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太子到京山芭蕉寺之谜

公元7世纪新罗金文王墓地考

作者：刘盛佳 宋传银

金文王是公元 7 世纪时朝鲜半岛新罗国国王金真德之太子，他于唐太宗贞观末年来华，他的下落成为韩国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在湖北京山县有一座芭蕉寺，该寺的人工建筑今已不存，但寺碑完好，寺址旁现可见三处墓葬。据碑文记载，唐太宗时，新罗国派国僧来中国取经，太子随之。奉唐太宗之命修行在芭蕉寺，新罗僧及太子死后皆埋在此地。这位新罗国太子是否就是金文王，引起了中韩两国一些学者的兴趣，我们在这里综合有关史实，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考订，以弄清金文王的真实下落。

一

唐初朝鲜半岛共有三个臣属于唐王朝的国家，这就是高丽、百济和新罗。高丽占据朝鲜半岛北汉江——昭阳江以北的北部和今天中国辽河以东的辽宁、吉林，首都为平壤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国力最为强大。百济位于半岛南部西边，都城为泗泚(今韩国忠清南道江景) 。新罗位于北江汉——昭阳江以南、半岛东部，北与高丽、西同百济为邻，首都为金城( 今韩国庆尚南道庆州市) 。三国之中，新罗国力最弱。由于种种原因，三国之间互相攻伐。早在隋末，百济曾借隋炀帝征讨高丽，高丽在辽东备战、无暇南顾之机，攻打高丽。高丽支持不住，遂向新罗求援，新罗发兵大破百济国，并俘杀了百济国的国王，由是两国产生仇怨，相互之间攻伐不断。从地理边界上看，隋唐之际，高丽和百济并不交界，中间有汉江下游南岸自江华平泽一段西海岸，今属韩国京畿道地区为新罗范围，正是这一地区处于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罗借此在今仁川附近开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建立便捷的交通；对高丽和百济而言，两国的陆上和海上交通则为其阻隔，相互交往十分不便，因此相互争夺就成必然，以致三国围绕此地的争夺战争连绵不断。加之新罗是日本海沿岸国家，它执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不仅与高丽不睦，而且与和倭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总的说来，三国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或联合，或反目，相互之间争战不已。由于国力强弱的关系，新罗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新罗不管是同百济，还是与高丽开战，对手几乎都是联合作战，新罗危亡之势险象环生。

唐初新罗王为金真平，中经金善德女王，女王刚即位就受到高丽的多次侵扰。贞观十六年( 624 年)，高丽盖苏文杀国王高建武，自命为莫离支( 即宰相) ，次年便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夺取新罗四十余城；十八年，盖苏文率兵攻打新罗，破其两城；二十二年，金善德去世，其妹金真德继位，百济又侵入新罗，破其十三城。可以说，唐初新罗一直受到高丽和百济的进攻。这时虽然朝鲜半岛三国都和唐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但实际上新罗与唐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唐朝政府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政策是三国各自相安，保持和唐王朝的朝贡关系。由于三国中新罗实力最弱，又和高丽、百济有土地上的矛盾，因而不断受到二国的进攻，这显然有悖于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自然唐政府就把扶持的重点放在新罗，抑制高丽和百济，尤其是高丽，以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唐太宗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贞观十七年，高丽和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王派人向唐政府上表求援，唐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带着玺书去劝谕高丽，让它不要进攻新罗。盖苏文不答应，一定要夺回以前隋高战争期间被新罗占领的土地。唐太宗派人攻打高丽，并且决定亲征。唐太宗的决定遭到大臣褚遂良等人的反对。唐太宗执意如此，于贞观十八年十月发兵10万进攻高丽。次年，太宗率兵渡过辽水，合围辽东城，相继攻克辽东、白岩城，紧接着进攻安市城，一直到九月仍没有攻下，只得班师。在这次进攻高丽的战斗中，新罗王受唐太宗命令，也派兵5万，攻下高丽南部的水口城。这次联合进攻并没有遏制住高丽的势头，唐兵死亡近二千人，战马死掉十分之七八。唐太宗在其生命最后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将征讨高丽作为国家的大事之一。金真德女王即位之后，新罗又受到百济的进攻，就是在这个时候，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十二月，新罗相金春秋和金文王来朝。

二

根据一些史籍的记载，唐太宗时新罗国太子来华的只有金文王。《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 ( 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 癸未，新罗王遣其相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是岁，新罗女王金善德死，遗册立其妹真德为新罗王。”《 旧唐书・东夷列传》中有：“ ( 贞观) 二十三年，真德遣其弟相国、 伊赞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 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新唐书・东夷列传》中也有记载: “ ( 贞观) 二十一年，善德死，赠光禄大夫。而妹真德袭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赞子春秋来朝，拜文王左武卫将军，春秋特进。”关于金文王来华的史实，《 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该书卷199 中写道: “ ( 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 癸未，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见。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四夷三・东夷》亦云：“ 贞观二十二年，其王遣金春秋来朝，拜为特进，请改章服，以从华制。”

