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多次新旧政权交替，原有的封建朝代被一个新兴的朝代取代之后，摆在新朝代的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广泛吸纳旧朝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得展所长，以便稳固其在原来旧朝代领土上的统治，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长久。

金朝是以女真贵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多民族封建朝代，灭辽侵宋后占据了北方的大片领土，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合理地对待和使用这些地区的汉族士人，成为金初统治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金初统治者对这些汉族士人具体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最终实现了与其合作的目的呢？

一、金初统治者对由辽降金的汉族士人的政策

汉族显宦是辽朝士人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汉族士人在辽金之际大量地投入女真人怀抱，成为金初女真统治者的重要支持力量，例如幽云地区由辽降金的汉族士人时立爱、刘彦宗、左企弓、韩昉等，他们加入金朝阵营，改变了金初的官员机构，为金朝的封建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政Z保障。金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由辽降金的汉族士人，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政策，收效显著。

1、下令招抚、委以重任

辽末以天祚帝耶律延禧为首的契丹贵族穷奢极欲，腐化堕落，辽朝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契丹统治者加强对女真的掠夺和压迫，引起女真人的极端不满”，为了反抗辽朝贵族的残暴统治，以阿骨打为首的女真人竖起了反辽大旗。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誓师伐辽，取得宁江州大捷、出河店大捷等重大战果，随后发布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

金军胜利连连，但是“宜加优恤”的政策可能出现了执行方面的偏差，为此阿骨打再次诏谕宗翰、宗干等高级将领。战争是残酷的，百姓死走逃亡在所难免，面对山民隐匿的状况，阿骨打于天辅六年（1122年）十月下诏:

“我经常告诫将领，安抚怀柔，不要过于打搅。然而愚民无知，还有许多人逃跑躲藏在山林，即使想要多加派兵，但我十分不忍心。现在在逃跑散落各处的人民，无论罪行轻重，都可以给以免除。有能力率领部众归附的人，授给他官职。有奴婢先从主降，可以给释放为良民。”

这条诏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蔚州归顺金朝，辽朝大将耶律余睹派蔚州降臣翟昭彦、徐兴、田庆晋见阿骨打，“命昭彦、庆皆为刺史，兴为团练使”。阿骨打领导的的抗辽斗争，是反对剥削、反对民族压迫的战争。

阿骨打是“女真族在反辽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发布的上述诏令为以后辽地的汉族士人与女真贵族的政Z合作奠定了基础。

燕京是幽云地区的核心所在，从传统上来说，该地区属于汉族的聚居地，文化繁荣，汉族名士星罗棋布。如何争取这一地区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对初兴的女真人来说至关重要。

阿骨打于天辅六年(1122年)十一月伐燕前下诏:“王师所到之处，赦免其罪，官员仍其旧”。金军攻破燕京阿骨打后并未食言，金朝给予辽朝降臣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等人的待遇即为明证。这一时期归降金朝的幽云地区的汉族名士还包括韩昉、刘彦宗、任熊祥、时立爱等人。

天辅七年（1123年）正月癸酉，金朝“以时立爱言招抚诸部。二月乙酉朔，命撒八诏谕兴中府，降之。辽来州节度使田颢、隰州刺史杜师回、迁州刺史高永福、润州刺史张成皆降”。从以上史实可知，金朝的招抚政策对辽地的汉族士人产生了积极效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初任用辽朝降官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即使出现了张觉复叛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未动摇。金初统治者重用归降的汉族士人，扩大了金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为稳固金朝在辽地的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2、保护经济财产、用降臣引见汉族名士

金军首次攻克燕京后，曾在天祚朝担任南府宰相的汉族名士张琳主动归附，向阿骨打递上降表，阿骨打下令将张琳的田宅财物归还，张琳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入见阿骨打，就派他的子弟带替其向阿骨打谢恩。

依据“海上之盟”，宋金双方对燕云地区的交割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最后宋金双方达成协议，宋朝收回燕京及下属的蓟、景、檀、顺、涿、易等六州，但是宋朝不但要把原来给辽的“岁币”等物送与金朝，还需另外缴纳“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

金军撤离燕京时，将所有的职官、金银、百姓等席卷而去，宋军接管的燕京变成了“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一座空城。

