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安立甘宗“中间道路”的改革模式

文|鎧

编辑|刺猬

调和了天主教和清教的“中间道路”是安立甘宗的主要特色，使其在顺应新教改革思潮的同时，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宗教影响力。

英国的宗教改革史虽然也一波三折，但避免了欧陆那样血雨腥风的教派厮杀。

在真理的来源问题上，天主教承认《圣经》和传统的双重价值，教会的法律和惯例与《圣经》具有同等重要性。

而新教的“唯独圣经”意在打破天主教会对真理的垄断性，以圣言为标准重新审视并要求改革教会传统。

同时，新教派别相对天主教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由于能够自由阅读《圣经》，就把对信仰的判断标准交给了基督徒个人。

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新教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解释《圣经》，那么，如果人们对它的含义有不同理解，应信奉何种解释？

这一因打破教会统一性而造成的难题，后来同样导致英国新教徒的分化。安立甘宗宣布与罗马教廷决裂后，没有将《圣经》解释权下放给信徒个人，而是保留了教会的权威性。

在承认《圣经》的至高地位的同时，宣称教会传统在不与《圣经》经文冲突的情况下也应受到尊重，从而保证了最大限度的团结，避免了进一步分化。

安立甘宗的“中间道路”属性还体现在对教义和礼仪的调和中。

新教主义是一种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宗教观，注重向内求索，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而弱化外在的仪式和礼仪，认为内心的忏悔比靠善功赎罪更重要。

清教徒的小教堂甚至就像普通的演讲台，信徒们一起分享各自的精神体验，这与注重宗教仪式的复杂性和程式化的天主教形成强烈反差。

长老派和激进的清教派别相比属温和派，虽然比安立甘宗的宗教仪式要简化许多，但仍主张遵循一定的程式，而且在教会组织形式上要求下级教会接受上级教会的监督。

但清教激进派的仪式感则更弱，还倡导即兴祷告，并主张教会间的独立和平等，没有上下级间的管辖和监督权，权威意识也更低。

清教对个人属灵体验的强调，使他们忽视了教会对社会道德的形塑作用，与全国性的统一教会相比，独立教会对社会整体的外部强制力日渐衰落。

对待政教关系这一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核心命题，教会权力式微，小教会和大国家的权力关系明显不对称。

而走“中间道路”的安立甘宗对个人主义的新教教义有所保留，有更多秩序和统一的政治考量，并希望保存更多传统的价值观，强调信仰的一致性和教会礼仪的庄重圣洁。

安立甘宗的调和性反映出英国宗教改革的谨慎性，政治家们借助保守的礼仪来掩盖大刀阔斧的教义改革。

因为宗教仪式是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浅层体验，安立甘宗在主教制度和仪式着装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天主教的传统习惯，这让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群体较少感知变化。

同时，教义的新教化转变也满足了改革派神学家的要求。

身处时代旋涡中的天主教会也进行了若干改革，与安立甘宗在改革方向上的共性体现出传统教会的保守性。

16世纪中叶，罗马教廷的三任教皇相继主持了特兰特公会议，作为对宗教改革的回应，天主教在内部也作出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调整。

在传统与革新的意义上，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新教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宗教改革。

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教皇于1564年颁布《特兰特会议信纲》，重申天主教会的教义和礼仪。

在教义方面，否定新教的“平信徒皆为祭司”，坚持神职人员具有特殊性，倡导《圣经》和传统都是信仰的准则，而且坚持依靠信仰和善行的结合才能获得救赎；

在礼仪方面，革除迷信成份，适度简化仪式。

从这份天主教信仰宣告中，可以看出安立甘宗与天主教极大的相似性，除 了突破天主教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外，安立甘宗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宗教的特征。

安立甘宗所体现的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

秩序的取得和维持，来自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的互动，安立甘宗为英国提供的是一种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既有创新性，是与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相区分的秩序观，又有传统特征，是英国传统秩序观的体现。

与尊重英国传统习俗的安立甘宗相比，清教实施了一系列破坏英国社会传统习俗的激进改革行动。

17世纪40和50年代，长老派和独立派分别主导国家议会期间，清教试图建立“神圣社群”，并力图按照对圣徒的要求来改革国内法律，将原先属于道德领域的行为瑕疵当作违法犯罪行为论处，并与许多传统文化形式为敌。

先后通过法令禁止戏剧演出，取消圣诞节和基督教婚礼仪式，反对奇异服装和酗酒，取消安息日娱乐活动等。

这些反传统的法令引发社会不满和反弹，各地纷纷爆发抗议活动，并造成多起流血冲突，正因为清教这些不尊重社会传统的举措，使他们失去了原本有利的群众基础。

清教将社会生活宗教化的追求，实际上是在将一种抽象的理论贯彻到实际生活之中，为了实现自身认同的理想世界，不顾历史传统和民众诉求。

安立甘宗形成与发展的渐进性特点，主要取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政治主导作用。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是统治阶层主动进行的宗教和政治改革，同时，国教会与王权联系紧密，政治因素对安立甘宗的影响十分明显。

由于教会的神职者能直接影响和塑造本教区信徒的宗教感情，对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就十分关键。

而英国绝大部分职位的决定权掌握在从地方乡绅到国王的平信徒土地贵族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任命的神职者有相对保守的宗教和政治观。

正如费希尔教授所指出的，在苏格兰和欧陆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像路德、加尔文和诺克斯之类的精神领袖扮演着主要角色，追随新教的政界人士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可在英国，统治者和政治家控制着运动的进程，这使有着渊博学识、非凡能力和勇气的精神领袖们显得黯然失色。

这或许是英国之幸，政治人物的谨慎使英国幸免于欧陆式的宗教斗争。相比之下，清教徒则更具激进革命者的情怀。

早期的清教徒是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期间流亡海外的牧师，他们处在英国的政治权威之外，而且牧师群体与政治的分离，导致清教徒群体对传统权威有较少亲和力和清晰的判断力。

安立甘宗并不拒绝变革。安立甘宗本身就是欧洲宗教改革大趋势的产物，直到17世纪末，清教徒和不矢志派脱离国教会后，才真正形成自己的教派特色。

它虽然抵御住了清教对国教会的进一步改造，但在“光荣革命”后接纳了新教不奉国教者的宗教信仰自由，接受了宗教多元主义状态，放弃了单一国家单一教会的雄心。

伯纳德对英国教会从亨利八世到内战前夕历史的考察认为，安立甘宗比清教徒对其设想的加尔文主义色彩要淡很多，更多的是和解精神。

这种和解精神是应对极端变化时的减速器，固然能减缓变化的速度，却不能更改变化的趋势。

胡克认为人们在断绝邪恶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并释放出更大的邪恶，“承受可忍耐的痛苦”好过“贸然进行危险的补救”，因此他将改革视为一个不断趋近完美的持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