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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世纪的英国迈向了更为现代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也在侵扰着城市中的每一个居民。伦敦黑雾的事件使得大家开始重视城市环境与城市规划，但同时许多人也注意到，城市改造中，不可避免地会碰上一些古典建筑，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进行规划与改造呢？19世纪的人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保护主义的诞生

英国一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它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街道上铺满了鹅卵石，有几百上千年的大教堂，也有古老的建筑，它拥有最好的保存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提到文物保护，我们经常会想到，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罗斯金曾在他的著作《建筑的七盏灯》中说：一栋建筑物最辉煌的地方，不是用石料，也不是用金料，而是用历史悠久。

今天的人们也经常用罗斯金的观点作为自己的信条：维护古老的建筑物免遭破坏和改造，是由于这些建筑物的神圣性来源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遗产。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19世纪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像今日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其在理论和实际中都与改良主义相去甚远，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

保护论者认为，古代建筑具有三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年代价值。

当时人们以为，历史的意义是可以保存在共同的记忆里，或是在被摧毁前将它保存下来，因此，并不需要太过执着于它的时空特性。

从艺术性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设计师经常会将中世纪的建筑物拆掉，然后以“改进过的”材质重新建造出一栋与之相似的建筑物，甚至还会根据十九世纪的要求进行扩建。

例如，约克城外看起来还保持着中世纪的样子，但里面却是现代化的设施；爱丁堡城堡则是用一六一七世纪的苏格兰古色古香的古旧建筑重新修建而成。

在那个年代，古式的建筑往往显得狭小、昏暗、破败不堪，甚至连十八世纪的乔治式的宏伟的建筑物都显得过于单调乏味，不符合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人的口味。

为了给更为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大楼让路，乔治时代最雄伟的建筑物约翰·纳什摄政街也被推倒了。

就其时代价值而言，就像罗斯金所描述的那样，贸易保护论者把它看作是一个在迅速变迁的世界里维持变迁步调的规律，把古迹当作“国家遗产”来塑造一个崭新的国民身份，并且对过去的工业文明产生了一种回忆。

我们不难发现，“保护主义”与“都市更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在1830年代，有了铁路以后，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中心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旧有的住宅区，历史悠久的大学、医院、商业机构、手工艺作坊，都要拆掉，用来修建新的楼房，铺上新的铁轨，旧的道路也要加宽。

这一发展背景让人感到，若受古代建筑的约束，社会的发展就很难向前推进了。

在十九世纪大规模的都市更新浪潮中，看看伦敦市区，下面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正面临着被拆毁或保存的危机：

1865年，威廉姆斯医生的藏书室被一条铁路出售，并迁移到布鲁姆伯利的西部。

卡尔特修道院，尽管其教堂仍在，但在1872年，教堂已被卖掉，迁往萨里。

锡安大学的教育中心在1884年被拆毁，大学也迁移到新的办事处，例如在河堤上。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860年代对格拉斯哥进行的改建。旧城区曾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心，因此，旧城区88英亩的旧式街道被清理出来，用来修建火车站，广场，办公大楼以及新建的大街。

可见，英国人不但不排斥都市更新，而且还将更新和保存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

这并不是说，改革和发展是一样的，而是说，改革是在改革之后才出现的。

在保护主义还没有对改革造成足够大的冲击时，改革就会自动结束，所以，保护措施虽然可以改变毁灭的现状，但却很难阻止。

所以，19世纪英国城市建筑中的保护主义，其实就是一种以保护为基础，以革新为基础的方式。

城市之肺

在19世纪，英国都市居民除了利用上述的空气呼吸机来解决烟尘问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如：空气公司销售清洁空气、到农村去换气、维护和建造“城市之肺”。

19世纪，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街道上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久久不散。

尽管早上开窗可以使房间温度下降，但是对清洁房间的作用微乎其微。

19世纪初，英国曾有关于都市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的报告。

1836年8月，有一家报纸以此为例：那些从乡下来伦敦打工的人，虽然吃穿不愁，但并不缺乏休闲与休闲。

几个月后，他的农村朋友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红光满面，轻快的步伐，饱满的精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憔悴的脸，一张憔悴的脸.

工作压力大，而且缺乏清新的空气也导致了这些糟糕的改变。

由于都市的环境污染和都市居民对清新空气的需求，催生出了一个出售清新空气产品的市场，因此，英国最早出现了一家空气贸易公司。

1809年，伦敦《月刊杂志》曾收到一封信，将他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他们认为，从英国各地收集的瓶装气体中，人们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保持活力”。

因此，他打算建立一个‘帝国航空公司’，以号召大众对这项公益项目的大力支持，造福于社会。

1824年，《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报导说，为了给伦敦人民提供清新的空气，这家公司从英国和欧洲大陆上提供清新的空气。

从意大利与法国南部吹来的“柔风”，每个月三次；从苏格兰高原吹来的“轻气”，一周两次；从德文郡吹来的新鲜空气，从每天早上吹来；从正常的海洋吹来的新鲜空气，在伦敦的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定单。

