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老说“战术”、“战略”，究竟区别在哪儿？

简单从“人”的角度说，通常被称作“将领”的，从古至今，大抵都只是“战术家”，充其量也不过跟“战略”稍许沾边儿，决算不上“家”。“玩战略”的，叫“帅”、统帅。

我国古代知名将领中，被称“帅”的并不多，其中真正够得上“统帅”级别的，屈指可数，其中，南宋的岳飞，可谓当之无愧的“战略家”。不过，他这个战略家，不是“天生”的，而是从战术家的艰险实践中成长而来的。

（一）从“还我河山”到“直捣黄龙”

至今，在杭州的“岳庙”，还可以看到岳飞亲书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那是一个武人对侵略者愤怒的声讨，也是一个铁血男儿发自内心的“朴素”宏愿。

岳飞“出世”，是在北宋末期，他的“初级成长”历程，几乎跟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同步。血气方刚、满怀壮志的年轻将领，眼见山河破碎、侵略者铁蹄肆虐，没点儿“标语”式的反应，很难自我激励去建树什么，更乏驭兵的精深内核。所以……

啥叫“还我河山”？字面理解，就是收复失地。引申：恢复到金人全面入侵之前的北宋疆域范围。也就是后来经常听到的“把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在其他有关岳飞的文章中，笔者曾述及：跟同时代其他将领不同，岳飞治下的军队，俗称“岳家军”的，至少在“起家”阶段，主要是“自募”，朝廷分配的兵源，只占很少部分。

这使得他在治军方面，显现很大不同；这支以他的个人魅力和“特效”模式为“底色”建立并成长起来的军队，具有诸多“官军”没有的“适时优势”，比如“野战”（区别于“阵战”），充分利用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少而精的兵力与敌周旋，显现出灵活而高效的特殊战力。这种优势，加上“自募”的“根基”，使“岳家军”成为了阻击敌人（金人）的“最先锋”和“耗材”。

翻翻史书，可以更清晰看到，尤其在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岳家军”与金人的战事，更多发生在“两国交界”的长江以北，也就是在“敌方占领区”；而同期韩世忠等其他将领所统领的“官军”，更多是与敌交战于“边界”，就算“入敌界”，也不如“岳家军”深入。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不仅没因为处于“耗材”地位而“锐减”反而愈发壮大的“岳家军”，随着在“敌占区”与金人的“拉锯”，使得岳飞的军事思维从战术层面跨跃到战略层面，其重要标志，就是那铮铮的八个字：直捣黄龙，迎回二帝。

有人说，包括笔者自己也曾说：迎回二帝，似乎是岳飞终被皇帝（高宗赵构）忌惮以至于不整死不放心的“祸根”；理由：迎回被金人“掳走”的徽宗、钦宗父子（即“二帝”），现在这个高宗赵构，往哪儿放啊？！

而其实，更“正向战略”、尽可能摆脱“阴谋论”地去看，这八个字，尤其其中的“直捣黄龙”，是“战略”式的“升华”。至于“二帝”真的被“迎回”所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倒并不至于令“今上”的赵构多么“不适”——本来，“二帝”中的徽宗就是禅位给儿子“钦宗”的太上皇，且年事已高，真“迎回”，恐怕所“迎”的，更可能是骸骨而不是活人。而顶着“亡国之君”头衔且早已没什么羽翼的钦宗，就算真的“回归”，动摇赵构既有的皇位，可能性也……最多也就是“可圈可点”。所以说，八个字的“硬核”，在前面四个字——直捣黄龙。不是收复失地那么简单，而是要彻底击败金人，甚至以军事手段，消灭金朝政权！

这就是战略！而且，以笔者愚见，是足宋一朝，不论“南北”，最雄心勃勃的伟大战略！

（二）直捣黄龙的战略意义

直捣黄龙，按现代话说，消灭金朝政权，为什么是“战略”，还是足宋一朝最雄心勃勃的战略？得从宋朝的“开始”捋——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本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的一名节度使，武官出身，却是用的宫廷政变（黄袍加身）的手段立国、登基；之后，就拿自己和整个“五代十国”以及再早的“中唐”以来的“历史”为“戒”，彻底废除了极易形成军事割据的“藩镇”制度（“中唐”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藩镇”节度使；五代十国很多“皇帝”以及赵匡胤本人，也是“藩镇”头目），并在此基础上“杯酒释兵权”，把所有国家武装力量，都紧紧纂在皇帝一个人手中，最大限度削弱臣僚的“兵权”；甚至，在军事上，形成“文正武副”的惯例，进一步弱化武将对军队的控制——“寇天官”寇准，是文官，却较长期在军中任高职；“文正公”范仲淹，也是文官，却在抗击西夏的战争中“挂帅”；《水浒传》里，哪怕只是个小小的“营寨”，正职也是文官，一身好武艺的华荣（小李广）只能屈居副职。

这种弱化甚至可以说“打压”武将的“制度”，对皇帝倒是“安全”了很多，可却使得国家的军事力量得不到健康发展。再加上在北宋建立之前就称霸“大北方”的契丹（辽国）在军事、政治上的“膨胀”、压迫，赵匡胤“打底”的北宋王朝的疆域，不仅算不上“大”，而且极缺乏针对北方“大契丹”等游牧政权的“天然防御屏障”。

