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昌都城市经济的繁衰起伏

一、民国时期昌都城市经济发展的概况

晚清时期，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频繁，商贸往来不断，民国调查报告说“昌都为西康西部都市，亦为本区之商业中心。内地人势力盛时，曾有陕西大字号十四家，滇商七八家，凡茶叶香茸药材，皆以此为聚散之点”,可见，处于枢纽地位的昌都担负起西康地区“商”都的角色。

随着从清季被迫开放西藏南部的亚东商埠，西藏地区被动被卷入西方殖民体系，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这一历程至民国时期得以继续。同时，西藏与内地间的经济交流持续不断，这样，西藏与内地、英印等邻国的贸易交互发展在这一形势下，西藏地方的商业与贸易格局，延续了晚清以来与英印的商贸关系，对于英印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因而，昌都城市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局部呈现出畸形“繁盛”的景象。同时，由于西方列强对西藏事务的插手与阻挠、一小撮分裂分子企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迷梦以及上述两股势力对汉藏关系的挑拨离间，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一直处于起伏波动状态。由此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时战时和，时好时坏。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这一军事、政治关系的变化，影响到了昌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昌都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致而言，在“民七事件”（即 1918 年的第二次康藏纠纷)之前，昌都多数时间由川边地区边军直接控制，因而聚集在昌都的陕西、四川、云南等内地商人不少，如上所述，仅内地的大商号就有 22 家，凡康定县及云南阿墩子巨商均于此设有分号，如陕邦之毛盛福、广和盛、春发源，云南之“李洪兴等，皆数十万成本。购诸川茶、绸缎、糖、布以及各种杂货运此，分销类伍齐三十九族、波密以及野人地方，调换土产输至康定县出，行以为常”。这一时段，昌都与内地的商贸联系密切，双方互通有无，经济互补，商贸繁荣而内地商人的原籍及在昌都地区的分布，亦由此可见。

“民七事件”后，经过边军、西藏地方军队的简单战事，藏军于 1918 年4月占领了昌都，边军因枪械不良，孤单无援，接连败绩，几经激战，两军最终隔雅砻江对峙，昌都由西藏地方政府占据直到 1950 年 10 月。此后两军在 1930年由于“大白事件”还爆发了一次军事冲突，这些军事冲突史称“康藏纠纷”，都影响了昌都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对政治联系影响商贸往来及其在昌都的表现，1934 年 7月入藏的致祭专使黄慕松通过在昌都的亲自考察，给予了形象的揭示：

昌都（藏名察木多)地当金沙江，扼青海、云南、西康、西藏等地之要道，为军事上一大重镇。溯自民国七年，（自)陈遐龄失守，被藏军占据以后，年来入寇西康东境、青海南部，均以昌都为大本营，而该地建设，日无进步，向之宏大壮丽之昌都喇嘛寺，今已残破不堪，而商业素著茂盛，为滇、青、川、康、藏五处贸易之中心地，现因驻军风纪废弛，军饷无着，军事当局苛政结果，已日渐萧条，而人民迁徙他所者亦多，现人口仅有七百户。如长此不图挽救，则昌都之不景气恐有甚于今日也。

这一描述，既指出了昌都在于军事、商贸上的重要地位，勾勒了民国以来昌都商贸的变迁，又归纳了政治、军事对于昌都商贸的影响。

受“民七事件”后连绵战事的影响，昌都与内地的商贸联系一落千丈，减弱明显，并与昌都本地生产关系等因素，决定了民国时期昌都城市经济的发展，步伐缓慢。 20 世纪 40 年代的调查显示，民七事件后，昌都“商业情势遂一落千丈”。同时，昌都与英印的商贸往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增加，局部呈现出畸形“繁盛”的景象

20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康藏战事的停顿，尤其是西藏地方军队在 1932年康藏纠纷中的康北失利，内地与昌都的贸易开始恢复，内地商人又再进入昌都，昌都的商业逐渐出现了“滇商、大金僧、藏官三大势力所垄断”的局面：

