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威宗（崇祯皇帝）在北京自杀以后，大明朝群龙无首，一些宗室成员在各方势力的辅佐下，先后在南方建立起数个政权，这些政权被合称为“南明”。然而这些人为了争夺皇位，全然不顾国家危亡，在动荡的时局里不遗余力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皇权战争”。正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内耗中，明朝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遍及全国的宗室

首先，我们从“南明”这个词语谈起。在清朝，人们提及南明时多用“胜国”“故明”“明季”等词，俨然不愿承认其历史地位。直到很久以后，“南明”这个称呼才逐渐流传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南明本身就是明朝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朝代；之所以称其为“南明”，是后人为了便于与崇祯之前的大明王朝相区别。再则，这些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这样命名倒也符合历史规则。那为什么不用“后明”这个词呢？这是因为后明是孙可望在贵州时，向他献媚的一派为了拥护他做皇帝而拟定的国号，用在这里实在很不合适。

南明与后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崇祯皇帝身死社稷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不知所终，这使南明爆发了严重的继统之争，多次内斗的结果是其根本无法团结力量一致对外。眼看局势混乱，某些藩王和实力派人物试图趁机过把帝王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导致各方势力火拼，小势力被大势力吞并，大势力则被内耗消磨得丧失了锐气。如此急剧的损耗，对抗清斗争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藩王遍及全国，不管在哪儿都可以找到一个宗室成员拥戴为抗清领袖，这使抗清力量极为分散，很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加上大部分拥戴者存有私心，这些个宗室成员在他们手中就成了一个获取利益的工具。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再被满足时，宗室成员就会被实力人物抛弃，这点在郑芝龙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拥立宗室成员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积极抗清的势力中，宗室成员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在其号召下，人心得以迅速凝聚，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清军。

虽然兼有自保性质，不过比起私利者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点夔东十三家可为典型。总体而言，这种情况还是弊大于利的。它导致宗室成员之间长时间内斗，严重消耗了抗清的有生力量，客观上也为清军各个击破明军制造了良机。同时，这一情况强化了官僚对升官发财的追求。各藩在升迁人员的时候，不再看对方忠心与否，有志抗清与否，而是看他是否是属于己方利益集团。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再贤明的君王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北京陷落之后，见于史籍记载的称帝者和监国，不论执政时间长短、所辖地域大小，前后计有安宗朱由崧、威宗太子王之明、潞王朱常淓、益王朱慈炱、绍宗朱聿键、鲁王朱以海、靖江王朱亨嘉、益阳王朱术□、韩王朱璟溧、赵王朱由棪、昭宗朱由榔、唐王朱聿鐭、益藩朱由榛、淮王朱常清、吴王朱容藩等人。其中，韩王朱璟溧是否称帝颇有疑问，淮王朱常清则属史料误记。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郑成功、郑袭、郑经、郑克臧、郑克塽这五位明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南明摄政。

另外，蜀王、桂王、荣王也曾被臣子们试图立为皇帝。北京沦陷后，得到消息的蜀地官员就商量推立蜀王朱至澍为监国，但因受到巡按御史刘之勃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桂王朱由[插图]则是在弘光政权倒台后，一些人打算立他为帝，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得到了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于是只得作罢。荣王朱由桢却是因为奉天之变中一些官员和永历政权失去联系，才差点被拥立为帝，后因遭到劝阻而未成。

拥立新君的较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殉国。早在三月十三日，北京城破前几天，南京就出现了不祥之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知何故，明孝陵竟有人夜里大哭，闹得是沸沸扬扬，出现了很多谣言。夜哭原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地点有些不对，再经过有心人一造谣，闹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风声鹤唳到了怎样的地步，连一丁点经不起检验的谣言都能搅风搅雨。这些谣言经过发酵，传到了右都御史张慎言的耳中。他听后感叹说：“这虽然是谣言，恐怕真应了眼下的情形。”

虽然他没提应的是什么情形，不过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人们或许已经预感到明朝快要灭亡了。之后，邸报断绝，各种谣言越来越盛，大臣们是忧心忡忡。他们每次到议事堂不是拧着眉毛不说话，就是抬头看着屋子不停叹气，再或者就是用脚尖踢地，互相问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南京政坛气氛沉闷，官员们内心慌乱，完全没有了主心骨，更不敢在关键时刻承担起重要责任。

不久，掌握实权的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决定率军北上勤王，但被掌翰林院事的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制止。姜曰广之所以强烈反对史可法勤王，是忧心南京的形势，他得知一些亡命之徒打算挟持饥饿的军队趁机起事。在他看来，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史可法走后南京很可能出事，因此得先把南京的事务处理妥当才无后顾之忧。可以说，以姜曰广为首的部分文官把保卫南京的希望寄托在了史可法身上。至于南京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人——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领中军都督府事的南京守备勋臣，都被这些文官无视了。而南京三驾马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将首都迁到了北京，但南京这个曾经的大明首都仍然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没有皇帝和内阁而已，不过这套机构基本就是个空壳。

