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镇戍军的统率系统，倾于地方分权，与汉族王朝时代的制度稍异。汉族王朝时代，或由中央政府直接统率各地驻军，或将地方军政之权分开。

元代除屯驻黄河流域及其他各地区的蒙古军直辖于枢密院外，分驻各省之汉军及新附军等皆归各行中书省管率指挥；换言之，各省军政之权合一。

一、镇戍的组织

元代初期曾施行各省军政分立之制，政属行中书省，军属行枢密院。但行枢密院为一临时性的设置：“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省”。

1273年行枢密院初设于邻接宋境的地域，用以指挥伐宋军事。翌年，立行中书省，废行院。平宋以后，1285年为镇压叛乱，南方四省各置行院主其事；1294年乱平，又废行院。

此后，虽不时建置行院以应变，却从未成为常设机构（唯一的例外为设于外蒙的岭北行枢密院，1329年设，存续达三十九年之久），设置行院的理由为：“盖欲养兵力，分省权，而免横役。”

而其结果则为：“兵民政分，势不相营，奸寇伺发，溪峒以哄。”在异族王朝如元代统治下，各地政军必须紧密合作，就地作迅速决策及行动；

如无行政长官的合作，军事统帅便难以有效地敝平叛乱，维持治安；这当为元代置军权于行中书省之手的理由。

此一制度虽曾受到主张中央集权之汉族官吏如程钜夫等之批评。但因元代政权的性质与唐宋不同，异族统治者觉得地方分权制更便于统治不靖的地方，故始终未改此一制度。

此外，因各行省仅丞相或平章二官可知兵事，丞相或平章多由蒙古人、偶以色目人充之；即使此二职无人充任，汉人居次位者亦不能指挥军事。

所以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由种族控制之利来弥补行中书省之下，设有都镇抚司协赞行省官员主持军事。

都镇抚司的长官都镇抚皆由枢密院直接任命。另在万户之下设有镇抚，千户之下设弹压，百户之下设军司，皆直属都镇抚司；

另一安全措施为自镇抚至军司皆有二员，一以蒙古人充，一以汉人充，这种表示种族平衡而实则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清代要职满汉各半相似。

至于镇戍军统率将领的种族成份，蒙古军自以蒙古人担任，汉军及新附军将领则多为汉人、南人，担任监督之责的达鲁花赤则尽由蒙古及色目人担任。

自弹压及千户以上皆须三年一转，这和汉族王朝时代并无不同，意在阻止将领私有其军或与当地豪族建立紧密联系。

二、镇戍军士的轮戍制及其对军户经济的影响

元代各镇戍的士卒，除了镇守黄河流域的蒙古军“即营以家”外，其他各地的军士都是岁时践更。

这些军士的戍守地点皆非彼等征发所自或其家庭所在的州县。管理征发士卒及军户的机构称作奥鲁。

服役地点非奥鲁所在地，更期长短因戍地而异。戍守内地各省，依1300年规定，是每更二年。

戍守边远各地如两广海南及四川，依1283年规定为每更三年，实际上常是一岁更役，显然因南方瘴疠盛行，北人无法适应。

戍守蒙古者更期最长，盖因旅途需时甚久；1293年定为三年；1302年展至六年。实际上，士卒多是久戍不得更代。

1317年仁宗出巡，发现有卫士戍守边镇达十五年，以致衣服敝旧者。戍卒的经济负担甚重。依规定：

新附军人正身每月受米六斗，盐一斤，家眷每人米四斤；而蒙古汉军只有本人月受米五斗，盐一斤，家小皆无盐粮。

其待遇之差别并非出于元室有意优遇新附军，实因新附军无贴军户及赡军地四顷以协助气力。

故除新附军外，士卒之家小开支皆须自筹，士卒出戍皆须自置行装。据宋濂说：“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给其衣装，谓之‘封椿钱’。”

其他开支亦大。大德五年（1301）某监察御史指出：“屯戍征进军人久服劳苦，近者六、七千里，远者万里之外。每遇捕出征，万死一生；所需盘费、鞍马、器仗，比之其他差役尤重。”

