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水生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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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儒学中的“孝”与“道思”，囊括了“孝心”与“孝道”两个层面。

汉代强调忠孝一说，将孝道从政治性上加以改变，使得孝顺的含义逐渐淡化。

尤其是汉代末期，那些追求名利的人，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孝顺，而没有实质上的孝顺，所以才会有了“父别家”这种奇怪的现象。

在“儒道合一”的大环境中，魏晋士人对于孝道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们对汉朝孝道只注重礼节，忽略孝之情的现象进行了反思。

以此看来，魏晋名士反省孝道的想法，与魏晋儒家和道家融合的想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

一、“情”与“礼”在先秦孔子“孝”观中的关系

孝顺的思想，对先祖的尊敬和崇拜，从殷商时代开始，先祖与“上帝”融为一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灵，他们通过牺牲来获得先祖对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庇护。

这样的孝顺，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崇拜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政权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国”合二为一的宗法制度被打破，大国之间的争斗引发了社会的混乱。

而作为宗法制度和宗教的“孝道”，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对周孝道思想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

他们第一次清除了殷周孝礼中的鬼神迷信和祖先崇拜，并着重指出孝道是建立在人类精神感情基础上的一种伦理责任。

孔子不否定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与孝顺有关，但他认为孝顺应该源于人伦之爱和道德之义，他认为孝顺是一种对养育之恩的本能反应。

孔子在谈论孝道的时候，虽然承认了孝心的重要，但是他并没有沉迷于感情，而是认为应该用礼仪来修饰、调节和节制自己的感情。

但先秦道家，却明显地拒绝了这种形式上的仪式，认为“孝道”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否定了“孝道”的存在。

他们认为孝道是人为创造的，并不足以显示仁者的孝道，反而限制了他们真正的感情。

“处丧以悼，不问其礼。”庄子也重视丧礼中的哀伤，他拒绝一切特殊的仪式，认为只有摒弃了一切的仪式，才能让人的感情，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总而言之，道教把“孝敬”与“礼”分开，认为“孝敬”是一种违反人的天性的行为，希求摆脱“礼敬”的约束，以“孝敬”为己任。

到了汉代，出于封建统一的要求，统治者也十分重地视孝德的普及与运用。

所以，孝的理念逐渐扩展到了政治、宗教、社团等广阔的范围。

不仅仅是个人的血脉和个人的美德，更是社团的道德的标准，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宁，强调的是“忠”与“孝”的统一，将“孝”置于“人”的基础之上。

西汉成书《孝经》就是这一时期孝心系统化、理性化的结晶，《孝经》明确指出：

“夫孝，先于父母，后于君主，后于个人。”

强烈主张把“孝道”作为“治民”的一种“教化”，把“孝道”与“忠君”相联系，构成了“孝道”的理论体系。

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在儒道交融背景下，对孝道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儒道两家形成一种和谐的社团精神的同时，文人们的孝心也吸取了先秦儒学和道家分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在对待孝心与孝道的方式上。

第一，他们重视先秦儒学和道家所给予的肯定与尊重的孝心，把孝心放在与亲人之间的血脉关系之上，强调对父母的孝心。

其次，他对“孝道”的态度，时而肯定，时而推崇，时而贬低，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所决定的。

二、正始贤人：重孝道

在曹、魏两国的乱世中，社稷局势时而紧张，时而松懈。

此时读书人对孝义的看法，因时代而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读书人对于孝的看法上。

曹魏时代，读书人对于孝道的思考，呈现出了一种重视孝心，逐渐将孝心与孝道并列的趋势。

正始派的大学者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儒学和道家的结合。

一刻，崇尚自然的文人们，从对国家的压力和对国家的苛求中解了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个性和情感上。

儒道两教的社会思潮，影响了读书人对“孝道”的看法，本文选取了何晏与王弼论述“孝道”的两位哲人，作为读书人对“孝道”的看法。

何晏在注释《论语》时，对“孝道”的观法颇多。

何晏认为，孝顺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他说道：

“父亲的本性，是发自内心的。”

三年不肯守孝，何晏骂他不仁。

何晏说过，首先是孝顺父母，其次是孝顺长辈。

这和孔、曾子等先秦儒生的观法，大同小异，皆重孝顺父母之道，若仅以养育为生，便与饲养狗马，并无二致。

何晏又说到了丧事，他认为圣人制定丧事，是为了符合人性，君之家，丧事必断，不能有锦衣玉食。

先哲之所以规定三年一次的丧礼，就是为了让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要遵守这个规定。

何晏相信，这是“儿女之恩，父母之恩，无以为报”。

对于先哲来说，三年一次的丧礼，就是为了克制他的悲伤情绪，免得他破坏了自己的本性，以自己的死亡来伤害生命。

何晏也坚持要“毁不灭性”，对此，王谦曾经解释道：

“虽然葬礼主哀，但孝顺之人，却不能因悲伤而毁灭自己的性，所以才能达到最大的悲伤，然后才能停止。”

