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隋唐以来，成都府路地区获得了数百年的稳定发展期，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优秀的史学人才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共同推动了南宋时期成都府路史学的高度发展。

区域的稳定性是影响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政治环境的稳定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是文化繁荣的重要物资基础。进入南宋，得益于成都平原数百年稳定的发展环境，成都府路的史学研究得以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不断进步。

一、史学发展的稳定环境

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有序发展的保证，自隋唐以来至南宋中期，成都府路地区经历了六百余年的稳定期，这与同时段全国其它地区的总体情况相比是大相径庭的。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征伐，社会局面相对比较安定。隋唐之际，与关中、河北地区惨烈的统一战争不同，唐高祖李渊在定都长安后不久便派人招抚巴蜀各州郡，最终巴蜀全境举地降唐，免于战火，有“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之说。

唐初，时任益州都督高士廉大力治蜀，“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成都平原地区继续获得发展。

五代时期，中原纷争更甚，成都平原地区的政局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在成都平原之上先后建立的前蜀、后蜀政权都只求偏安，加之中原王朝陷于内乱无暇顾及，只能采取姑息怀柔的政策，因此少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主要统治者、王建、孟昶均奉行休养生息、保境安民的政策，极少参与中原纷争，免于战火。北宋建立后确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后蜀成为了首要目标。

北宋初期，蜀地先后爆发了蜀兵反宋、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和王均兵变，但这几次变动历时较短且破坏力较小，对成都平原的整体发展影响有限。

北宋初年成都平原地区爆发的多次动乱直接迫使北宋统治集团的对蜀政策做了更加宽松的调整，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社会的稳定。此后至北宋灭亡，蜀地政局稳定，没有动乱。

两宋之际，北方再次陷入大乱，宋室南渡后，川陕地区成为抗金前线，成都府路依靠险峻的地理环境免于金兵的屠戮，至公元1235年蒙古入川前，成都府路地区仍能在周边战乱不断的形势下保持住政局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经济社会均持续发展，这是相当不易的。

二、史学人才的长期积累

优秀的史学成果往往是在历代史学家不断探知、完善和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南宋时期成都府路史学发展的繁荣景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积累之下，夯实了史学人才、史学思想和史书典籍基础，并在南宋成都府路的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国古代几次人口大迁移间，正值成都平原地区处于长期安稳期，北方文人的迁入加速了成都平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有不少史学家和经史爱好者，他们或举家迁入，定居于此。

给该地区带来了大量宝贵的人才基础和丰富的史学典籍，这些长达数百年的史学文化积淀和人才积累成为南宋成都府路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当中原动乱时，巴蜀地区一直是中原流民的理想避难地，坐拥成都平原的成都府路更是首选，短可避难，长可安居是流民入蜀的普遍认同。

唐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亡，中原大地的分崩战乱，使两百余年间的人口迁移不断，引发了中国古代第二次移民潮。

这次移民潮主要发生在安史之乱、唐僖宗入蜀和五代战乱三个时期，这次移民潮使成都府路地区流入了大量北方大族，至有“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之说，衣冠之族既是指书香家族和世家大族。

据费著《成都氏族谱》所载南宋成都府的大族中，外来大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共二十八家，其中大部分在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时期流入此地。

成都平原与人口聚集的关中平原毗邻，玄宗入蜀时，众多将兵、官吏、百姓和世家大族也随之入蜀，这些“衣冠之族”一部分凭借家族原有势力在迁居地仍保留其影响力，一部分扎根于此，将书香气息继续传承，逐渐形成地方学术家族。

南宋史学家李焘所属丹棱李氏家族原为唐朝宗室，曹王第五子李偲在武则天时期迫于政治压力逃入成都，五世孙李瑜在玄宗入蜀时“抗表言状，得通属籍，寻拜长江令，卒官，归葬丹棱”，李氏家族部分族人便在此定居形成分支，其后逐渐形成史学家族。

不少当世文学大家也举家入蜀，并在此定居，杜甫一家八口“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杜甫离蜀后二子杜宗文、杜宗武在此定居，杜氏家族以忠义为名。