无天险可守，军队发展又“跟不上趟儿”，使得北宋政权长期处在被动防御、节节退让的痛苦境地，以至于出现向臣属国西夏“献岁币”（进贡）的荒诞局面，以至于竟然让只是“长于弓马”、“剽悍蛮勇”的女真政权“金”，很容易就攻陷要地乃至“失国”！

对应地，渔猎营生、长期受契丹人（辽国）残酷压迫，凭借粗砺政治手腕和蛮勇渴战的民族性格以及“累世”的仇隙，终究平灭了千疮百孔的辽国的“金”，总体来讲，并不如曾经的“辽”那么“有长劲儿”；整个掌权集团中，只有其实并不那么“十分”被“信用”的宗室统帅完颜宗弼（金兀术）具有与“汉人”旗鼓相当的政治谋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满一副“后继无人”的“衰相”。

相比于南宋众多其他将领，岳飞对老对手金兀术的了解，可谓最“到位”。以今人的视角、心思去研究，笔者猜想，极大可能，岳飞看清了一个武将通常并看不清甚至完全看不到的“战略前景”——只要搞掉（包括“熬死”）金兀术，金国就不再能“充分应对”南宋的反击！只要能集结出“大反击”的兵势和政治勇气，“大反击”演变成“大翻盘”，完全可能！一旦成功，为确保胜利果实，就得趁势而下、“直捣黄龙”，彻底消灭金国，取得足宋一朝从没有过的广阔疆土，纳入可为军事屏障的北方地盘，从而根本性解决宋朝自赵匡胤以来一直严重困扰的“军事安全”问题！

以岳飞及其“岳家军”的“后期”状态论，“直捣黄龙”的战略思想，并不是绝对“高不可攀”，而是，按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三）战略“输”在主战与主和的矛盾中

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不满”，与其说是“迎回二帝”的愿景触动了他的皇权，犯了忌讳，倒毋宁说是治政思想上的“对立”。

当然，也可以说，岳飞更关心“国家”的兴亡，而赵构只关心自己的皇位能否坐稳。

宋朝的皇帝，自赵匡胤始，有一个算一个，恐怕都不曾敢想彻底击败北方游牧政权，占据他们的地盘，以为“天养”。这种政治上的保守，到了“划江而治”的南宋，愈发凸显！

南宋控制的疆域，农业生产的“平均条件”要略强于北宋；某种意义上，南宋的“偏安一隅”，有力推动了“稻作文明”彻底取代“粟作文明”；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苟安政治氛围。高宗中早期，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文官集团，甚至很有深度地影响了一些武将；这种军事上的消极趋向，会同了高宗赵构极力想恢复“文正武副”的“传统格局”，使得岳家军这样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扎眼”！

岳飞十分忠诚于国家，也十分忠诚于高宗赵构本人。他的“忠诚”哪怕少一点点，或说他哪怕有一点点“拥兵自重”的心思，风波亭之变，都恐怕没有发生的条件！

可同时，忠君爱国的岳飞，也是有着宏伟战略思谋的“诤臣”！

今天想回去，他可能很想有机会跟皇帝“讲明白”那个“直捣黄龙”战略的内核。也许，那样的“进谏”，真的发生过，只不过效果惨淡，甚至可能，过程中，岳飞无意触动了作为最终决策者的赵构的什么内心“逆鳞”，从而埋伏下他悲剧结局的引信。

理性、“温柔”地猜想猜想，赵构杀岳飞，借秦桧的手杀岳飞，多少也怀着不舍、愧疚，但他不敢、不愿去理解、支持岳飞的“大战略”，认为难以实现、太冒险、还不是时候……可他又很难让岳飞“从思想上”认同自己的想法、意图，也一直“陷在”边打边媾和的“别扭”里。没了岳飞，“打”的底气少说弱下去一半，别的将领看到岳飞的“结局”，恐怕也不会像之前那么肯于“用命”，军事上的“自弱”效应会很明显；但是，灭金，作为“终极战略考量”，也很可能由于岳飞的努力，深深“植入”到了他的内心。于是，这样一番“骚操作”，就发生了：借秦桧的手和名声，除掉岳飞，震慑武将群体，恢复“旧秩序”的同时，让秦桧及其文官集团背负骂名，在与金的媾和过程中，更加卖力也更加谨慎……

历史的发展，似乎向后来的我们证明，南宋统治者，并没放弃“灭金”，只不过是在赵构秦桧之流都早已作古的很后来，联合了倍受金人压迫的蒙古族。结果，养虎为患、引狼入室，金是被灭了，更强悍的蒙人，洪水猛兽般侵袭而来，很快就把“大宋”逼入绝境。

假设，宋高宗赵构采纳了岳飞“直捣黄龙”的战略，拿出更大决心，重用岳飞为代表的武将，压制、批判文官集团的求和心态，凭借南宋的农业富庶，趁“靖康之耻”尚未“失温”，举全国之力，采取包括“斩首”金兀术在内的“决定性措施”，大举反攻，最终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平灭了金国，让岳飞或其可靠有能的继承人镇守从没“得到”过的“大北方”……固然可能一时“尽颓”，可凭借巨大胜利的激励和岳飞等军事统帅的忠勇，以及从没有过的辽阔疆域所能提供的广袤资源，不仅完全可望较快治愈战争创伤，还完全可能收获被“迎回”的“二帝”的感激、敬服，甚至都完全可能在蒙古族尚未“形成气候”时，将其同化或严厉打压……真那样，就没有元朝了，也不会有蒙古帝国，却十有八九会有一个辽阔、强盛、“无敌”、蕴育“资本经济”种子的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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