此时的商业情势，乃因局面有所变更而趋于好转。云南巨商“仁和昌”号，于民二十四年首在昌都设立分号，以后汉商相率而来者日见增多，同时，又有退入昌都的大金寺喇嘛，亦从事经商，且因在藏方获得支用乌拉与免税之特殊待遇，扩展商业，资本日益雄厚，而昌都拉萨间现有之商务，亦几为其独占。此外，复有藏官亦纷纷经商从而牟利。此等藏官各派管家，分赴康区各县，贱价收购山货，运回昌都，分由大金寺僧或滇商承销转售。如此，昌都之市场遂为滇商、大金僧、藏官三大势力所垄断矣。田

可见。1932 年以后，昌都商业出现“汉商”（内地商人，分为滇商、陕商川商等类型，有时来自青海的回族商人亦划归于其中)、“藏商”（昌都本土商人，又可细分为官商、民商两类)、“喇嘛商”（又可分为本地寺庙商、外来寺庙商两类)三大势力垄断的新特点。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康地区作为战略通道的地位再次凸显随着中国大陆东部对外联系的通道、西南滇缅公路等被日本侵略军所阻断传统“茶马古道”作为抗战大后方主要运输通道，得以再度复兴。具有战略枢纽地位的昌都，再次迎来了城市、商业等发展的黄金时代。

1939 年，到西藏求法的内地僧人邢肃芝，在昌都见到了多位汉人，他估计“昌都此时有居民约六百多户，川、滇、陕三省的汉商，有许多在此地经商”。7 月，邢肃芝到达昌都市的硕督（即硕般多，今洛隆县)，“当地的许多汉人前来探望问候”，其中亦有商人。 可见，虽然有战事的影响，但是，民国时期昌都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并未因为减弱而断绝。同时代进藏求法路过昌都的汉僧邢肃芝的耳闻目睹，能够证实上述报道。

1939 年的一篇昌都调查报告说：

此地商业，除藏商外，有滇商六家，陕商三家。滇商则专运烟土为业，陕商则专运康省（指 1939 年成立的西康省)之茶包绸缴、杂货，汉藏商人资本既小，营业亦不发达。汉商不愿扩充营业··.···藏商营业主要货品为英印货物，滇商货物以烟为大宗，余则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皮张等等，每年六月为滇商大批贩运货物之时。陕商货物以茶为主要，余系皮张、麝香、虫草等，利息甚厚。城市杂货，英印货品充斥，国货几乎绝迹。田

可见，昌都的内地商人，由于采购渠道的不同，经营商品也各有地域特色。而且，来自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商人，在清朝就多次随着清军的成守而迁入昌都，他们的经营范围，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也有新的变化，他们与西藏本土商人的共同努力，使昌都成为西康茶叶、药材、畜产品、丝绸、烟叶等的集散地。

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昌都城的枢纽地位再次凸显，重新成为西康西部贸易中心，商业逐渐振兴，作为川青滇藏四省区物资集散地的角色，重新得到发现。来自内地的“边茶”（实际产地以四川为主，间及云南出产的“云南茶”)草烟、绸缎（包括哈达等)、糖、粉条、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由驮队络绎进入；而产自西藏的、硼砂以及产自英印的医药、棉布、文具、香烟、毛纺织制品、肥皂、马掌、马钉、电筒、电池、牙膏、牙刷等，亦由“邦达昌”三都昌等“藏商”贩运到内地。

20 世纪 40 年代，昌都商业贸易的货物种类、规模等情况，当时的调查报告归纳如下：

昌都畅销之商品，以茶布为大宗。每年由岗托（注：地名，金沙江边由四川到昌都的必经口岸)入口之茶万余驮。所用布匹，自二十九年起，皆由拉萨运来。益以近年来海道梗死，舶来品大多经由印度、拉萨转运昌都，且有以昌都为转运地点，将舶来品分路运销康、滇两省者，例如三十年度由印度、拉萨运昌转销康滇各省之布匹，意（误：应作“竟”)达一千三百余驮，其他日用必需品，如红糖、 条由滇运销昌都者，为数亦颇可观。

余如番人镀佛像所用之赤金，销路亦不弱，每年约计千余两。经昌都出口之货物，则以麝香为大宗。盖康西各地所产麝香均集中于此，经由滇康商人运往炉城（指打箭炉，即康定)转售，唯自海口阻塞后，香价大跌。余如药材之虫草、贝母、鹿茸，亦颇滞销。因此，昌都商场逐渐衰落而至无法挽回之入超现象。近年来出口货物中其售价较高者，则为猪、岩貂、藏狐、水獭等皮货而已。

