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实的诸葛亮2 诸葛亮的治蜀方法论

上一篇说了真实的诸葛亮是一个治国理政之干才，而非萧何+张良+韩信一般的全才通才，诸葛亮更多的是管仲、萧何一样的治国理政小能手。即便如何中国历史五千年能有诸葛亮这样治国理政的人才也是凤毛麟角，比如萧何、比如管仲、比如张居正、比如曾国藩、比如狄仁杰、比如长孙无忌等。

自古而今所谓相材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如何按照我们面试打分的方法论来说的，所谓相材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身上要具备8种学识，三种才华，所谓八学就是：帝王学、经学、史学、管理学、兵学、纵横学、诗词文学、法学等八门学问，所谓三才：政才、学才、商才。为何要具备八门学问，因为能做到丞相宰相的基本都是帝王师，没有通达的学问怎么管理朝政，自古而今做官尤其丞相已经是职业经理人的顶峰了，基本都是深通帝王之学，管理学，对儒释道等经学、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问都是深入研究过的高人，没有充分的学识是不会有高深的见识和胆识的。

同时能做到宰相之职位的人除了有通达的学问博学的知识之外，更有丰富的见识和实践广泛的认知，这些人不要以为都是腐儒，都是学习儒学长大的人，这些人都是深通各家所长，儒学是地基是基础，兵家和法家是事务之学是建功立业，改革弊病的务实学问和本领，而且要知道搞管理和运营的口才和通辩之才也得出众，没有纵横之学如何游戏江湖，所以这些都深通儒、法、道、兵、纵横学等，都已经千锤百炼成为为人处世都是高手，都是人情练达，通晓人情世故，知道权衡利弊的高手。

再者做到宰相，搞管理是基础，搞改革是手段，搞经营是目标，管理、改革、经营的本质就是协调组织统筹，没有帝王学、纵横学、法学作为基础如何搞好协调，如何和皇帝老子能打好交道。这些人肯定不是儒学腐儒之类，都是通达人性，学识渊博，见识广泛的务实之人杰。

用打分的标准而言，至少治理国政都必须是100分，军事才华70分，权谋智慧80分，改革魄力70分，这样的人自古而今太少，像诸葛亮：治理国政100分，军事才华80分，权谋智慧80分，改革魄力90分，这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诸葛亮在治理蜀国中，他与法正，李彦等一起编辑了《蜀科》，这是一部依法治蜀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体系化的法律体系。这部法典可以说是诸葛亮“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的代表。

在三国志中提到过，在一代治理蜀国的领导人中，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行法和教化合一。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

诸葛亮治理蜀国，主张依法治国，同时他吸取纯粹法制过于严苛，而吸取汉朝法、礼并用，威、德并行的做法，在蜀国也是以法治国，以礼训国，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

他深知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刑法与教化合而为一。法制是底线，礼制是上线，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

三国志上，还提到当时的法正与诸葛亮关于治蜀过于严苛的讨论，当时法正已是蜀郡太守，也是成都地方豪强之首，他对诸葛亮说：“以前高祖进入关中时，除秦国之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之老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希望日后的执政，能够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心。”

诺葛亮却笑着回答道：“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暴政虐民，逼得人民不得不造反，汉高祖针对此一弊病，采取宽刑弛禁的策略，这是对的。“但益州的情况则不大相同，刘璋暗弱，没有能力控制官僚及豪强，以致从刘焉以来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从地方豪强到政府官僚，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也逐渐被破坏。 “对这些强悍的特权，过去刘璋总是宠爱他们，给予他们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了，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才是益州目前最大的弊病。

“现在我们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秦国是以纯粹的法制，以军功法制为建国依托，但是大一统之后这套法律体系是有问题，过于严苛了，所以导致最后暴乱。所以汉高祖就道法并举，法制为主，同时发扬道家无为的制度，而汉武帝之后更是提倡儒家礼制治国，实现内儒外法的经典治国模式，法制是底线，礼制是上线，法制解决法律约束的条文制度，而礼制解决的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秩序建设，所以汉武帝以后，内儒外法、礼法并举是所有王朝治国的核心思想。

在古代，在内儒外法的基础上有些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再提出一些相应的策略，比如汉光武帝的柔道治国，谶纬治国，唐太宗的水能载舟思想，说实际些就是：内儒道外法制，同时兼顾兵易纵横。内部儒道佛，外部兵法纵横易等，多重思想混合使用，单纯的法制导致秦15年亡国，单纯的礼制儒治就会出现宋襄公，宋朝哪样的任人宰割，被人欺负情况，所以治国模式，内儒道外法制，同时兼顾兵易纵横的思想最为务实。

从现在我们可见过去，站在上帝视角回望过往，老祖宗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到现在都发挥着光辉，一般企业治理，我们现在也是：内儒道外法制，同时兼顾兵易纵横。比如华为的基本法和全员持股和引进西方的三大管理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内儒道外法制，其内核就是道家的灰度哲学、儒家的利他思想和法家的制度管理，小米、万科都是如此。

后世对于诸葛亮治蜀的成功也多有褒奖，比如成都武侯祠内的一副对联《功心联》，这副对联悬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赵藩撰书。内容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句话褒扬了诸葛亮治理蜀国的能力和见识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