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所谓庆元党禁，无疑就是一场党争。不过此次党争与以往党争都不同，它上升到了学派的高度。以前的两党或者几党相争，仅仅局限于政见。而以韩侂胄为首的反道学派，针对政敌以思想价值上的攻击，否定其学术、道义。不仅如此，韩党表面上说是斥“伪学（道学）逆党”，但实际上重的只是所谓“逆党”，如其所谓“伪学”名单，有三分之一的人和道学压根没关系。

庆元党禁，对于道学派等韩党政敌来说是一次大清洗，而对于韩党来说无疑是一次大丰收。通过此次党争，韩侂胄一跃成为权相，也算是报了之前赵汝愚不与其节度使的仇。

成为权相的主观原因

任何一个权相都应该有着不小的野心，韩侂胄亦是如此。不过刚开始，韩侂胄还是个“老实人”，为什么？他只想要个节度使。而当时的宰相赵汝愚在拥立宁宗时，曾允诺韩侂胄与其节度使。然而，事成之后，他却道“爪牙之臣才可论功行赏”，而“外戚、宗室之臣”则不可。而之后，赵汝愚还将同是宗室的功臣赵彦逾外放，韩侂胄更感赵汝愚过河拆桥。

不光如此，赵汝愚还有点看不上韩侂胄，曾以“他又有什么功”拒绝韩侂胄的升迁。如此种种，韩侂胄对于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派更是记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侂胄的野心早有，不过是被赵汝愚等激发出来的。为什么他打击“伪学逆党”这么不遗余力？恨得太深，野心太大。

而在通往权相的道路上，野心大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总的来说，韩侂胄控制朝政的方法有两种——假借御笔与控制台谏。

• 操纵御笔

御笔，就是内批。本来是帝王的专属，其特点是可以避开一切繁杂的受阻的程序，直接下令。没有中书拟议，更没有什么台谏来阻挠。然而，御笔这一优势却往往容易被权臣利用。徽宗一朝，御笔几乎成了蔡京的专属物。误国误民的后果，可想而知。黄度曾察觉到韩侂胄的专权苗头，准备弹劾他，却不料韩侂胄以御笔夺了官职。对此他曾进言：

祖宗以来，人主虽独断于上，但天下事必经中书，未有直以御笔裁处的。崇宁、大观御笔可为深戒。近来台谏官与封驳官屡有更易，中书无所参预，御笔渐多，实骇观听！

不过纵使有着这个前车之鉴，也有不少忠直的大臣加以劝阻，宁宗还是不管不顾，一上位就开始用御笔。罢免留正，正是出于此。

话又说回来，这和韩侂胄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开禧元年七月以前，韩侂胄并没有什么实际职务，不过是有着不少接近皇帝的机会。韩侂胄是外戚，而赵汝愚是宗室，古来皇帝总以为宗室的威胁较外戚要大，皇帝自然偏好作为外戚的韩侂胄。

其次，韩侂胄以宣押入内（知合门事），“获联肺腑，久侍禁密”、“召见无时,终不能远”，换句话说就是皇帝想要召见他就可以召见他。而另一方的赵汝愚却没有这种特权，孝宗朝更是命令宰相不能与君王私下接触。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极尽己之所能，将御笔收入囊中。慢慢地，宁宗“每事询访,觊有俾补”，其对韩侂胄的倚重可想而知。

• 控制台谏

需要注意的是，韩侂胄是个武官，士大夫的政治之事其实他不是很懂。真正把他带上道——罢免政敌的是刘弼，刘弼是对赵汝愚渐生不满后投靠韩侂胄的，他曾给韩侂胄献计，“惟有用台谏尔”、“御笔批出是也”。从此，韩侂胄开始以私密启，宁宗御笔，来提拔自己的台谏。而这一步，显然是赵汝愚所忽略的。

对于台谏官的选择，韩侂胄也是煞费苦心，非知名人士不选（其实也不全是），如何澹等人。可笑的是，韩侂胄强调“台谏公论不可不听”，他本人却不秉承此原则，反以“风旨”秉承。但是，在韩侂胄的忽悠下，宁宗竟然还以为台谏就是“公事公办”。

与此同时，韩侂胄还效仿秦桧，所谓台谏也会兼任经筵官一职，反倒是不兼任经筵官的仅有两人。而台谏往往利用经筵官于内易见到皇帝的优势，打听皇帝动向，与韩侂胄通风报信。

举个例子，王德谦是当时宁宗面前的大红人，御笔之事也有他的一杯羹，韩侂胄想要专权就必须出去这个隐形炸弹。由此，有了如下的记载：

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谦也,阳与之为义兄弟,相得欢甚。一日谓德谦曰: “哥哥有大勋劳,宜建节钺。” ……何澹时为中丞,侂胄密谕之曰:“德谦苦要节钺,上重违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 翌日廷播,何悉如所。

于是乎，王德谦就这么被抓住口舌，被韩侂胄控制的台谏弹劾，韩侂胄也正是因此彻底掌控御笔。

此后，韩侂胄还将党羽插进了封驳官里。慢慢地，封驳机构也被韩侂胄收入囊中。对内，韩侂胄可以利用御笔输出自己的意志；对外，韩侂胄的政策不会被驳斥。若是有人反对，韩侂胄可以利用台谏将其弹劾，实在不行的就用御笔。

