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农民的赋税有哪些特点？又是如何减免的？

北宋时期，农民赋税一类的负担有田赋、身丁税、各种杂税、免役钱、科率、和籴、和买等。据现代财政学的定义，赋税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所谓强制性，是指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征收，任何人都不得违抗；所谓无偿性，是指国家所征赋税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予以纳税者任何报酬；所谓固定性，是指征税前就已规定了征税的数额或比例，并只能据此征收。

据此定义，只有田赋、身丁税和大多数杂税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赋税。出免役钱者，北宋政府豁除了其差役，这属有偿行为；科率的数额、物品、时间、地点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和籴与和买最初数额不定，既不强制，又非无偿，后虽有强制情况，甚至还有定额情况，但一直是有偿行为，且直至北宋灭亡都是如此。

北宋对田赋的征收承袭了唐朝中后期以来的做法，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所以当时的人就往往称其为两税、二税。但与唐朝相比，叫法虽同，内涵已异：唐朝两税中既包括田赋，还包括丁钱和徭役，而北宋时两税仅指田赋而已。两税征收时间，因气候差异、农作物成熟早晚不同，具体日期各地不尽相同。

在南方，夏税主要征收钱和绢帛，秋税征收晚稻；在北方，夏税征收大麦、小麦和布帛，秋税征收少量的杂粮与草。实际上，因北宋统一以前各地两税旧额不同及土地质量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各地两税税额轻重不等，有时甚至相差悬殊。

北宋虽未划一全国田赋税率，但宋初曾在各地进行过均税工作。在其原来统治的中原地区，宋太祖继续执行始于后周的检田政策，且要求更严，检田不实的官吏要被降黜、流放甚至处死，而均赋是其要达成的目的之一。此后，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至宋神宗时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方田均税活动，将其推向高潮。

杂税是相对于田赋正税而言的，主要由两税附加税和“沿纳”这两部分组成。所谓两税附加税，是指附加于田赋，随其一起征收的各色杂税，有加耗、头子钱、折变、脚钱等。

与田赋类似，北宋农民的杂税负担也呈下降趋势，这在北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杂税大都为地方税，是各割据政权甚至州县官吏创设以满足私欲的产物，入宋以后，北宋政府减废甚多，尤其是原来各割据政权统治地区，宋军每得一地，北宋政府必令蠲除“繁苛赋敛”。

身丁税也叫“丁口之赋”，是宋初五赋之一。北宋身丁税既有货币，即身丁钱、身丁银，又有实物，如身丁米、麦、绢等。和“沿纳”类似，它也是沿袭自五代，征收范围则要小得多，只限于原来南方各割据政权统治的两浙、江南、荆湖、广南、福建地区。

由于身丁税的征收不问贫富、不分贵贱，故给广大人民尤其是下层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导致“生子不举”之风盛行，阻碍了人口增长、劳动力更新，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所以，北宋从立国之初，就开始着手除放身丁税。

五代时期，身丁税十分沉重，不仅成年男子，妇女、老人、儿童、残疾人甚至连已死之人都有身丁税。不过经过调整规定，老人、未成丁者和残疾人的身丁钱不用交。北宋初，除废除了男丁外其他人等的身丁钱外，还对男丁的身丁税进行了调整，要么直减钱数，要么折绢交纳，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在减少身丁税数额。

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北宋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蠲放活动，两浙、福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六路的身丁钱，年额四十五万四百余贯，被完全免除。

总之，在北宋时期，身丁税虽未被彻底废除，但却一直处于逐步除放过程之中，农民的身丁税负担是越来越轻了。

和籴是官府向民间收购粮草的一种行为，有和籴、博籴、便籴、对籴、劝籴、配籴等多种名目。和籴来的粮草，主要供军队食用及储存备边，此外，用于赈济的常平仓的粮食也是通过和籴途径获得。和籴一般遵循丰收时多籴、灾歉时少籴甚至罢籴的原则，兼有惠民的考虑。

北宋时期，和籴名目虽多，大致都可归入两类：一是置场和籴，二是抑配征购。置场和籴方式，官府一般在收获时节，趁粮价较低时采用，且籴买价格稍高于时价，以招诱民户卖粮。有时因置场官司较多，体系又不同，为完成各自任务，会出现竞相抬价情况，致使粮价上升。

置场和籴是名符其实的和籴，根本就谈不上是农民的负担。抑配征购就是官府将所需粮草在民户头上分摊，分摊方法很多，但主要还是依据户等的高低。一般情况下，摊派的和籴都是由上户负担，中下户无此负担，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和买”一词在北宋专指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创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初这段时期内。与和籴类似，和买主要也是为了满足数量庞大的军队的需要。

最初，和买具有鲜明的惠民与恤农性质。从宋仁宗时起，和买逐渐失去其惠民初衷，越来越是为了满足数量庞大的军队的布帛需求。由于所需数额巨大，损价、抑配等现象开始出现，和买负担性的一面开始呈现出来。与和籴情况类似，北宋此时在乡村抑配和买也是按照户等，大都由上户负担，下户或完全不负担，或只负担很小部分。

