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特休

编辑|皮特休

在中国古代印刷方法中，雕版印刷处于统治地位，且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推动传统文化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重要积极影响 。虽然在国际社会中我国是最早成功研发活字印刷术的国家，但是受主客观条件所限，这项技术并未在印刷行业中得到普及。

清代学者邵章曾在《增定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将总计两万部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入其中，可知活字版书籍仅有 220 部而已，其占比有限。在搜集期刊时能够发现，在 1949 年至 2013 年期间，以雕版印刷为主题的期刊在总数中的占比为 70%。从侧面验证了雕版印刷重要性和超然的行业地位。

版印刷术的起源

在研究我国古代印刷史中，首要问题是起始时间。在国际学术领域内，这也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客观问题，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印刷技术的重视程度不足，后来学者只能通过分析现有的古代文献去探究其发展轨迹。

如今，关乎印刷术有着不同的起源说法，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观点不一。我国知名学者张秀民先生基于现有观点对其进行了分类汇总，其中包括汉朝说， 六朝说，唐代说，北宋说等观点。

随着唐代雕版印刷制品的出土，五代说和北宋说观点不再具有讨论意义。唐代说的支持者较多，东汉说的支持者最少。

对起源于汉朝的说法进行梳理，这一观点与《后汉书》中提到的“刊章捕俭” 的记录有关。在解读“刊章”时，元朝的王幼学认为：“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基于这种解读，清代郑机在其所著《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提到，印板并非源自五代。推崇汉朝说的学者是李志忠先生。1981年，该学者以笔墨纸砚为切入点，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具备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必要前提条件。

1985年林申清先生 、1987年李金荣先生两人分别从物质、经济、技术等方面出发，对印刷术源自东汉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梳理。2006年，时永乐等人发现，出现在东汉时期的《论衡·须颂篇》中曾有着“人争刻写”之语等相关字句记载，在他们看来，这能够证明雕版印刷术是源自东汉的。

对于东汉说，曹之先生给出了不同的意见。1987年曹之先生在其所著《刊章捕俭辨》中，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刊章捕俭”做了深度剖析，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字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首先，很有可能是在抄写史料时出现了笔误；其次，结合东汉文化进行解读，这里的“刊”其实还有着“削”的意思，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进行探究，不应主观先行。因此，认为东汉说并不可信， 这一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不够严谨的。

起源于东晋说的形成与东晋作品《抱朴子·内篇》有关，其中提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在后世学者看来，这里的“印”即为雕版印刷术作品。自建国以来，陈富良在研究活动中首次将其作为证据提出了东晋说。

对起源于六朝的观点进行分析：这一观点的形成与清朝道光年间的文人李元复有关。李元复在其所著《常谈从录》中曾提到“窃意汉蔡伦造纸之后，当魏晋六朝宜有继起而为之者矣，未盛行耳”。

建国以来，将“江南书本”视为佐证支持六朝起源说的是刘卫武先生看来，通过这篇文献能够得知早在唐朝以前，雕版印刷早已出现且得到应用。

针对起源于隋朝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历代三宝记》有关。作者隋费长房曾提到“费像遗经，悉令雕撰”。据悉，最早发现其印刷价值的是明朝的陆深。自建国以来，最早将其佐证用来支持观点的是傅乐焕。1951 年，在其所著《一件最早的中国印刷品》中提到，我国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并将《历代三宝记》视为参考文献。

1957年，傅振伦对傅乐焕的观点表示肯定。1958年， 张秀民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影响》对傅乐焕和傅振伦的观点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雕撰系雕像，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雕版印刷。1986年丰雪对《历代三宝记》的存在价值进行深挖，对陆深的著作和观点进行应用，结果造成了误解产生。基于现有期刊分析结果能够发现，后续并无学者继续将《历代三宝记》视为佐证对雕版印刷术的隋朝观进行说明。

1979 年，张志哲在其所著的《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中提到找寻了新的资料，即《续高僧传》中的《慧净传》提到“预有杀青，请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在张志哲看来，这里的“杀青”即为雕版印刷术中常见的“缮刻”。

1980年，于为刚发文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杀青”当作“缮刻”。于为刚认为，起源隋朝说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不过仅凭《慧净传》中的“缮刻”即认定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缺少说服力，需要积极寻觅新的佐证。1990 年，刘心武在《开皇三宝录总目序》有着新的发现，对其中的“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进行了深究。