由此可以看出，清洁空气商业化已经是一种必然。

到乡间去透透气，也是都市人解决烟尘问题的另一项举措。

清新的空气对身体有好处，这一理念激发了都市居民对郊外生活的渴望，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情况，诸如“远离伦敦”、“出城”之类的口号。

大文豪狄更斯曾写道：

“那些时常想呼吸点新鲜空气的人们，都惯于乘火车走了几里，然后下来在田野中开始溜溜达达，或者闲散一下。”

一些团体或慈善机构，以无法支付徒步旅行的花费，无法到城郊或海滨去透透气为目标，特别是妇女、工人和儿童，为这些团体，特别是妇女、工人和儿童，致力于让他们到农村去透透气。

比如，“静修之家”(Homes of Rest)以女性为目标，假日俱乐部以劳动者为目标，而清新空气基金(Fresh Air Fund)则以贫穷的孩子为目标。

然而，贫穷的城镇底层居民大多数时候还是住在污染的环境中。

作为“城市之肺”，以园林为主的绿色空间，因其能促进清新空气的产生和流通而备受人们的喜爱。

一般情况下，在市区外面的空气要好于在家里干热又臭的环境，但在公园和郊外，这里的空气要好得多。

所以，像公园这样的绿色空间，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的“呼吸场所(breathing places)”和“新鲜空气的贮藏室”。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像奥克塔维娅·希尔这样的社会改革者已经达成了一致，他们认为“城市之肺”可以给人们储备新鲜的空气。

特别是给那些生活条件差、负担不起徒步旅行费用的劳工们，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的“休息室”(sitting rooms)。

都市公园运动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在英国开始，最初是从1833年“专门委员会对公众步行区域的调查报告”开始的。

在本研究的总结中，特别推荐在人口稠密且居住环境较差的地方，设立一些公众步行的地方，作为提高社会底层人群身体与精神健康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提议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19世纪后期，随着“公地保护协会”“科尔协会”等环保团体的建立，迫使当局出台了《开阔空地法案》，并将“城市之肺”纳入了与污水处理同样的优先考虑范围。

通过上述措施，许多“城市之肺”得到了有效的保存和发展。

据英国法律顾问罗伯特·亨特所说，伦敦各郡有2162英亩，大伦敦有9827英亩，有1654英亩，有466英亩，有466英亩。

这里不仅是都市居民的休息之处，更是动物的栖身之处，因此，这里是人们学习、认识、亲近大自然的天堂。

改革运动的兴起，是因为当时英国正致力于建立一座宏伟的首都，并以此来形成英国的民族性格。

建筑师对改变或建造一座崭新的哥特式建筑物更感兴趣。

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在宗教建筑中，更倾向于使用“新古典”，而在公众建筑中，人们也更喜欢使用“新古典”。

创造新古典

19世纪的建筑师不仅在改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还重新创造出了许多古典建筑。

剑桥叹息桥始建于1831年，坐落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它是一条以威尼斯叹息桥为原型的弧线廊桥，它将老城与新城联系在一起，并跨越了剑河。

这幅画不但曾被维多利亚女王所喜爱，如今也成为了剑桥的标志性风景。

应当指出，在英国城市的拆毁、重建与搬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为被拆迁者造成许多困难，一些私有的财物因此受到损害，进而引起了一些社会上的矛盾与冲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845年英国国会颁布的《土地条款联合法案》确立了一整套“强制购买”制度。

此外，在那个时代，一种盛行的哲学潮流——“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为都市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换句话说，城市的拆迁和重建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在公众的面前，私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公众的利益。

“财产法是基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为几个人服务。如果他们违背了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被废除。”

如此一来，都市更新就更难阻止了。

因为强拆，被拆迁户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只好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区，造成了居住条件的恶劣和过度的人口密度。

在一番热烈的争论后，改革派还是坚持不能放慢搬迁速度，只要能确保安置到位就行。

因此，1875年颁布了《克罗斯法案》，该法以理查德·克罗斯的名字为题，它赋予了市政当局购置和拆毁棚户区的权力，用以修建房屋供人居住。自那以后，陆续有了其他的有关法律。

在此期间，伯明政府和其它一些主要的城市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大动作，以清除这些地区。

虽然大多数被拆迁的人都很软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英国在民主的过程中，却一直在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自由和财产权。

1936年冬天的早些时候，伦敦各大报纸发表了一张英国王爱德华八世在康沃尔煤矿视察的图片。

他虔诚地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前，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一躬。一名老太太正站在门后，画像的下方写着："我可以进去么？"，说明了私人住宅神圣不可侵犯。

个人财产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一观点在20世纪英国已得到普遍认可，而“强制拆迁”也已成了过去式。因此，保护强大的团体，可能就是保护主义的真实含义。

以英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都市改建是一种无法挽回的趋势，不但由于改建而出现了保护主义，但也并非完全地否定改建。

在进行更新时，怎样才能与保存保持一致，哪些古老的建筑需要保存，哪些需要被拆掉或者进行改建，在改建时怎样才能再现古典，在对旧城进行更新的同时，怎样对被拆户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安置，从根源上处理好土地的所有权和争议，将社会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都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