宋军进入燕京后，并未对饱受战争苦难的当地百姓采取安抚措施，北宋派去燕地的官员无不大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还将燕京城显宦的财产分配给郭药师的“常胜军”，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燕地百姓的不断反抗，随后发生的张觉复叛事件又给了金朝对宋用兵的借口。

金军于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再次攻克燕京。金军元帅完颜宗望下令将“常胜军”侵占的房屋、田产等归还原主，这一举措效果明显，稳定了燕京地区的民心。

宋军不得民心也是金军可以迅速复夺燕京的重要原因。金初统治者保护燕京百姓经济财产的举措也为后来招抚这一地区的汉族名士创造了条件。

金初统治者深知治国的关键在于取才，能否广泛地网罗汉族士人对稳固金朝在辽地的统治至关重要。

在太祖和太宗两朝，刘彦宗、韩企先等归降较早的汉族士人对幽云地区的社会状况比较熟悉，向金初统治者举荐汉族名士的重任主要由他们完成。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任。

赵元，字善长，涿州范阳人，辽天庆八年(1118年)进士及第，才学颇佳，任尚书金部员外郎。辽亡后郭药师担任北宋的燕山守将，赵元在其手下任职。金军再次克燕后，燕京枢密使刘彦宗辟其担任燕京枢密院令史，“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为同签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历彰德、武胜等军节度使”。

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读书过目不忘，天资极高，通晓经史，辽天庆二年(1112年)进士及第，曾任枢密院令史等职。太祖克燕后将燕京归还北宋，宋廷为收人望打算起用张通古，被其婉言谢绝，从此隐居于易州太宁山下。

刘彦宗和张通古关系密切，完颜宗望复燕后刘彦宗请他出山，担任枢密院主奏，“天会四年，初建尚书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即除参知行台尚书省事”。张通古历仕金代四朝，“虽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不愧为一代名臣。

刘彦宗去世后，引见名士的重任又落到韩企先身上。韩企先担任宰相后，每次为官员选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辈为自己责任。推荐士人，甄别人才，一时间台省多君子。弥补缺漏，秘密谋划显谏。

二、金初统治者对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的政策

金太宗于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正式下诏，兵分东西两路侵宋，“以谙班勃极烈斜也(杲)兼都元帅”。金军进军神速，一路势如破竹，于天会四年(1126年)杀至开封城下，于天会五年(1127年)灭掉北宋，俘获徽钦二帝与大批皇族北返。

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饱尝亡国之痛，急切盼望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能够收复家园。因此，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对金朝多持敌对态度，这与辽地的汉族士人对金朝的态度截然不同，针对这种实际情况，以金太宗为首的金初统治阶层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政策。

1、留用汉族士人以稳地方

随着金军侵宋战争节节胜利，金朝实际统治面积越来越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女真人大多不懂汉语且不晓汉法，许多地区出现了汉官奇缺的尴尬局面，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金初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充分意识到汉族名士的重要作用，他们改变以往的政策，对这些地区的汉族名士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对那些曾在宋朝担任过高位且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汉族名士进行威逼利诱，许诺给他们高官厚禄，希望他们改仕金朝。

金初名士蔡松年之父蔡靖的例子比较有代表性。宋末蔡靖守卫燕京，完颜宗望攻取燕京后为金军所俘，宗望劝说他投降金朝。蔡靖对宗望说：“生之杀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却不属金国。靖心在本朝，岂太子所能制耶?”

为了稳固金朝在燕京的统治，宗望并未动怒，委任蔡靖继续镇守燕京，并授予其子蔡松年元帅府令史之职。金军南下重兵围困太原，北宋河东宣抚使兼知太原府张孝纯与副都总管王禀率军民坚守逾年，拒金招降。

太原失陷后王禀殉国，张孝纯被擒，拒绝投降金朝，金军元帅完颜宗翰命人在他面前连杀30余人，张孝纯毫无惧色，“我兵饥乏，故城为尔所得。又况攻城为下策，何足道哉！孝纯唯有一死以报朝廷，勿复多言”。

张孝纯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宗翰将他囚禁在云中。建昌人傅慎微才思敏捷，宋末进士及第，官至河东路经制使，完颜娄室率军攻取陕西，傅慎微率众迎战，兵败遭擒，押送至元帅府。