这一点正合儒学的大义，若所有孝顺之人都是“哀以灭性”，以死换生，将祠堂毁于一人身上，那岂不是成了一个没有后代的大罪过。

那么，儒学所提倡的君臣之情，将如何延续下去？

至于孝，何晏继承了孔子关于孝为仁的思想，用孝来教育仁，用仁来教育道，把仁和孝作为德和教化的基础。

“人若能为父母和兄弟服务，则仁道才能为父母服务。”

何晏亦未脱离汉朝以“孝顺”为核心的模式，把“孝顺”运用到治国上，认为若能把“孝顺”运用于家族，便可使国家安泰，把“孝顺”和“治国”融为一体。

何晏的“孝”道，不仅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强调了“孝”的重要性，比如“礼”的起源，就是为了表达对儿子无限的思念。

在礼节的基础上，对孝道的特殊重视，更有其形意义，让人们认识到孝心是孝道的根本，又通过礼仪的节俭，合理地表达出孝心。

而不是因为感情而毁了礼仪，从而让孝心的感情与礼仪的完美相合，与孝心的原意相吻合。

王弼“年少而聪慧，十八九岁，好老成持重，善辩”。

在“孝”的观念方面，王弼则表现出了“重自然，重感情”的一面。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过，父子之间的感情，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旦孝顺变成了一种崇高的德，人们就很容易忘记了这份感情。

因为这份感情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来自于表面的礼节和虚伪的言行，所以抛弃虚荣，回归本性，并不是什么难事，也是必不可少的。

王佐以长者为本，继承了他父亲对礼的看法，认为与其提倡“孝顺”，不如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那时人们都知道，父亲慈母，子孝，各自安好，就像是“鱼儿在江和湖里都会忘记”一样。

王弼赞老子“舍己为人，以复孝道”，认为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一种行动法。

后来，王弼又把“孝心”解释成“自然亲爱”，强调“孝心”，这是孝道本源的一种回归。

竹林中人，都是生活于曹魏与司马两家政治势力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名门正派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风度。

竹林中的名流，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人格。

他们崇尚“超越名教，顺其自然”，抛弃了传统的名教，抛弃了忠臣的身份，注重了个体的精神上的独立，以及情感上的自由表现。

这一刀，深深地印在了他们对自己儿子的孝心上。

阮籍在丧事中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因为他母亲去世时的悲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丧事中的失态。

他在这种行为中表现出了对父母的孝顺之心，他无视了“毁不灭性”，也无视了死亡和伤害生命的道理，只意表现出失去母亲的痛苦。

很多讲究礼仪的人都会在葬礼上尽职尽责，但论感情，却没有什么法比得上阮籍对亲人的思念。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阮籍是多么重视于孝道，其次，阮籍在丧事上有违礼仪，有惊世骇俗之举。

阮姓修士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就跟老庄一样，毫不客气地攻击着那些传统的礼仪。

他认为，“圣人”所倡导的“礼”，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可是，“圣人”所倡导的“礼”，却总是一意孤行，而不去改变，这就大错特错了。

“圣人之“法”，不过是消灭强盗，消灭强盗，杀戮，死亡，在他们眼中，却是一种“美”，走的是“不容易”之路，岂不是太过分了？

“以济世为己任”的阮籍，已经不相信也不依靠这种虚假的道德规范，而是从道教盛行已久的文化中发出了自己的思想。

从儒家传统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反对做法是不合常理的，但道家重视亲情的天然感情，提倡亲情的自由表现。

所以从道家的观点来看，阮籍在葬礼上表现出来的诚恳孝顺是毋庸置疑的。

嵇康推崇庄子，与阮籍并驾齐驱，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讨论“孝道”，而是在广义的意义上，讨论了“六经”：

“从本质上来说，六经是以被引诱为主要内容，人性是以被欲望所支配。抑制，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就是自然而然。然而，天道的获得，并不是从六道中来的；一切的根本，都是不能违背爱情的礼法。”

他首先否定了传统儒门文人入门的重要途径，认为六经中的对错善恶的规定，实际上是压制了人性。

人性本来就是一种天性，无论习六经，还是遵从礼法，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性。

仁，义，礼，智都源于虚伪，都是为了追逐名利而产生的，这些都是完全脱离了人类本性的真实。

结语

魏晋文人在汉代孝道中，对孝之情与礼之态度的分裂和独占的行为法提出了异议。

他们不断地尝试着如何将孝与情合起来，以礼为进，以求将孝回归到情与礼并重的良性状态。

故而，正始者何燕与王弼都扬了父母的孝道，力图改善汉末实行“孝道”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竹林名流在名门正派的崩塌激昂中，反对以孝为本，这是道教思想继承与发展的直接结果。

两晋文人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将“孝道”与“孝心”融合在一起，最终化解了两者间的矛盾，将“孝道”回归到正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