换句话说，军人虽可免四顷地税及不担负差役，但其出戍时的负担实超过一般民户的付税当差。

大德四年（1300），王忱指出：士卒出戍外省所需约一千贯；据他说，此数非四顷田土所能供给。如出戍北边或西北边，所费自然更重。

大德七年（1303）时之估计，拨往和林之侍卫军，仅其起发所费，即需八十锭，故军户唯有售田以行，以致“往日军户地有曾至三十二顷，今皆消乏破散，不可胜数，中等人家庄田废尽，现今乞乞为生者处处有之”。

同年，同金枢密院事千奴于一奏议中指出：“蒙古军在山东河南者往戍甘肃，跋涉万里，装驼鞍马之费，皆其自办。每行必需田产，甚则卖妻子。”

由此可见，至十四世纪初，镇戍的重担已使军户物力衰竭。自此以往，士卒军前逃亡，军户弃业出走，或更改户计以免应役之例，日多一日。

此一情势，加上其他因素，不仅促使军户制度的崩溃，也加速了镇戍制度的瓦解。

三、镇戍制度的恶化及其瓦解

镇戍制度之恶化为一逐渐过程，此一过程于1350年淮河流域香军起义，元军崩坏时，达于顶点，镇戍的瓦解自与元代军事制度衰坏的一般因素——如军官的腐败及军户的衰竭——相关，这些因素将在另文中述及过多，此处只拟讨论镇戍制度本身的衰败过程。

镇戍制度衰败的最基本的原因是经理不当及移置失所。若欲维持镇戍之效率，军队必须不断地作有计划地调动以适应新的军事情况。

此种调动，且须从全国及地方两方面着眼，又须有干练之军官管理镇戍之行政，统率戍卒，俾使轮戍制度运作不息，否则必至行伍乏卒，戍所无人，整个制度必致失去机能。

1291年，江淮行省已发现置戍失宜之情况。1297年中书省臣奏，沿江原设三十一翼军，仅存一二。

1311年，江浙省臣又指出：由于“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以致“海寇出没”，故“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退。”

由此可知，原设之戍所——包括设在最重要的扬子三角洲及淮河流域者在内——或者未能善加维持，或多被弃置，主要乃因行省及地方将吏之无能及疏忽所致。

自1308年起，宫廷内争不绝，元室注意力集中于两都，对各省事务浙至疏忽，屯戍失所之事自然日益恶化。

第二原因乃为军队多未实补，戍所渐成空壳。依原制，凡遇军士逃亡、病死或战殁，统兵官应遣人至该卒原属之奥鲁取人代之。

但或因军官贪吃空额之关系，多未补实。大德三年（1299），便已发现“江南军数多缺，官吏因而作弊”。

虽然累次下令禁饬，由于军官之腐化及无能，“军数多缺”的情形反日甚一日。复由于军户非贫即逃，即使军官欲实补空额，亦有无兵可补之苦。

1345年，可能因军户制已经名存实亡，负责征集军士、管理军户及士兵补给之诸军奥鲁便被取消。此后整个轮戍制度似已废弃不行。

《明太祖实录》中记有太祖所叙一故事，最能描述元代末期戍所有名无实的情形：朕（太祖）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兵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其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

从一般情形判断，此一故事所叙并非孤例，它反映了元季军队已不能适当地补充足额，而所谓镇戍军不过躯壳犹在而已。

镇戍军衰败以后，自不能如世祖时代一样地随时镇压叛乱。1330年代叛乱次数的增加足以反映出镇成制度已不甚有效。

至1340年代，此一情形更加恶化，镇戍部队甚至已不能粒平小型的叛乱。至正六年（1346），一伙仅四十人之众的所谓“骑贼”，纵横运河之上，掳掠了三百艘运粮船，元军无法对付。

发生于翌年的另一事件也反映出元军的无能。据陶宗仪的记载：“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南京附近）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

朝廷召募槎徒朱陈，率其党羽，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由此可见，在1350年代，大革命爆发前夕，元军已完全不能维持地方秩序。因而，1351年白莲会起事于淮河及汉水流域，攻城夺寨，未遇到镇戍军的抵御。

自此以后，直至1368年元室被逐为止，元廷初靠京师的禁卫军以讨叛军，以后则仰赖所谓“义兵”；

这些义兵半为以保卫乡里为动机的民兵，半为面临绝境的元廷所雇用的募兵。所谓“镇戍军”早已烟消云散了。

参考文献：

1. 吴廷煲《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二十五史补编》
2. 胡祗遹《紫山先生大全文集》《三怡堂丛书》卷二二
3. 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