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先生离世后,葬礼扶灵抬棺的16个人,个个都不简单

1936年10月19日的上海市鲁迅家中,年仅55岁的鲁迅因为自发性气胸去世,这种病在当时并非是不治之症,但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导致鲁迅便早早的离开。

鲁迅之死,不仅是中国文学界一颗巨星的陨落,更是全世界文坛的巨大损失,令全世界人都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离世之后,他的出殡阵容是历史上罕见的强大,很多有名的人都前来吊唁。其中有十六人负责给鲁迅抬棺扶灵,这些都是鲁迅的好友、且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根据《上海报》发表的讣告内容得知,宋庆龄女士在得知死讯之后,立马赶到了鲁迅的家里,对鲁迅的妻子许广平进行慰问,并商讨出葬礼事宜。

两人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考虑到鲁迅先生生前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满足所有为鲁迅之死感到悲痛的人去吊唁,决定专门请一些人来办理丧事。

盛大的葬礼规模

临时成立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涵盖范围十分之广,其中政界、文学界、外国友人均包括在内。

除了这份华丽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之外,为鲁迅扶灵抬棺的十六人同样也不简单,大都为文学泰斗或者政治大家,在当时的社会极其有影响力。

这十六人分别是,伟大的文学家巴金,文学翻译家胡风、孟十还,作家靳以、张天翼、欧阳山、周文、萧军。

以及《中华日报》副刊的编辑聂绀弩,《大公报》副刊《文艺》的主编萧乾,《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译文》编辑黄源,出版家吴朗西,中国著名编剧陈白尘。

除了以上之外,还有日本进步青年作家鹿地亘,木刻家曹白。其中曹白的年纪最小,鲁迅死时他才22岁。

这十六人得知鲁迅死讯之后,从全世界各地赶来,只为了见鲁迅先生最后一面。

鲁迅的丧葬共持续了三天,在出殡当日,国母宋庆龄和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扶棺,民众也全都自发拉横幅为鲁迅悼念,商铺则纷纷挂上了白布。

来为鲁迅送葬的民众数不胜数,一眼看不到边,送葬的队伍排了十多里,人群里弥漫着悲痛的气氛。

送葬的队伍缓缓朝万国公墓走去,在这十六人的抬棺人中,有不少人都已上了年纪,但面对笨重的棺椁,所有人都不愿意放手,奉献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在前往万国公墓的途中,十六人并不是全程都在扶灵,为了让大家都能送鲁迅先生最后一程,而是交替进行。

这段路走了多久,跟在送葬队伍后的群众就把爱国歌曲唱了多久,直到亲眼目睹鲁迅先生下葬之后,众人这才怀着悲痛的心情散开。

根据叶圣陶所说,这样盛大的场面,中国此前,从未有过。

以笔为枪的鲁迅,值得被这样怀念。是他的个人魅力,让大家念念不忘,特别是这抬棺的十六人,每个人都和鲁迅深交密切。

为鲁迅扶棺的编辑友人

鲁迅是我国的文学标杆,在日本留学之时,看到国内群众的麻木不仁,于是弃医从文,回国之后,企图治疗当时群众思想上的病症。

他笔下的故事,直白辛辣,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让人醍醐灌顶,这样一个言辞犀利的作家,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

这十六名抬棺人,大都是鲁迅的至交好友、或者是曾经受到了鲁迅提点的“学生”。首先来谈谈当时为他发表文章的编辑好友们。

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除了担任编辑之外,他文学方面也有造诣,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

同时,作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他同样了解军事知识。但是从军校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入伍,而是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根据聂绀弩自己回忆,在《动向》发行的一个月后,收到了一份没有署名和地址的投稿,根据文章的风格和字体,聂绀弩猜出了这是鲁迅的稿件。

后来经过和好友的商讨之后,聂绀弩确定,这就是鲁迅的稿件。稿件寄过来之后,并没有及时刊登,为了确定,聂绀弩还给鲁迅写了回信,两人最终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

这次见面后,两人相谈甚欢,因为鲁迅当时的文风早就闻名,所以聂绀弩也当面表达了自己崇拜之情,后来鲁迅成为《动向》的常驻作家以后,两人的私交更加密切。

私下里两家也常常一起约着吃饭,鲁迅对聂绀弩十分欣赏,在聂绀弩模仿自己文风的时候,还会给予指导。

黎烈文、萧乾和黄源三人和鲁迅熟识的经历和聂绀弩也差不多。

黎烈文则是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之前结识,当时鲁迅投稿杂文主要选择在《自由谈》上,以文学为媒介,两人逐渐成了至交好友。

