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人推崇岳飞，地位不断提高

读《说岳全传》，毎每看到岳飞惨死风波亭，均叹惜不已。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再被人推崇，而且地位不断拨高呢。他适应了当时人的期待，满足了后世人的期望，人们希望有个人来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国家、民族和人民，而且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例如南宋北伐，抗战时期等。

岳飞生于河南汤阴县，家贫，学武参军。适值金人入侵，岳飞因军功快速升职。北宋灭亡，军队解体，岳飞被迫南下，组建了“岳家军”，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尔”，何等的豪情壮志！岳飞屡破金兵，已成包围开封收复中原之势。在形势大好之时，宋高宗赵构却连下十二道金牌的班师诏，岳飞被迫回师，兵权被夺下狱，惨死于大理寺狱中。据说，岳飞死状颇惨，用了“炒排骨”的酷刑。

岳飞，忠孝才厚功高，惨死狱中，后虽平反，加封“鄂王”。为何岳飞被杀，是高宗昏聩，秦桧构陷？主要是

一、岳飞的主张与朝廷战略意图发生明显冲突。

宋金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金军手中。靖康之变后，“虏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夺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宋军败多胜少。比如建炎四年的富平大战，号称40万的宋军与数万金军在陕西决战，宋军大败，金军几乎取得陕西全境。这一时期的宋金战争，在战略上，宋军处于守势。

面对金军的进攻，南宋朝廷分裂为了两派，一派是由秦桧、张俊等为主的主和派，主张退守长江，划江而治；而另一派是张浚、岳飞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伺机北伐中原。高宗则反复摇摆，一旦形势危急便主战，一旦形势好转便求和，朝廷上的和战之争愈演愈烈。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主和派占据上风，宋金和议，而岳飞却仍主张“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尤其是“迎回二帝”之意，深为高宗所忌。虽然以后岳飞不再提迎帝，但芥蒂难除。

二、地方军事力量隐然有军阀化趋势。

宋朝上承五代乱世，对军人跋扈，动辄兵变，记忆深刻，故重文抑武。比如一代战神狄青，因军功升为枢密副使，却在朝堂上屡受排挤打压。南宋初期，朝廷财政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基层治理体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税收征管不力，匪患无法剿灭。在此种局势下，南宋的生死存亡全赖几位大将守护，而这些人拥兵自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大将们各领一军，各自为政，他们之间或为了争名逐利，或为了保存实力，互不配合，难以协调。如张俊与岳飞之间，张俊与韩世忠之间，岳飞与韩世忠之间均有矛盾。高宗亲自写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谕旨，呼吁各大将暂时搁置私仇，先为国家考虑。

以岳飞之姓组建的岳家军，更像是一支私家军队。岳家军是岳飞从最早的两千人，发展到最后的十万人，是南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岳飞在收复襄阳六郡以后，以鄂州为大本营，大兴营田，发展生产，其年收入可供岳家军3个月的支出。岳飞己掌控着襄阳六郡的军权、政权和财权，隐然有军阀化之势。此如召回岳家军，若信任，安用十二道金牌班师诏？

三、岳飞对于朝政异乎关注，屡次上疏言事。如岳飞为阻止高宗南行，不顾自己的职位卑微而上疏：“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对于岳飞的越权行为，高宗革除了岳飞的军职、军籍。又如岳飞上疏请立太子，这在封建王朝是极为敏感之事，岳飞以一武人干预储君之立，犯了武人干政的大忌。

四、与上司关系恶化，招致朝臣合伙倾陷。

绍兴六年，刚刚上任的右相兼都督张浚召集诸将，讨论北伐之事。张浚以宰相之名都督各路军马，位高权重，一呼百应，可是，此次北伐在岳飞的强烈反对下居然未能成行。“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于龟山，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张浚十分生气，屡次追问岳飞反对北伐的原因，岳飞却没有回复，这让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最后，张浚成为构陷岳飞团伙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五、岳飞动辄请辞，高宗屡次忍让安抚，两人之间形成了颇为特殊的君臣关系。

1137年，岳飞奉诏入朝觐见高宗，后又扈从至建康。一日，高宗对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表达了信任依赖之意，且拟将刘光世所部隶属于岳飞，岳飞对此心情异常激动。不意高宗反悔。岳飞胸中积忿，上了一道乞罢军职的奏表，不等批准擅自离开建康，回到庐山为母守制。高宗闻知，即命李若虚去庐山请飞，李若虚苦劝六日，岳飞才答应还军视事。

这时，宋金对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完颜亶继位，呼吁和谈，而岳飞坚持“戮力练兵”，高宗却已“屈己求和”，岳飞却对和议表示坚决反对。

1139年，宋廷宣布大赦天下，以庆贺和议成功。岳飞上表，誓要"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且对朝廷加封的官衔，三诏而不受，高宗特下“温诏”，温语安抚。其后岳飞又自请至洛阳谒扫先帝陵墓，并窥探金国虚实，未被允许，岳飞又上二表，要求解除军职，字里行间充满讽剌之意，高宗未予理睬，后不允所请。由上可见，岳飞屡次“摞挑子”，高宗屡次温诏安抚，表现了高宗依赖无奈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两人特殊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国家安定君主安全，岳飞势必成为“弃子”。

与此对比，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觐见慈禧，两人朝对。慈禧看似平常淡定之问，处处暗藏着帝王的猜忌关注，杀机隐隐，曾国藩的每句答话都谨小慎微，力解君主的猜忌之心，曾国藩才得以荣终。又如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力退回鹘之兵，功高而不震主，一生唯诺惟谨，处处忍让低眉，唯恐处于人上，京剧《打金枝》，反映了这段历史和郭子仪的谨慎。

反观岳飞，功高而不自谨，才厚而不藏芒。杀岳飞之时，韩世忠质问秦桧，秦桧以“莫须有”应之。莫须有，有人解释为“也许有”，但也有人解释说，这是宋代人的口语，意为反问。看韩世忠闻言后的态度，可知矣。而秦桧之答，在教会我们“莫须有”这个名词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传统政治的智慧。

岳飞有一个后代，写了一本书，记载了岳飞的光辉事迹，并流传后世，于是，岳飞的形象就不一样了。譬如陆游，其后代是出版商，于是，陆游的诗词流传后世的数量，就仅次于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