从以上史实记载来看，可以肯定，在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前的来华新罗国太子只一人，那就是金文王。考贞观五年( 631 年) 去世的新罗王金真平无嗣，才由其女金善德继位；金善德未有太子见于史载，贞观二十一年死后也未传位给太子，而由她的妹妹金真德继位；金文王是金真德的儿子。

关于湖北京山新罗国太子及太子墓的记载见于一些志书。《 康熙京山县志》中列有“新罗太子墓”条，其中写道：“ ( 新罗太子墓) 在县东北七十里， 墓甚高大，相传新罗太子慕禅教，随其国僧入中国，居芭蕉寺，卒，葬此。”在一些志书中还记载有“ 新罗泉”和“ 新罗僧”的一些传说。《康熙京山县志・山川志》中说：“ ( 富水) 又东得新罗泉，泉出山中，尝有新罗僧居此，语众欲归，有神止之，僧言思乡中水，神指其地，泉即涌出，僧尝之味同故乡 。僧又言思故乡鱼，神复指水得鱼，鱼形皆纤细，色斑目赤，僧遂不思还。”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84 中写道：“ 新罗泉在京山县北十里芭蕉寺。旧云新罗僧修行于此。一日白众欲归，神告之勿云，僧曰吾思乡中水矣， 神指其地，即有泉出，僧尝之与乡味等。”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 77 中记载为：“ 新罗泉，在县北七十里，旧有新罗国僧居此，因名。泉流灌田，民甚便之。《寰宇记》：县北九十里之石人山，新罗泉发源处也。”清光绪八年( 1882 年) 《京山县志》中记载更多，如《舆地志》中的“ 新罗泉”与康熙志的记载一字不差；在《仙释》中特增“ 新罗僧”条，其中写道：“ 新罗僧， 宋时居京山新罗泉。一日，语众欲归，忽一人止之，僧言思故乡水，其人指地，泉即涌出，味同故乡 。僧又言思故乡鱼，其人复指得鱼，鱼形皆纤细，色斑目赤。僧遂留，卒得禅旨。其泉可以灌田，民多便之。”这里的记载与《舆地纪胜》和康熙志的记载差不多，显然其材料抄自旧志。此外，一些志书在记载“芭蕉寺”的情况时还特地提及“新罗僧”的一些情况。《康熙京山县志・寺观》中记载：“芭蕉寺，县北六十里，宋名圆寂禅院，在芭蕉山，即新罗僧所居，泉出比目鱼者也。”全国首次地名普查后， 京山县政府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于 1981 年编纂印行了《湖北省京山县地名志》，其中列有“芭焦寺”条， 基本上综合了以上这些说法。

现存的芭蕉寺的寺碑中有一块为“中兴芭蕉寺碑记”，为乾隆十五年( 1750 年) 所记，碑文中记载了芭蕉寺的沿革兴废及清时重建芭蕉寺的情况，在碑文的开始转述了县志中有关“新罗僧”及“ 新罗泉”的说法，并肯定上述一些说法。碑文说：“ 自京邑而北水潺湲而清，山窈窕而灵， ○迢递五十余里而芭蕉寺出焉。原暹罗和尚奉唐太宗敕，住锡于兹，捣杖出泉曰暹罗泉，劈鱼养母成比目鱼， 载在县志朗如也。”

上述有关新罗僧的记载， 彼此有些不相同之处，其中“ 指地为泉”等显然是一些神话传说，这可暂且抛开不谈。从上述记载看，首先，说是新罗太子的只有《康熙京山县志》, 《舆地纪胜》和《读史方舆纪要》中只说是“ 新罗僧”，《 中兴芭蕉寺碑记》也只是谈到“ 暹罗和尚”。

其次，关于新罗僧来华的时间，《 光绪京山县志》说的是“ 宋时”；《 中兴芭蕉寺碑记》说的是唐太宗时；《 舆地纪胜》、《 康熙京山县志》、《 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均没有明确提到时间。《 舆地纪胜》只是说“ 旧云新罗僧修行于此”，是书是南宋时的作品，这里的“旧云”可以指唐代，也可以指北宋。加之此书是综合各地地理书籍及诸郡图经，录其要点，综合而成书，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志书，因此王象之说“旧云新罗僧修行于此”当有所本，只是他所依据的本子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弄不清“ 新罗僧修行于此”的确切时间。不过从新罗的称谓中我们可以作一些推断。新罗在公元 7 世纪中灭掉百济和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到 9 世纪衰落，935 年为王氏高丽所取代。这就是说，到五代末、北宋初，已经不存在“ 新罗”这个国家，因此记述这一时期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就不会再用新罗这个名称了，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舆地纪胜》中所说的“ 旧云”当指唐代较为可靠。另外《光绪京山县志》中所记“ 新罗僧，宋时居京山新罗泉”中的“宋时”也当指“唐时”。如果我们综合《康熙京山县志》中有关“ 新罗太子墓”的记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唐太宗时来到京山修行，后来死在京山，并且埋葬在芭蕉寺的新罗僧人可能就是新罗国太子金文王。