完颜宗翰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并未杀他，将其关押至归化州，完颜希尹爱惜人才，将其收归自己帐下。

完颜宗弼收复河南之地后，任命傅慎微担任陕西经略使，之后傅慎微在地方为官，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后又担任忻州刺史、太常卿等职。

李之瀚，字周卿，宣和末年进士及第，金军攻破洺州后被俘，意欲使其归降，李之瀚“语及君臣之际，辞情慷慨。自分一死”。金人并未杀他，让其守卫宁州。

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地区的大多数汉族士人都被迫归顺了金朝。当然也有例外，何宏中，字定远，宣和元年(1119年)进士，任河东河北两路统制接应使，粮尽城陷后被俘，金人礼遇甚厚，“大帅昭刺怜其忠，解缚，授以官，定远投牒于地曰:我常以此物诱人出死力，乃欲以此诱我耶。”

何宏中宁死不降，金军统帅命其从军，并将其全家发配黄龙府，皆不从命，最后金人不忍加害，放其回归故里。

2、设立傀儡政权网罗汉族士人

许多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长期受儒家正统观念的熏陶，心里看不起突然崛起的金朝，让他们改仕新朝，无论从情感方面还是颜面上均难以接受。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进士及第，宣和末年担任河北西路提刑，枢密使张悫推荐他担任济南知府。完颜昌攻取济南时刘豫设计杀害守将关胜后投降金朝，“遂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

金朝所立的伪楚政权垮台后，密谋扶植新的傀儡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完颜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向其建议，刘豫可以担任新的傀儡政权的首脑，宗翰将这个建议禀告给金太宗，太宗同意。

天会六年(1128年)，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帝，这个政权就是伪齐，统治区域主要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和陕西大部。

为了壮大自身的力量，刘豫政权采取了招募汉族士人的具体举措，“他在宿州建立招受司，以招诱南宋军民”。刘豫的举措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张孝纯被任命为伪齐丞相，伪齐政权被废后，金朝任命其担任汴京行台左丞相。

宋廷派往金朝的的副使杨宪最终投降了伪齐政权。赵鉴，济南章丘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及第，任庐州司理参军。宋金战火频仍，他辞官回乡。

赵鉴归顺伪齐政权后，“除历城丞，转长清令，皆剧邑难治，鉴政甚著。刘豫召见，迁直秘阁、提举泾原路弓箭手、兼提点本路刑狱公事……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

马定国，茌平人，字子卿，幼时志向高远，宣和末年因在酒肆的墙壁上题诗评论时政而获罪，后投降伪齐政权，刘豫十分欣赏他的才学，任命其为监察御史兼翰林学士。马定国“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有集传于世”，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中现存其诗31首。

施宜生，邵武人，博文好学，政和四年(1114年)登上舍第，任颍州教授，“复以罪北走齐，上书陈取宋之策，齐以为大总管府议事官。失意于刘麟，左迁彰信军节度判官”，伪齐被废后金廷任其为太常博士。

张奕，字彦微，泽州高平人，以荫补官，加入伪齐政权后任归德府通判。伪齐被废后刘豫的军队意图谋反，“奕知之，选市人丁壮授以兵，结阵扼其要巷，开小南门以示生路，乱不得作，比明亡匿略尽，擒其首恶诛之”。

以上介绍的投降伪齐的汉族士人政Z才干颇佳，伪齐被废后他们成为金朝的官员，一部分到中央为官，另一部分在地方从政。例如赵鉴、张奕二人他们在地方任职时为当地的百姓做了许多实事，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3、举行科考以收汉族士人之心

金朝以武立国，阿骨打武艺超群，戎马倥偬数十年，却对文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天辅二年(1118年)九月，阿骨打下了一条诏文，这条诏令和后来金太宗开科取士的用意相同，“不啻为金代科举的滥觞”。

金太宗继位后，十分渴望获得治国人才，随着军事攻势的不断胜利，太宗委托前方领兵的将帅负责科举考试事项，由辽宋的降官主持考试。

刘彦宗于天会四年(1126年)和天会六年(1128年)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张孝纯于天会七年(1129年)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此二人皆饱学之士，深受金初统治者倚重，太宗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内容比较简单，比较著名的科举考试有朔州榜、平州榜、真定榜等，这些批次的科举考试为金朝网罗了大量汉族士人。

值得一提的是金朝在真定府举行的科举考试，这次考试出现了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金军将应试举子押解入考场，强令应试。《金史·隐逸传》详细记载了当时参加这次考试的士子褚承亮的遭遇。

褚承亮，真定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及第。完颜宗翰将真定境内的士子拘入安国寺参加考试，褚承亮也在其中，他不想参加这次科考，“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承风旨，极口诋毁。承亮诣主文刘侍中(彦宗)曰:“君父之罪，岂臣子所得言耶?”