1943 年6 月的一份报告说，根据“最近由昌都来康（指国民政府治理下的西康省)之中国气象局昌都测候所所长董毓钟”的反映，“昌都有汉人一三一户（约一千五百余口)，有云南商二家（义合祥、茂恒)，做茶叶（入口)药材（出口)生意”。

二、昌都本土藏族商人群体的崛起

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一些抓住契机的民族工商业在西藏各地崛起，著名的“三昌”，即“擦绒昌”“桑都昌”（或译“桑堆昌”)、“邦达昌”就是其中规模宏大、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的三大商业企业。其中，以邦达家族命名的“邦达昌”商号的活动，与昌都市关系密切。

“邦达昌”的创始人为邦达家族的尼江（或译“不尼江”“不疑江”“能江”)，他原是昌都芒康地方的富商，早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初期便在拉萨建立了商号，由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尼江曾多次被派遣去完成许多非官方的使命。此后，邦达家族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为官者渐多，而“邦达昌”依靠权力的支持逐渐发展起来。到 1933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邦达昌”已成为西藏政府在区内外羊毛贸易的唯一代理人，商业活动遍及北京上海、南京、重庆、西宁、成都、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

邦达家族中，最为有名的是邦达三兄弟。邦达三兄弟中最有名的是邦达多吉（又译“邦达多杰”)。邦达多吉曾被任命为如本（本当于营长)，拥有英式马枪 500 支，部下数百人，防守芒康一带。1940 年，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邦达昌”分号。1941 前后，又在康定参加了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悦西（巴塘藏族)创设的“康藏贸易公司”，并联合夏克刀登发起组织“东藏自治同盟”，号召康区各土司、头人团结一致，共谋“康人治康”,1946 年，由中茶公司荥经茶厂经理徐世度介绍，入股中茶公司 1000 万元，扩大了“邦达昌”的业务范围。

民国时期，“邦达昌”与十三世达赖、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以及噶厦政府高官桑色拉寺麦札仓堪布、活佛、噶伦赤门等僧俗上层关系密切。1945 年抗战胜利后，在拉萨经商的北京等地汉族商人就在邦达昌的院子中表演了两天的节目，如京剧、滇剧、小魔术等以示庆祝。这种广泛的联系，使邦达昌在藏区、内地、英印等地的商业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在某些领域（如羊毛贸易)甚至带有垄断的性质，使得邦达昌在几十年中生意越做越大，长盛不衰。因此，将邦达昌作为“西藏的大商人且权势显赫而具有远见的官员”的典型加以剖析，有利于认识民国昌都城市经济的发展

对于毗邻印度的察隅等西藏地区领土，昌都噶厦进行了有效的税收管理。1938 年，昌都噶厦派遣官员在察隅的竹瓦根等地设立了关卡，每年春秋两季收取关税，当地经察隅到印度萨地亚(Sydia)等地的藏族商人渐多，而且在抗日战争后期的 1943一1945 年，这条商路进入了鼎盛时期，抗战胜利后从1946 年起逐渐衰落。除收商税外，噶厦的宗本、协敖（藏军低级军官)还在察隅河谷等地征收税粮，包括稻谷、青稞、杂粮及麝香、熊胆等实物，随着征收的增加，当地米依人（即米斯米族)渐觉沉重，因而藏历火狗年（1945 年)桑昂曲宗僧俗宗本及察隅协，先后两次上报昌都总管，请求废除“补缴米依人（即米斯米族)欠缴的差役”的命令。

三、昌都城居民的社会组织与民众精神生活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昌都城居民以藏族为主，此外，还有汉、回等族。各族民间，均自发形成有多种社会组织，其知名者有“邦达兄弟会”“白拉提”“孝义会”“妇女结拜会”等。

“邦达兄弟会”是藏族最为知名的社会组织。

“邦达兄弟会”，也称“邦达朋友会”，成立于 1935 年，是由西康巨商邦达多吉亲自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为使地方上不发生大的械斗，确保团结与平安，同时在无辜蒙难受害时能互相帮助”。朋友聚会的领头人称为“四大兄弟”“四大兄弟”的证印为“和气四瑞图”（来自佛教故事，寓意和睦相处，地方安宁)。