萧乾则比以上两人都晚两年结识鲁迅,1936年,萧乾从蒙古来到上海,担任《文艺》的主编,两人的友谊从这里开始。

黄源则是鲁迅的学生,黄源曾经畅快的表示,在鲁迅家中,心情就会格外的舒畅。

其实两人的相识有将近十年,鲁迅进上海任教期间,经常对学生们进行鼓励,黄源常常作为记录员存在,听讲座的同时,也被他的观念打动影响。

两人私交很好,面对有人诋毁黄源的翻译问题时,鲁迅还维护好友,表示黄源的翻译没有任何问题,真实可靠。

除了和杂志主编成为朋友之外,他和作家翻译家同样处得来。面对这些朋友,鲁迅总是能给予最大的帮助。

为鲁迅扶棺的文学友人:

鲁迅和巴金认识的时间大概再鲁迅逝世的前三年,两人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巴金来到上海定居的时候,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1933年的4月6日,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

后来的巴金开始从事于出版行业,巴金经常和鲁迅约稿,希望能出版他的作品。面对巴金的要求,鲁迅爽快的答应下来。

但是后期的鲁迅基本处于生病状态,鲁迅时常带病写作,后来这本作品出版之后,鲁迅逝世,巴金常常拿着出版的册子怀念鲁迅。

靳以是通过巴金和鲁迅相识的,凭借着独特的叙述手法和写作方式,鲁迅对他的作家之路十分关注,会给他一些指导。

在鲁迅逝世之后,靳以自己也表示,他和鲁迅的交往都是通过书信往来,很少有直接见面。在生活性格方面,两人并不一定十分合拍,但对于文学观点,两人异常一致。

与此同时,靳以还十分赞扬鲁迅待人接物的态度,爱憎分明。

欧阳山和鲁迅结识实在1927年,鲁迅当时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欧阳山当时作为学生,曾经听过鲁迅先生教授的课程。

欧阳山后来来到上海之后,在上海的左联工作后,两人的接触变多,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后来鲁迅在病榻上给欧阳山写的信,也一直被他铭记。

鲁迅当时指点了帮助了不少的文学作家成长,周文几乎是鲁迅一手培养出来的作家,且鲁迅还称他为最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

后来上海左翼衰落,周文前去成都发展,两人虽然实际见面少了,但鲁迅依然和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张天翼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同样是收到鲁迅的指导。不过在鲁迅所有关注的年轻作家之中,萧军和萧红两夫妇受到鲁迅的关怀是最多的。

1934年,鲁迅和萧军有了第一次通信,从此之后,两人的师生之情不断发展。当时萧军萧红发表了一本反抗日的书籍之后,两人受到迫害,辗转来到上海。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之际,萧军选择写信求助当时的文坛巨斗鲁迅。面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鲁迅丝毫没有敷衍对待,而是让萧军不要担忧,坚持去斗争。

得了鼓励的萧军萧红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在后来的生活中,鲁迅虽然没急着和他们见面,但却常常写信关心两人的生活。

胡风和孟十还都是现代文学翻译家,在上海时,胡风就和鲁迅交流密切,两人常常谈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孟十还和鲁迅是青年就相交的好友,当年孟十还从苏联回国来到上海之后,发表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译文。

孟十还的译文成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两人常年保持书信交流,经常在书信中探讨文学问题,甚至孟十还这个笔名,也是在鲁迅的建议下取用的。

两人一同翻译了果戈里的许多作品,发生了很多文学碰撞,直到鲁迅去世之前,两人的书信中依旧在讨论翻译问题。

鹿地亘和鲁迅的相识是很短的,才不到十个月。鹿地亘在九一八事变后收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迫害,辗转来到上海后,经过介绍,和鲁迅相识。

吴朗西当时是《漫画·生活》的责编,这本杂志除了刊登漫画之外,还会刊登杂文和小品文,鲁迅也常在上面投稿。

吴朗西是编辑,在工作重叠的状态下,两人交换了彼此的文学意见,也就慢慢成为了朋友。

陈白尘则是因为作为鲁迅的《阿Q正传》电影的编剧,两人在改编中不断交流,从而变得熟识,他的个人编剧风格,深受鲁迅的影响。

曹白用现在的话来说,鲁迅就是他的偶像,他就是鲁迅的小迷弟,创作了鲁迅个人版画,以及鲁迅相关作品的版画。

当时,曹白创作的《鲁迅像》被中国木刻画拒绝参展之后,曹白就把这画寄给了鲁迅。这和萧军的情况有点类似,但又没有萧军那么紧迫惨烈。

鲁迅得此画后,对曹白进行了回信,鼓励他继续坚持不要放弃。偶像的鼓励让曹白坚持创作,最后果然柳暗花明。

小结:

鲁迅死后能让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扶棺抬灵,足可见鲁迅的人格魅力。

无论是面对后辈,还是面对朋友,亦或是自己的合作编辑,他始终都倾囊相授,没有任何保留,以一颗真诚之心待人。

所以在他死后,他对这些人的影响依旧不可磨灭,大家也愿意远赴千山,只为见他最后一面。

这种以文会友的交友方式,值得身处于浮躁世界的我们学习。

现在鲁迅虽然已经过世了很多年,但他留给我们的文学作品却是永存的,他的文字将永远雕琢中国年轻人一代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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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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