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没有人能够约束皇帝的权力吗？答案是：确实没有，皇权至上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首先，皇帝害怕历史的评价。他们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会被载入史册，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权势可以掩盖真相，但千秋万代的视听是无法遮掩的。因此，皇帝们必须时刻铭记历史的教训，以避免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

其次，皇帝畏惧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的规范作用。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周公的榜样、孔子的教诲以及“五经”中的名言警句，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历代皇帝都会传承本朝的“祖宗之法”，如唐朝的《贞观政要》，宋朝的《宝训》《圣政》，明朝的《皇明祖训》等。

最后，皇帝害怕天的示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天人感应”的概念，即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当人间统治出现问题时，天就会降下灾异，如地震、水灾、旱灾、日食等等。这些灾异是天对统治者的警告，皇帝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

现代人常常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看待古人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统治之间的因果联系，觉得这种看法是愚昧迷信的表现。然而，古人所坚持的“灾异示警”学说，其实是为了让皇帝心生畏惧，以维护帝制时期的政治稳定。

宋神宗的宰相富弼曾说过：“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这句话表明了“灾异示警”学说的核心思想：皇帝必须畏惧天命，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对于那些认为“畏天”是“迷信”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是陷入了对科学的迷信和对人类能力的盲目自信。

综上所言，皇帝确实有所畏惧。他们畏惧自己的历史形象，畏惧古圣先贤和列祖列宗，畏惧天命。这种畏惧是“抽象的皇帝”向“具体的皇帝”所传递的道德高标准。而在这种道德高标准下，官僚士大夫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中，皇帝拥有最大的现实权势，但在观念秩序中，“道理最大”。官僚士大夫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和继承者，他们通过引经据典、解释天命，阐扬古圣先贤和列祖列宗的思想，为天下人请命，以保持皇帝和王朝统治的正确轨道。这就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责任。

在传统时期，士大夫们以“三畏”为武器，劝谏和约束“具体的皇帝”，希望他们尽可能地符合“抽象的皇帝”的要求。然而，这三条约束都是软性的，没有强制性。如果“具体的皇帝”决心做个昏君，那是谁也拦不住的。

总之，古人的“灾异示警”学说虽然看似迷信，但其实是为了让皇帝心生畏惧，以维护帝制时期的政治稳定。官僚士大夫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阐扬儒家思想，约束和劝谏“具体的皇帝”，以维护“抽象的皇帝”的道德高标准。

总结

作为古代帝制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们必须时刻铭记“三畏”，以避免成为昏君，同时传承古圣先贤、本朝列祖列宗的规范作用，认真对待天的示警，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