第三，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中兴芭蕉寺碑记》中的“ 暹罗和尚”问题，到底是“ 暹罗”还是“ 新罗”?据《 辞海》的解释，暹罗乃今泰国旧名，首见于元代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一书。奉唐太宗之命的不可能是元代才出现名称的“暹罗和尚”，因此可以肯定，《中兴芭蕉寺碑记》中所说的“ 暹罗”应该为“ 新罗”，因读音相近而致误。

三

新罗国太子文王在唐代时来华是事实，关于他的归宿，史无明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他留在中国没有回去，理由有：①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 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文王和金春秋来到唐都后，不久金春秋即返回，唐太宗对他们很优待，设宴令三品以上的官吏参加为他们饯行，却没有明确提到文王是否随同金春秋回国。②如果文王归国，那么他作为女王金真德之子，在金真德死后应该继承新罗王位，事实上并非如此。贞观五年新罗王金真平死后， 无子，立其女金善德为王。贞观二十一年，金善德死，由其妹真德继位。唐高宗永徽五年( 654年)，真德死，其弟金春秋继位。这里和《 新唐书》的记载有些矛盾。金春秋是金真德之弟，然金真德和金善德都是新罗王金真平之女，《 新唐书》卷 145 记载：“ 是岁( 贞观五年)，真平死，无子，立女善德为王。”这里明确说明金真平死后是在无子的情况下才传位给女儿金真德的。显然金春秋非金真德之胞弟，有可能是女王之夫的弟弟。龙朔元年( 661 年) ， 金春秋死，其子金法敏继位。从以上王位更替情况看，继承王位的应该是先王的儿子；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由女儿或者他人继位。金真德死后，文王本是她的儿子，却没能继位，而由金真德的弟弟金春秋袭位，这可以说明当时文王可能不在国内，因留在中国没有回去。

根据《 康熙京山县志》等志书的记载，新罗太子墓在京山芭蕉寺，唐太宗时来华的新罗太子又只有文王，可以大致肯定文王墓在湖北京山的可能性。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加之各种记载的彼此矛盾，因而给这一问题的澄清带来很多困难，留下很多疑点，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1. 假定我们完全肯定京山的新罗太子墓就是文王的墓， 那么文王为什么到了京山芭蕉寺?芭蕉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据《 中兴芭蕉寺碑记》的记载，暹罗和尚奉的是唐太宗的命令驻锡芭蕉寺，并且说这些事实是明确地记载在县志中的，应该说是可以相信的。如果这暹罗和尚是文王的话，新罗太子奉唐太宗之命到京山芭蕉寺修行，应该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不会比太子来华朝贡这样的事逊色。关于文王来华的事， 新、旧《 唐书》和《 资治通鉴》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新罗太子奉太宗之命到京山芭蕉寺的事，在上述史书中均找不到任何踪迹。

3. 芭蕉寺现存三座新罗国僧墓，已经开挖三处 ，1979 年曾出土一葬缸。《舆地纪胜》和《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只言新罗僧，不言太子，只有《 康熙京山县志》中明白无误地写有“ 新罗太子墓”。为什么有三座墓， 如果其中一人为文王的话，那么另外二人为谁? 在明确记载有“ 新罗太子墓”的《 康熙京山县志》中提到“ 新罗太子”时也没有明确记载太子之名。

4. 《康熙京山县志》中记述新罗太子墓时，提到一个细节，说是新罗太子仰慕禅教，随其国僧来到中国，住在芭蕉寺。的确，隋唐时期很多新罗僧人曾来到中国学习佛教，这些僧人分布在各地寺庙中，这些情况从现代的佛教史著作中可以得到反映。范文澜的《唐代佛教》一书中有“ 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汤用彤的《 隋唐佛教史稿》中“ 隋唐佛教大事年表 ”，分别记述了包括我国佛教传入东亚诸国，以及东亚诸国的僧侣来到中国学习佛教的情况，其中多次记载了新罗僧侣在中国各地学习佛教的事。既然是新罗国太子随其国师来到中国学习佛教，应该是隋唐佛教史上的大事之一，然而上述二书的“ 大事年表”中均没有提及有关金文王的事情。

综上所述， 通过一些背景分析和部分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罗太子金文王墓在湖北京山芭蕉寺的初步结论，但一些细节上仍然有疑点，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和考古资料， 解开这一历史上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