成为权相的客观原因

要说韩侂胄还真就权倾朝野，无所不能了？那倒不至于，因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政策，都可以被一个人反驳，那就是宋宁宗。然而，这个皇帝实在是暗弱无能。

在庆元党禁期间，宋宁宗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甚至可以说是一言不发。韩侂胄说什么，几乎就是什么。对权臣唯唯诺诺，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台谏上。

老实来说，宋宁宗是个“虚心”的人，他不会有“帝王一怒，伏尸百万”的时候。大臣们进谏，他倒也能听得进去，可是单就这点被韩侂胄给抓住了。宋宁宗不是个傻子，他也曾意识到庆元党禁的危害性，然而台谏的攻势还是让他屈服。

他常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为何他后来就听台谏的话，而不听其他大臣的诤言？因为这是“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打破。本来台谏的出现，就是要让非党派人士清正之人去监督大臣的行为。然而，在宁宗初期，台谏完全就是韩侂胄控制朝政、掌握“公道”的工具。

而韩侂胄更是摸清了宁宗的特点，时时劝谏他“台谏为公论，不可不听”。所以，很多官员被弹劾或是要复职的时候，宁宗几乎都被所谓“公论”说服。陈傅良是宁宗昔日的老师，在党禁期间也被打压。一天，宁宗突然想起这位“旧学官”来，“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可韩侂胄却说道，“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宁宗马上说：“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了！”于是乎，陈傅良的复官之路就这么结束了。宁宗之庸可见一斑。

张溥曾说，“构既无良，桧尤凶丑，君臣鱼水。”如果说绍兴之政是高宗与秦桧一同造就的话，庆元、嘉泰之政完全就是韩侂胄的独角戏。宁宗实在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正如起居舍人所言：

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逾两月，每睹陛下尊居座，延见群臣，奏篇无虑累牍，前席或至移时，陛下霁色温颜，兼听广览，虽靡厌倦，而圣志谦抑，深自退托。未尝有所咨访，有所质问，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进言者不得极其谏，秉笔者无所载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

如此看来，宁宗更像是一个“局外人”或者说是“观众”，他坐在高位上，单看着底下大臣做一场报告会。偶有争执，就当是其中的高潮。

宁宗有一个优点，就是再怎么样都很尊重士大夫，无论大臣有多少话，费多长时间，他都会认认真真地听完，这一点很有其祖父孝宗的风范。然而，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没啥意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长篇累牍”的进言后，宁宗的反应就跟台下的观众突然被抽到台上做演讲一样。“端拱沉默”，这似乎就是他上朝时的状态。

如此暗弱，如果这时有一个强势的大臣左右，他定是会言听计从，而这个人恰好就是韩侂胄。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权势更盛，很多大臣都依附于他。一次，宁宗率群臣朝见太皇太后吴氏，半路上百官听到韩侂胄来了，转身就去给韩侂胄行礼，竟然把宁宗给晾在一边了，场面极其尴尬。

于是，“政事皆不由己出”，“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没有宁宗的暗弱无能，韩侂胄是万不能成为权臣的。

结语

事实上，韩侂胄在开禧元年七月以前，并未担任什么实际职务，更别提宰相了。直到开禧元年七月，由宰相陈自强提议，宁宗才下令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

先说说陈自强是谁，陈自强原来是韩侂胄的老师，学生发迹后转投于其门下。之后，陈自强演变成韩侂胄的心腹，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宰相。不用说，陈自强的提议是有韩侂胄的参与的。而且在恢复大计上，陈自强尤其显得言听计从：

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

再说说平章军国事，这一官职在宋朝并非常制，权力可大可小，然而韩侂胄当的这个“平章军国事”，可以说是“宰相之上的宰相”。宁宗允许韩侂胄独班奏事，位列宰相之上。另外，他还可以独身进对。依宋视朝制，皇帝可能会在朝后留下一个或几个人单独议论。而韩侂胄自然不肯放弃这个机会，每每退朝，独身进对常有。因此，皇帝的决策往往会被韩侂胄左右。

再加上御笔与台谏，开禧初年的韩侂胄能不是权相？然而，韩侂胄的下场却不是很好，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而源头自是那场错误的北伐。有人说韩侂胄为了巩固权力而执意开战，也有人说韩侂胄也不乏爱国之心。《宋史》将其列为奸臣，多数史学家也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个实打实的小人。没错，韩侂胄在成为权相的道路上着实是不择手段，干了许多“奸臣”之事。但也不至于一概否定，韩侂胄到底是不是奸臣，其实没必要争论。

说到底，韩侂胄所行政事影响的是南宋一国。就开禧北伐而言，韩侂胄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却未能做好军事准备。韩侂胄没能领导南宋北伐成功，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定不是一个好的“将领”。

欢迎关注，下一篇笔者将继续说说开禧北伐那些事。

参考文献：《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韩侂胄与开禧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