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何乔远对世宗的评价基本是承袭《明世宗实录》及范守己等人的论赞而来，称世宗为“中兴之主”，并突出其英断独治的风格。

“如此，其对于“大礼议”的观点亦必然承隆万之说，以称世宗之孝为题眼。在《开圣记》中，何乔远对“大礼议”发表了观点，他的看法与徐学谟相似。 何乔远首先点明议礼群臣多曾历弘治之政，故思孝宗德政，而张璁等人未曾为孝宗之臣，故能体察世宗的孝心。

其次，议礼诸臣泥于汉宋故事，未能觉形势之异，不能折中，意气相激，排斥异己，以臣子抗衡于君父。而张桂等人固然有阿谀邀宠之诟，但其论确当，“大礼议”实乃“明天子之制作，大圣人之孝思”。虽说此论颇似徐学谟之言，但笔者认为应当出于何氏心思独具，其在《臣林记•弘治臣一》曾言“臣读弘治间事，令人恨不当其时。君臣鱼水，可谓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则非人也”。

此则可以理解群臣上念孝昭的感情倾向。何氏又亲历国本之争诸事，自然能够体会臣执己见与君相左而不回的境遇。故而能发此议。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对于张桂等议礼新贵的态度。何乔远则在《张孚敬传》下附“以大礼贵者其人，黄宗明、黄绾、霍韬、方献夫、桂萼、席书、熊浃”。何乔远的对议礼新贵的评价从君臣角度出发，并且对有关的事功进行了肯定，并没有过于突显希言邀宠的意味。如其论张璁曰：“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岂不赫然名臣哉。”

对杨廷和的总体评价

从《杨廷和传》的撰写来看，何乔远对于杨氏在正德、嘉靖两朝的功绩还是颇为肯定的，其所展现的是一位君子正臣的形象，对于世人误解杨氏的种种说辞亦全然未采。而关于其议礼之失，何氏在传文中仅以封还、执奏片言带过而已，这与《行状》和《墓祠碑》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另外，传记末尾有何乔远评论，内容基本也是围绕杨氏议礼事而来。

何乔远援引了赵贞吉的解释理路，以“命”、“遇”、“时”之辞为解，正如怡有在工“草中的分析，此话本就复杂难理，而何氏并未提赵贞吉之释辞，不免给人以自我揣摩的空间。其又论杨氏言及受遗诏而泪簌簌，亦不知何解，不知杨氏落泪是以感武宗倚重之恩还是自叹己前后际遇之悬殊。所谓杨氏自喜者，则是以杨氏专权承断三十七日，其处置各方虽有武宗遗诏与太后懿旨为名，实则以内阁首辅而处国家非常之时也，此史书罕见者。

后又引徐学谟之论”，再论杨氏等议礼诸臣意气相激，非元臣事幼君之义，此不免有恃定策元功而党同一气的嫌疑，诸臣乞休而去以致于邪佞之辈进用，士风浇漓，此皆杨廷和辈之误也，也就是认为杨氏等诸臣在议礼事上处置不当，礼仪迁延，恩怨报复，君臣离心，后来种种皆君子之过。何乔远的评论是基于实录和《明伦大典》中关于杨氏的说法并参照了赵贞吉等隆万时人的观点，有杂糅两种舆论的倾向，特别是末尾引徐学谟的论语，使整段议论的责备之意更强，杨氏之过不仅于议礼本身，而且在士气之变。宰相失度：

尹守衡《皇明史窃》论杨廷和

尹守衡，万历十八年（1582）举人，授福建清流县教谕，万历二十六年（1598)，吏部侍郎裴应章举其出任浙江新昌知县。两年后，因其与上司相处不善，被降为赵王府审理正，随即辞职还乡。据其《叙传》之言，归家后，尹守衡自幼便仰慕左丘明、司马迁，又感尹氏自周初为史官代不乏人，便欲成有明一代之史。是书写作时间达近三十年之久，自万历二十八年辞官归家，闭门谢客，潜心编撰，终成此书。是书成于崇祯元年（1628），十一年刊刻。

《杨廷和传》的基本内容

《杨廷和传》叙事简洁，其所载杨氏事迹有谏止武宗出游、杨廷和守制去而武宗益恣游亡、与内阁诸臣迎武宗回京、拒草威武大将军敕、迎立世宗、擒拿江彬等事，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相半。

与何乔远于《名山藏》中塑造的君子正臣形象不同，尹守衡在《杨廷和传》中并没有特意突出杨氏在正德时期稳定社稷的功绩，反而对杨氏在某些事情上表现甚为不满，带有相当的批判性。他一方面记载杨氏谏止武宗出游、杨廷和守制而梁储虚位以待等事，塑造了杨氏辅弼重臣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他又批评杨氏没有完全以礼事君，有失臣体臣节，如同尸位素餐。

如其所言杨廷和诸臣迎武宗回京之事，其言“大学士廷和捧觞，梁储注酒，蒋冕奉果福，毛纪奉金花，长幄前称贺”，之前诸家记载中只言杨廷和拒绝群臣彩帐彩旗相迎事，而惟有此处称群臣确是执彩旗相迎，且言内阁大学士皆如侍者，全然无大臣之体，事虽滑稽，但言辞间颇有讥讽之意。

又如其言武宗时四处巡游而国家安定，尹守衡将神器如磐的功绩归于内外群臣忠君尽职，甚至诸佞未窃权乱政亦为可慰，而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不过受享其成，这与诸家私史盛赞杨廷和在正德时期匡扶社稷的论调截然不同。

另外，其记载群臣谏止武宗南巡被杖死十二人之事曰：“公卿大臣噤不敢出一语，都人争唾骂之。”这与《行状》的记载截然不同，首辅杨廷和在此事中的表现俨然是一个尸位内阁且只求自保之人。《行状》中言杨廷和当时卧病乞休，听闻舒芬等人受杖，便请司礼监近侍转奏其言，劝谏武宗，又与内阁同寅伏阙三日留止，不得，见太监张锐出，杨氏又请其转奏，张锐称此事与他无关，杨氏当亲往豹房进言，杨廷和曰：“我知有乾清宫，不知有豹房也。”《行状》的记载其实亦不可尽信，其说法只出于此而未见旁证，特别是群情汹汹之时杨氏卧病居家，此举不免招疑，为人诟病。

而就《明武宗实录》记载，当时集体进谏之时，确实未有阁部大臣，而杨廷和的表现在实录中只有其于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甲寅日的上疏，是为前日下狱的黄巩等六人及罚跪午门的孙凤等百一十二人求情，武宗不报，仅此而已。如是，尹守衡之批评非诬诋之言也。关于杨廷和于正嘉之际的作为，尹守衡采赵贞吉之说，言：“嗣君未入，廷和承制颛断二十七日，驾抑奸雄，人谓其有萧张擒信之智，周勃收军之勇云。”但是，此处说专断二十七日则是有误，当为三十七日，然其议论中又言“虚大位以四甸迎嗣君于千里”，则是前后自相矛盾，未及细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