在南京的署衙中，最有权力的是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领中军都督府事，他们分别由文官、宦官、勋贵担任。当时的参赞机务是史可法，南京司礼监太监是韩赞周，南京守备勋臣是忻城伯赵之龙。可以说，南京的大局都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他们是这里的核心人物，重大决策都需要由他们共同做出。但三人中，身为南京文臣首领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南京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防部（南京）部长。

虽然名字挂着一个“部”字，但其充其量只能叫国防部南京办公室。因为南京兵部仅仅是个空架子，里面并没多少官员，只不过这个办公室主任和北京兵部尚书一样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是以，文官们以史可法马首是瞻等于是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宦官与勋贵的不信任。本来，留守的其他尚书和兵部侍郎等官员可以和守备南京的宦官、勋臣通力合作，然而固有的偏见妨碍了这种可能。文官们想要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意出头来承担领导救亡图存的政治责任，于是只能将同属士大夫群体的最高实权人史可法推上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只得留在南京，与其他官员协同处理南京问题。

很快，南京的高官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南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下令加强门禁，同时挑选5000士兵严加防护，以防止奸人闹事。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也加强了南京的护陵、防江工作。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还把粤东送来的饷金迅速发给了饥军，以稳定军心。这样一来，就没人敢再闹事了。之后，“禁讹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从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南京缺少一个政治核心，属于集体分工领导，文臣、宦官、勋贵各自为政，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战力。这种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在平时是非常管用的，但在国变的非常时期就会出现运作不灵的问题了。几天后，退休南下的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皇帝根本没有死，有人在天津见过他。史可法以为皇帝无事，高兴地给姜曰广写信，说皇上现在已经坐船南下了，太子也偷偷从小路跑了出来。

我们清楚，得知消息的诸位大臣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四月十三日夜，有宦官前往内府称：北京于三月十七日失守，具体情况不详。在听到北京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后，留守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对着北方大哭，然后就触柱欲随先帝而去，撞得是头破血流。好在他最后被救了下来，不然后面的历史恐怕就要被改写了。由于北京失陷的消息太过骇人听闻，在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前，南京官员不得不高度谨慎，继续探听北京的情况。

后来，有北方官员称，三月十六日那天炮声隆隆，他还是假扮乞丐提着菜篮子出来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动荡的局势、匮乏的信息使南京各位官员很是坐立不安，最后他们决定借助算命来寻求安慰，于是占筮北京得到了“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结果。这次卜出的是泰卦的九三爻，大意是：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复，若能知此理，保持贞正，就不会有殃祸；讲信用，就会丰衣足食。

这一卦像显示是上地下天，乃阴阳交泰之象，在古人看来是非常吉祥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私以为可以解释为：天地颠倒，且波折不断。事实上，北京方面的形势也确实是一波三折，先是大顺打进来逼死了崇祯皇帝，后又是大清势猛赶走了李自成。他们还为南京卜了一卦，得到的是：“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蛊卦的上九之爻，大意是：不为王侯效力是高风亮节的表现。这一卦为上山下风，风受阻而聚集，进而导致了蛊的产生。既然蛊惑已深，已经无药可医，那就只能洁身自好了。这一卦颇合弘光朝的政局发展趋势，自阮大铖上台受到重用后，很多东林党的“正人君子”就纷纷下野求去了。三月二十二日，史可法率领3000兵马准备北上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手下的人得知后，都吃惊地问道：“国家现在连个主人都没有，为何不在南京选一人立为皇帝呢？”史可法认同了部下的说法，如果国家无主，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政治号召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是选一个能被各方势力承认的人来当皇帝。那选谁好呢？

如果只是单纯考虑血缘关系，自然应当由福王来继承皇位。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的党争中，东林党人把福王一脉得罪得狠了，害怕被报复的他们自然不愿福王即位，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里先简单地讲一下东林党的起源。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是万历年间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专门负责大明文官的升调选拔。

他在得罪皇帝后，辞职归家从事讲学活动，而他待的地方就是东林书院，所培养的势力被人称为“东林党”。万历时期，围绕着是否拥立明神宗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争国本”主线，明朝相继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疑案。这些争斗都牵扯到了福王和东林党。争国本，其实争的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神宗最宠爱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朱常洛是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私幸宫女王氏生下来的孩子，而朱常洵则是由神宗最宠幸的郑贵妃所生，因此神宗并不喜欢朱常洛。根据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明神宗应该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继承人，可他迟迟不封，结果引起了大臣们的指责。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