靖康之乱时杜翊殉国，杜敏求以为官清廉得名，其孙杜莘老《宋史》有传，秉公直言，为高宗朝监察御史。此外，画家赵公祐、常粲，诗人李洞等也在此期间迁入成都。

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全国割据势力相互攻伐，战乱加剧，成都府路仍然是少数比较安定的地区之一。前、后蜀统治期间，主要统治者重用文人，注重修史，使成都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前、后蜀的建立标志着自成汉政权后时隔六百年成都平原重新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文教制度、修史机构设置效仿中原王朝，得以突破一方州郡的限制。

这一时期大量北方文人和前朝官吏入蜀，他们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前朝官员们沿袭旧制建立了文思殿、弘文馆、国史撰修、起居院等相对完善的藏书和修史机构，《孟昶实录》、《前蜀书》得以编修，大量民间藏书流入蜀中，藏于弘文馆。

完善的修史机构、丰富的图书典籍和前朝史、当代史的编修经验为北宋直至南宋成都府路的史学家治史提供了借鉴。

在前、后蜀建立之际，大量文人入蜀，韦庄、王锴、李昊等唐朝旧臣均是此时入蜀，他们重视文化教育，提倡修编国史，对前、后蜀修史机构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蜀在制度上也沿袭唐制，弘文馆、崇文馆、国史撰修等机构职位完善，孟昶时期，入蜀的官吏文人大多担任国家要员和兼任文教机构官职。

凭借追随而来的士大夫文人群体，前后蜀时期构建的完善的修史机构，使成都平原地区有了官修史书的经验和相对完善的史书编修体系，这为后来成都府路地区史学家修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人们为避兵乱携大量书籍文献入蜀，蜀地安定的环境使得文人们得以在此定居，图书典籍得以保存，对于这一现象，宋人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有所叙述。

三、史学发展的思想来源

北宋立国后，国家终归统一。重文政策使得文人、士大夫崛起，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宋代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制造了条件，以理学思想为主流的宋代各思想派别相互吸收借鉴。

程氏洛学、张氏关学、苏氏蜀学等不同地域思想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宋代理学、文学、史学、艺术高度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成都府路在保有史学传统的前提下，史学发展在外来思想的不断冲击和本土蜀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汲取众家思想之长，兼收并蓄，使南宋成都府路的史学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在史学思想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宋代理学思潮在成都府路的传播离不开周敦颐、程颐、绍雍等理学大家入蜀的学术活动，理学家周敦颐曾于嘉祐年间入蜀任合州判官，虽然周敦颐在此期间一直居于合州，但包括成都府路地区在内的蜀地众多学者或慕名前来求学、或保持书信互通。

其中宋代四川著名理学家傅耆受其影响最深，周敦颐在合州的第二年，傅耆便开始与周敦颐书信往来，后前往合州从周敦颐之学，其思想受周敦颐影响极深。

傅耆作为宋代著名蜀学家、理学家，将与周敦颐所学理学思想贯穿于蜀学中，是宋代理学和蜀学交流的重要人物。

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将苏轼列为周敦颐私淑，可见苏轼也受到过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可考的首位入蜀理学大家，对蜀地学者的思想影响深远。

宋代理学的鼎盛和理学大师的入蜀传学，使理学深入影响了成都府路史学家的学术思想，众多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带有深刻的理学烙印。

对于南宋成都府路的史学研究离不开对宋代蜀学的研究，宋代蜀学学者重视史学是史学繁盛的重要原因。

蜀学的代表人物大多出自或传习于眉山苏氏和成都范氏两大家族，而苏、范两家皆重视史学，南宋时成都府路的史学家大多受此学术影响，在治史思想当中包含了苏、范两家治史精神内核。

成都范氏家族亦是史学大家。范镇、范祖禹、范冲等人历任北宋、南宋中央史官，并参与修撰了如《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部史学著作，有“三范修史”之美谈。

相对于“三苏”的史论思想，范氏族人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希望通过修史达到以史为鉴的效果。范氏家族兴盛百年，其学术影响遍及全国，更深刻的影响了成都府路的史学家。

南宋成都府路的史学家无论求学于川内，还是出川入朝为史官，其史学思想多受范氏史学的影响。

总结

成都府路的史学思想吸纳了包括理学、道学、易学和本土的蜀学等学术思想精髓，史学家们开始转变治史思想，史学义理化思想不断发展。

史家与道学思想不断融合，以史证易形成思想流派，成都府路籍的史学家也多受蜀学影响，这些史学新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为南宋成都府路史学思想的完善成熟打下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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