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叶向高曾与耿定力论明之辅臣功业，其言曰：“公尝与余论本朝辅臣功业，余曰无如杨新都也，新都当正嘉间诛逆竖，安反侧，辑宁中外，以俟承桃之圣主，真有社稷功，独其议礼与永嘉左，然为永嘉易，为新都难矣。”

耿定力击节以为善，并言“泰山之高人皆知仰，沧海之大且深也，非望洋者所能尽识”。叶耿二人皆以为在议礼之事上杨廷和实难，沧海大且深人不能尽知，也就是人难以察杨氏之本心。上节所论杨氏上念孝昭，下顾群臣，可谓杨氏议礼一难。

对于议大礼之难，温纯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一言概之，意味深长。鱼水者君臣也，而水炭者亦君臣也。其中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是从议礼过程来看，杨廷和与世宗的关系是由密而疏，渐生嫌隙；二是从杨廷和角度来说，议礼之事本欲求君臣鱼水而最终成为水火之势。

如若是彰显杨氏之难，则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温纯又言“永嘉之难，难在违众，公之难，难在婴鳞”，此与叶向高之言并视之，则张璁之难确在违背群臣之意，而杨氏之难在于持礼不回，触怒皇帝，以世宗之英断纯孝、左门雷霆，则杨氏难而张璁易也，此实则称赞其敢犯颜直谏的气节。

“说法教主”李贽对于杨廷和的评价并不明朗，特别是其在王琼、杨廷和等传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此或与焦竑、出版者等有关，其在杨氏传中的关于议礼的议论亦颇显中立，未有定论之辞。李贽首先肯定杨廷和是正直不阿之士，非趋炎附势之徒，所以其在议礼中没有委曲扶同。

他承赵贞吉之论，认为如果杨氏只是坚持以礼事君恐陷世宗于非礼，则其忠无疑，但是，即使这样，杨氏议礼也只能称其忠而不能以为妙，以其所持“濮议”确乎不合于世宗，执奏封还诸事亦未见得当。李贽言“大忠者不见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又言知杨氏者颇少，则是因为在正德中内阁责任非常，不在其位者不能知，时李东阳、梁储、费宏等内阁同寅尚能知杨氏之志，是突出其居中调和，稳固社稷之难。

嘉靖之时，杨氏事君之态与前不同，其到底作何心思不得而知，特别是隆庆以来，诸家解释纷纷，颇为复杂，无从以定。李贽猜想或是杨氏自恃定策功，或是他认为世宗能听纳臣言，而终究其不可知也。这种不可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人对杨氏议礼情况的复杂与艰难处境的认识。李贽“许其忠不可许其妙”的观点流传较广，徐鉴删汰正补雷礼的《国朝列卿纪》时便将此段议论采录，陆应阳《广舆记》、张燧《千百年眼》等亦采其说。

时人为杨氏脱罪的现实观照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探究一下隆庆万历时期在对杨廷和评价中出现的为议论事脱罪倾向的原因。结合当时的诸多关于嘉隆万三朝的当代史著作，笔者认为除去官方与民间对于杨氏个人进行重构的舆论前提，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就是隆万时期的士气之论。

士气作为儒家理念的一个重要命题,其说再兴实出于时人对现实的观照。一是时人对于嘉靖初“大礼议”对明人士气摧折以至于今日士气萎靡的反思；二是万历时期文官群体于谏止矿监税使、争国本等事中士气之再起再跌。

先是，“大礼议”时，杨廷和等大臣多次封还御批，直言进谏，执礼不回。礼部侍郎吴一鹏言：“臣等宁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礼于天下后世。”左顺门哭门之时，杨慎更是直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而在“左顺门事件”后，士风一变，左门泣血而旧臣摧折，议礼骤贵后新进相轧，皇权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其后，毛纪在其乞休疏中言：“如近者大礼之议，平台召问，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椎矣，而皆断自圣心。”可见，皇权从正德流向嘉靖，士大夫的话语权已不复初年。“大礼议”教会了嘉靖皇权专断，以诏狱和廷杖为快意事，杀辅臣，杀谏官，雷厉手段不逊明初二祖。

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官僚集团的谄媚之风随之而起，甚至连禄寺厨役王福都欲以迎合世宗之意而请迎献皇帝梓宫葬祖陵旁。嘉靖五年（1526）正月，前后上疏表示支持世宗者均得恩赏拔擢,而议礼新贵张璁、桂萼、席书、霍韬、方献夫五人都得位列台阁，烜赫一时。

如此,可谓“一言称意，如以石而投水，遇有违合，迹互差殊”，以致于兴献称宗庙而朝野失声。“世宗雷霆独治45年，杨最、杨继盛等皆以犯颜直谏而死，后海瑞上疏时言“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更可见文官群体的天下关怀与致君尧舜的追求已然泯灭殆尽。至于隆庆、万历之时，内阁倾轧激烈，假峻刑以牵众口。”

士风日下让一些士大夫忧心不已，他们将这种情况归罪于议礼新贵张璁、桂萼及后之首辅严嵩等人，徐学谟在《世庙识余录》中称“（张桂）二臣既入，国是愈淆，至今纷纷，未知适从也。”“黄凤翔在《嘉靖大政类编》中将丰坊、严嵩等人成为“导谀微宠”之辈。朱国祯批评严嵩等人在议迁陵大峪山事中的表现曰：“宰执大臣惟唯诺率行，不复设一谋，出一见如傀儡之受牵，可恨亦可晒矣！”以当时为“阿谄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