“邦达兄弟会”的入会仪式颇具特色，新入会人员，均要虔诚地宣誓，签字盖章并按手印。各宗和各商会的全体兄弟，均在每年藏历 5 月 15 日“世界焚香日”这一佛教节日，在各自的住区举行集会，亦可筹资聚餐和欢度夏令节日。

“白拉提”是昌都回族最为知名的社会组织。“白拉提”，是昌都回族的民间组织。1923 年（民国 12 年)创办，有会员20 余人。凡参加该会组织的人，遇到婚丧嫁娶时，由会友们出资帮忙。“孝义会”是世居或者旅居昌都汉人、回族自发而生的组织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系定居昌都的汉回民众共同建立的组织。

“孝义会”，当地藏语称为“甲西法”（或“甲基巴”，“甲”为汉民之意，意为“汉族公共的帮会”)，这一被视为汉族公共的“帮会”，事实上是昌都的汉、回两个民族公共的社会组织。在“民七事件”后由当地汉族人王勋志、王廷选、王运新等人重新改组。

1934 年 7月 7日，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路过昌都，昌都僧俗官员、寺院总管前往途中迎接，迎接队伍里，就有昌都镇孝义会领袖王匡选（疑为王廷选之误)、马树勋、王永兴（疑为“王运新之误)、程万里、杨如冈、罗光升、徐宝山等”。次日，“华人孝义会”再次往拜谒黄慕松，并敬献哈达；云南商人亦来求见。

1939 年出版的《康导月刊》如是报道当时亲历昌都者所见到的孝友会（应即“义会”);

自民七昌都初失陷后，汉民不免受其虐待，最后逐渐减少。而此地汉人，为团结力量互助起见，组织有孝友会，积有基金大洋数千元，董其事者均为地方上有力之汉人。凡汉民有被虐待情事，有孝友会当事人或书面或口头报请核办，颇能发生效力。会之组织性质，颇类“哥老会”但亦在此特殊环境下之应有组织。

至于昌都“孝义会”的性质，上述史料推断颇类“哥老会，但亦在此特殊环境下之应有组织”。“孝义会”等汉、回联谊组织，是否有“哥老会”等民间秘密会党的内幕背景，今限于史料太少，不能断言。只是在近代内地的四川省重庆、湖北省等地，以“孝义会”命名者不少属于民间会党。

此外，昌都县的“孝义会”等汉回联谊组织，在民国时期昌都城东南的邻近城市盐井县等地亦存在，该县为“哥老会”“兄弟会”，也是当地汉族社区的著名互助性民间组织。盐井县的“哥老会”“兄弟会”，属于民间会党，“文化大革命”时被认定为“反动组织”。若然，则盐井县“哥老会”“兄弟会”属于民间秘密会党。“妇女结拜会”，又称“妇女会”，也是昌都汉、回族的民间组织之一，它是昌都镇部分汉族后裔妇女社交的民间组织，成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此外，还有“三圣会”“葬会”“至义会”等十余个组织。

上述汉、回族的民间组织，大多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民七事件”后。

其产生，大多出于团结、互助的目的。

四、结语

在清代初期、中期，由于清朝统治权威大于各边疆地区，昌都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就增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祖国边防稳定的局势，昌都市亦获得了较好发展，故民国时期王廷选《昌都历史述》称赞当时昌都地方颇称安谧，物阜民安，有“小成都之号”。进入民国时期，随着三次“康藏纠纷”的川藏战火，影响了内地与昌都等藏区城市的正常联系，使得昌都城市经济有所繁盛之后，出现了市面萧条、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经济发展迟滞等现象。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康藏纠纷”有所缓和，昌都商业随之再次恢复，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达了繁荣的状况。抗战胜利后，昌都城商业有所回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50 年底。

昌都城是藏区尤其是康区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城市；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城市、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迈入这一历史进程，这一转型期也在昌都有所体现。研究昌都城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史不仅为学界了解了民国时期藏区城市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个案，而且从这一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可以加深学界对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