和买由最初的惠民到后来成为农民的一项负担，且越来越重，诚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终北宋之世，和买并非一项赋税。此外和买也并未在全国推行，只是实行于河北、京东、京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和川峡这些路分，而即便是这些路分，也并非所有州县都有和买。再考虑户等因素，可知，即使和买成为负担以后，在大多数时间里，也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民户的负担。

出钱免役之事，在宋仁宗时就已有之，但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免役钱，则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于全国推行免役法之时。户等越高出钱越多，户等越低出钱越少。另外，对原来差役制下享有免役权的各类人户——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亦按户等高低征收助役钱。

北宋时期，由于实行募兵制，兵役已不再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项重负，但农民仍有差役、徭役以及乡兵役这几种力役负担。从北宋初至宋神宗熙宁变法以前这百余年时间里，北宋实行的是差役制度。差役又叫职役，总的来看，是宋朝政府强迫民户所服的无偿劳役。

但规定归规定，实际情况并非全如规定。从宋真宗末期起，由于差役负担沉重，上户便开始想方设法规避，到了宋仁宗中期，问题已相当严重，差役负担主要落在了中小地主及富裕自耕农身上，更有甚者，连客户也无法幸免。

徭役，北宋时又叫“夫役”、“差夫”，差夫时，不分主户、客户，因此，所有成年男子都有此项负担。但与唐末、五代时期相比，北宋农民的这项负担已大为减轻。

首先，北宋建国后第二年，原由民夫负担的邮传之役被取消，而代之以军卒。伴随着统一进程，此命令也被推行于全国，南方的水递也在其中。

其次，在建隆三年宋太祖下诏三司，每年春冬军衣运送不再差夫。此后，各种军用物资、上供纲、漕粮等的运送，都陆续取消了差夫，而改代以军卒或以和雇方式雇人搬运。

最后，都城开封周边以及黄河中下游两岸每年的“修河”之役，除非是汛情紧急，一般也渐由厢军负担起来。

相对来讲，在北宋时期，北方农民的徭役负担要重于南方，毕竟离北部边防较近，且又临黄河，非常变故屡有发生。南方则不同，既无战事，又无河役，故徭役负担很轻。由此足可见北宋时期南方农民徭役负担确实很轻。

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民户原则上已不再有兵役负担，但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沿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这几路，农民仍有乡兵役这项负担。北宋时的乡兵，有招募而来的，但多数还是征发的，所以农民才会有此负担。

但是，北宋乡兵役并非全体民户的负担。在宋神宗推行保甲法以前，除上述北方三路农民乡兵役负担较重外，余路都比较轻，南方的两浙、淮南、江东几路甚至根本就没有乡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此项负担了。

北宋立国后，鉴于五代各朝之仓卒短命，其历任统治者曾采取多种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以收拢民心，稳固其统治。宋初在平定各地割据势力之后，虽未统一整顿税制，划一税率，但也做了一些赋税调整工作。

在北宋原来统治地区，仍承后周之制，实行检田均税政策。宋太祖在位期间，雷厉风行，官员检田不实，就会被降黜、流放甚至处死，效果比较好。此后，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但由于态度不够坚决，任命官员不得其人，效果不佳。宋神宗即位后，任命王安石主政，大力推行方田均税法，将均税活动推向了高潮。

在原各割据政权统治地区，在统一进程中，每得一地，北宋统治者必令废除无名赋敛、繁苛率配，前面谈杂税、科率时已说过，此处不再重复。除了这些，北宋政府还对田赋及其它科征进行了整理。

北宋均减力役，有采取直接命令方式的。北宋时期并省州县，目的很明确，宽力役是其最终目的。在北宋历史上，并省州县活动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宋太祖时期，始于开宝五年四月，此次并省局限于广南地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并废州近20、县50余。

第二次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执政的范仲淹认为天下县多，但由于庆历新政很快夭折，所废之县也“未几悉复”。这次并废仅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第三次是在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发自宋神宗本人。

除并省州县外，北宋政府还曾用其它间接方式来减轻农民力役负担。人殷崇浩先生认为，自宋真宗时开始直至南宋时期，对品官与形势户的“限田”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均役”，是要限制官户与形势户的免役权。

果真如此的话，一般民户的力役负担理应相应减轻一些。另外，宋神宗熙丰时期另一项新法——免役法，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

五代十国割据，令各地的度量衡标准不一，而有些割据政权还借此重敛百姓，为便于全国经济交流，同时“惩割据厚敛之弊”，统一权衡势在必行。

宋太祖在代周自立当年，便开始了统一权衡的工作。权衡标准统一后，如不能严格推行，百姓仍难免重敛盘剥，对此，北宋初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

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版籍毁丧，赋役征科失去法定依据，官府多率意而为，重困农民。为解决这一问题，宋太祖于乾德元年发布诏令。从此以后，赋税的征收、力役的科差都有了明确的依据，直接减少了贪官猾吏上下其手、敲诈勒索农民的机会。

北宋政府为形势户专门创置了税簿，研究宋史者可谓尽人皆知，但北宋政府为贫苦农民也创置专门簿籍一事，迄今却从未见有人提及。显然，至迟在宋真宗咸平五年，北宋政府就已经为贫弱农民创置了专门的簿籍。而其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赋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