营的衰败与内调边军有密切关系。

不可否认边军内调入卫后，确实对京营衰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入卫的边军将领冒功和糜乱糜乱的现象十分明显。但是，将京营衰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边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廷玉等修纂的《明史·兵志》载可知京营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屡次的改革和朝廷官员、贵族对京营士兵的占役也是造成京营衰落的原因。

正德六年七月，监察御史蒋瑶等所上奏疏“清役占”提到：禁兵之设，所系甚重，近权贵役占动以千计。

如军器局旧额军匠六千余人，监督内臣二人。今添设内臣六十余人，人占军匠三十，一局如此，他可知也。可知，宦官和勋戚对京营衰弱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而且，武宗即位初期，十二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而已。

当时给事中葛嵩提出要在五军营、三千营中拣选部分官军精锐归团营，遭到朝臣的反对，在正德十年，团营中仍有士兵十三万之多。

但到嘉靖七年正月，提督团营太监张永统计京营官军时发现：十二团营原额士兵有十万七千多人，到嘉靖七年正月时，在京营操练的士兵仅有五万四千四百多人；

而且京营马匹原额有十五万两百多匹，到张永统计时仅剩下一万九千三百多匹，京营事务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德十年时，团营官军人数有十三万人，到嘉靖七年却只剩五万四千多人，相差竟达八万人。入卫边军在正德十六年就已经被遣散还镇，而且边军长期随武宗在外，并不常驻京师。

因此，并不能完全将京营衰落归咎于内调边军。另外，嘉靖朝朝廷官员对京营改革，均遭到勋贵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嘉靖初年，武定侯郭勋出任京营统帅，太监张永、尚书李承勋监督京营。

张永和李承勋二人都曾经历战阵，对京营的衰败情况有所了解，希望对京营进行改革，但是遭到了武定侯郭勋的反对，不久张、李二人相继病死，京营事务完全由郭勋掌管。

另外，嘉靖朝的兵部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都曾想过整饬京军，但是营的衰败因素是复杂的，并不仅是内调边军将领造成。

结语

正德、嘉靖两朝是明代边军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自正德六年内调边军平定刘六、刘七农民反抗压迫军开始，边军逐渐成为明王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边军入卫京师虽然在正德朝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撤回。

但是，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迫使明王朝不得不继续考虑调遣边军入卫京城。庚戌之变的发生，成为嘉靖朝的边军入卫的直接原因，并且调遣边军入卫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边军的内调对明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为维护统治，明朝廷不得不依靠边军来平定农民反抗压迫、抵御蒙古入侵、入卫京师甚至远调东南抵抗倭人。内调边军对于维护明王朝统治，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地区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明王朝的政事糜乱和边防的衰弱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政事的黑暗加剧了军事上的衰败，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边军常常面临缺粮缺饷的困境，内调过程中掠夺百姓，杀良冒功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而且，入卫也带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边军逃亡和损伤的情况十分多，不仅加剧了明王朝的边防危机，而且极大的消耗了明王朝的财政。

正嘉两朝正是明代内调边军的开始和形成时期，因而，对两朝边军内调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明朝军事史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