2000年，冯鹏发现了新的物证，并在所著《雕版印刷的渊源及发明》中提到，诞生于隋代大业三年的《木刻加彩佛像》曾出现以下字句，即“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狐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冯鹏认为，这画属于是典型的雕版印刷作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观点缺少论据。

唐朝的出土实物和文献比较多。纵观唐朝289年发展史，我们可以将起源唐朝说细分为三种，一是唐初说、二是唐中说、三是晚唐说。自建国以来，随着各种考古实物的涌现，为以上观点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譬如，1966 年诞生于武则天时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这一佛经雕版印刷品在韩国重见天日。1906 年诞生于初唐时期的《妙法莲华经》印刷品惊艳众人。唐初说获取的证据不断增加，晚唐说缺少立足之本。

对起源于唐初说的观点进行分析：这一观点基于《弘简录》得以形成，在卷四六中曾提到“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一史料具有的参考价值得到了清朝郑机的关注。不过自建国以来，将其视为证据的是张秀民。1958 年，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中，张秀民认为雕版印刷术源自唐初。

随着学术讨论活动的兴起，《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已然成为了国内外学者予以关注的焦点。明确表示反对的有胡适、罗继祖，黄永年、石铭等人。众人认为，这一文献属于是二手资料，关键存在失误。以张季民为代表的学者借助《云仙散录》中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峰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这一新的史料对张秀民的观点表示反对。另有学者通过《再论雕版印刷始于唐初贞观说》、《雕版印刷始于唐初贞观说》， 使用文字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回驳，认为雕版印刷术最早出现在唐贞观年间。

曹之对张秀民的观点同样表示否定，认为张秀民提出的证据缺少可信度， 认为先生列举的新证《云仙散录》并非唐朝作品，内容并不值得信赖，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方晓阳认为“玄奘以回峰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这一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中能够得知唐时期的造纸概况与印刷水平。

1988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华严五章教》和《华严经探玄记》中发现以下字句，即“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出现”等，认为这是初唐说这一观点的最新证据。1990年，李白坚在其所著《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出发探究唐朝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轨迹。

第一，民间创设概况；第二，文人接受情形；第三政府推广路径。基于研究结果能够发现，早在封建统治者依旧依赖人工抄书的情况下，雕版印刷术凭借其适用性早在民间得到推广，逐渐得到文人肯定，最终得到官方认同。

1994年，曹之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创新性地将雕版印刷发明置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中，以笔墨纸砚为切入点，着重分析雕版印刷形成和使用的必备前提条件，兼顾政治、教育、宗教、阅读需求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雕版印刷诞生于唐代的可能性进行论证，并注重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法的结合。

经过比对分析，认为唐朝存在较大的雕版印刷需求，且拥有这一技术形成和应用到必要条件。钱存训在其所著《中国发明造纸印刷术早于欧洲的诸因素》提到，印刷术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其实与造纸技术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焦不离孟”的观点。这一观点给后续学者研究此类问题提出了新的切入点。

对于印刷的历史探索也开始不拘泥于古时候，而是慢慢走进当下，印刷种类持续丰富，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特点。此时，如果依旧选用传统滞后的印刷史料研究方式方法将难以获取契合预期的研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大印刷史观”得以形成。

1993 年，在我国首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在学术界负有盛名的知名学者李兴才率先提出将“大印刷史观”应用至研究活动中的观点，且顺势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不过依旧有些学者选择保留意见。譬如，曹之在其所著《关于印刷史研究几个问题》中提到，在研究印刷术时应界定其范围，如果无限扩大范围，极易造成资金浪费，无功而返。

对此，王益认为“大印刷史观”缺少合理性，不过大方向值得肯定，只是需要结合实践研究活动需要加以细化。从客观角度来看，对于印刷史的探索活动而言，大印刷史观发挥着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在 1990-2000 年期间，与印刷史有关的课题研究活动持续增加。从侧面能够发现，这一观点为印刷史研究活动的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助力。

参考文献

[1]纯闻主编：《云居法汇》第 10 册，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14 年.35-36

[2](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3](宋)戴侗撰；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4]《大正藏》第 50 册，CBETA 电子佛典，2016 年

[5](清)钱曾撰：《读书敏求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年

[6](宋)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