褚承亮作揖退出考场，刘彦宗很钦佩他的行为。这次考试共录取72人，号称“七十二贤榜”。褚承亮的奇特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宋朝故地的士人在心里并未接受金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初统治者迫切需要贤才的心情。

金熙宗当政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健全考场制度，增加明经、法律、经童等科，还设立武举，丰富了选举内容。尤为关键的是，“经太宗与熙宗两朝持续不断的选举，或宽取以怀柔，或拘押以威逼，不遗余力网罗辽宋士人，开创了金初文治武功的新局面”。

太宗朝中第的汉族士人主要包括:刘敏行，平州人，天会三年(1125年)进士，曾任太子校书郎，累迁肥乡令，以河北东路转运使之职致仕。

孙九鼎，字国镇，忻州定襄人，天会六年(1128年)经义状元，后任翰林应奉文字，累官至秘书少监，“游金明作诗云:片片桃花逐水流，东风吹上木兰舟。隔溪红粉休相认，年少孙郎不姓刘”。孙九鼎兄弟三人同榜登第，一时传为佳话。

任才珍，汾阳人，天会六年(1128年)进士，“由洪洞令入为尚书省令史”。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天会十年(1132年)词赋状元，“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终于刑部尚书。

金初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网罗的汉族士人对巩固金朝的封建统治、恢复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金初统治者对辽宋汉族士人实行不同政策的原因

辽地与宋地的的汉族士人对待金朝的态度不同，所以金初统治者在使用他们的问题上就有所差别。

辽末的汉族士人主要来自燕云地区，他们长期处于契丹贵族的统治下，与以天祚帝为首的极端腐朽的辽朝统治阶级矛盾重重，并且心里并不倾向危机重重的宋朝，他们不愿意接受宋朝统治。

金军首次克燕后，按照约定退出燕京，宋军入燕后军纪涣散，举措失当，激起燕地百姓的反抗情绪，因此，燕云地区的汉族士人降金并不意外。

另外，燕云地区从唐末以来兵乱不绝，主宰者变换频繁也使得这一地区的汉族士人的政Z倾向性较为灵活，“除了受政Z环境的影响之外，与他们民族意识的淡薄也大有关系，他们没有中原汉人那么强烈的华夷观念”。

金世宗对这一点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

金世宗领悟了燕人的本质，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绝大多数由辽降金的汉族士人都积极地为金初统治者出谋划策，辽末进士及第者，如刘彦宗、韩昉、韩企先等人都曾任过金朝的宰执。

总之，由辽降金的汉族士人在金初的历史进程中比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对金初的政Z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影响。

在近二百七十年的北宋政权的封建统治之下，宋地汉族士人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政Z理念与辽地的汉族士人不同。虽然北宋已为金所灭，但是宋地大多数士人心中的祖国仍然是宋朝，他们真正的君主还在临安。

有些汉族士人虽然被迫改仕金朝，但是内心却备受煎熬，他们对故国的情感依然浓厚，表面上对金初统治者唯命是从，实际上却和宋廷暗通款曲。

因此，金初统治者对他们始终怀有戒心，可以给他们很高的官位，但是不可能像信任辽地士人那样信任他们，宇文虚中、高士谈、施宜生等人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就是明证。

有些宋朝故地的汉族士人最后之所以归顺金朝，答应与金初统治者进行政Z合作，主要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在起作用，“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在金人猛烈的军事进攻面前，有一部分汉族士人经不起武力威胁和利禄的诱惑，成了金政权的附庸。

当金朝在宋地的统治基本稳固时，他们无不怀有谋得一官半职的愿望。金初统治者对宋地的汉族士人推行了一些列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金初统治者在宋朝故地广泛施行科举考试，对中第的汉族士人授予合适的官职，激发了他们投身仕途的要求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