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溥杰

编辑/张溥杰

摘要

1919年，胜利的同盟国分发了他们的战利品，一个世纪后，世界仍然承受着国际联盟建立的授权制度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盟约》中授权新的帝国统治的条款被旧的文明主义话语所掩盖，将“在现代世界艰苦条件下还无法自立的民族”的主权交给比利时、英国、法国、日本和南非等“先进国家”。

国际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的新地缘政治秩序的后果，殖民时代结束时民族国家的形态如何？在一个同时承诺和否定他们自决的可能性的世界里，所谓的受益人往往是这种“神圣信任”的受害者，他们是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从巴勒斯坦，到纳米比亚，到库尔德斯坦，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一强制性时刻的遗产今天仍然是紧迫的问题。

托管南太平洋岛屿

日本对南太平洋卡洛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托管领土总面积为2140平方公里，是国际联盟第二小的托管领土；第一小的是瑙鲁，只有30平方公里。也许部分是因为其规模，但也可能是因为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理，尽管是剥削性的和利己主义的，但与国际联盟的其他托管相比，相对平静，日本在托管制度的更广泛的历史中并没有突出的地位。

日本对南太平洋托管地的重要性却有不同的看法。矢野图鲁对“向南扩张话语”谱系的研究表明，托管岛屿是明治早期日本扩张构想的一部分。

1919年的南太平洋地图

在评估日本是否履行了其强制性责任时发现，日本政府通过南海局(南洋庁)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与其说是为了帮助当地社区，不如说是为了让这些岛屿上的日本移民受益。

弗雷德里克·狄金森认为，获得托管地不仅对日本从地区大国转变为世界大国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而且对鼓励日本强调其海洋文化也至关重要。

1919年的日本

路易丝·杨提醒说，“就日本而言，很明显，一些帝国项目比其他项目更重要”，虽然这些岛屿在面积、规模和日本统治的性质上可能与日本的其他殖民地有所不同，但在战前时期，它们对日本自身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象并非无足轻重。我认为，南太平洋托管地的岛屿在战前对日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种方面，它已经是帝国的焦虑来源。

巴黎和会上的焦虑

1919年1月，日本作为“五大”协约国和协约国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对日本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承认日本在世界强国中应有地位的标志。

但岛津直子在巴黎峰会前夕将日本描述为“一个傲慢却缺乏安全感的大国，对国际舆论不屑一顾，却又很敏感。”

日本希望以与西方帝国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但它“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信心或军事实力，无法独立于西方帝国采取行动。”

当时日本人眼中的自己

这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在帝国游戏中姗姗来迟。对日本来说，渴望被承认为一个拥有所有相关标志的世界强国与国家生存息息相关：它最初寻求加入欧美帝国主义的行列，以避免成为他们的受害者。日本希望之所以被承认为大国中的同辈，就源于民族焦虑。

然而，随着近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第一次重大国际军事胜利，1895年“三国干涉”的耻辱和世纪之交席卷世界的“黄祸”种族主义只会加剧这种焦虑，因为日本人开始怀疑欧美西方永远不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三国干涉还辽

因此，日本参加巴黎和会，似乎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期待已久的认可，但巴黎的会议对缓解日本的不安全感没有任何作用。

日本的妥协与挣扎

尽管几个月来多次尝试，日本仍未能获得其他国家对其种族平等提案的支持。当它最终放弃这一提议时，它试图将这一耻辱性的外交失败视为为了大国之间的礼让而牺牲自己放弃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国内反对二十一条

尽管日本试图在战争期间通过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作为交换，但日本对中国山东半岛（以前被战败的德国人占领）的主张也受到了挑战。

德国在《凡尔赛条约》第156条中将其对半岛的权利割让给日本，但中国拒绝签署该条约使这一问题陷入僵局。这意味着日本在巴黎取得的唯一实际成就是南太平洋托管。

然而，这一授权非但没有缓解日本对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担忧，反而会加剧日本对其地位不稳定的感觉。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代表团

日本获得授权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日本自身的角度来看，都需要做出妥协。1919年1月，最高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前德国殖民地将由“先进国家”管理，包括哪些国家将统治这些领土，直到当年5月才正式决定。

这段不确定的时期对日本来说尤其令人沮丧，因为日本前往巴黎时，确信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确保对德国南太平洋殖民地的主权。1914年秋天，日本将德国军队驱逐出这些岛屿，并进行积极占领。

之后，日本与其他盟国签订了一系列秘密条约，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英国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以换取日本海军在地中海协助打击德国潜艇。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日本官员仍然担心日本不会获得这些岛屿。事实上，事后看来，会议期间山东问题的处理方式让日本有理由担忧。

即使在列强同意日本获得对太平洋岛屿的托管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澳大利亚强烈抗议日本出于战略原因对这些岛屿的控制，这个问题最终通过分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得到解决：日本将托管赤道以北的岛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管理赤道以南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仍无法在不妥协的情况下确保其优先事项。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英国与澳大利亚

日本人希望有一项开放条款授权，但澳大利亚人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要求在澳大利亚控制的领土上平等地进入市场是对白澳政策中固有的种族排斥原则的挑战。

日本最终出于“和解与合作的精神，以及不愿看到这个问题再没有解决”而撤回了对开放条款的呼吁，但任何人，尤其是所有日本代表团，都不可能忘记这一点，因为这反映了日本早先提出的种族平等提案。

日本向联盟交存的托管材料中包含一份抗议声明，包括拒绝默认“日本国民在授权领土上受到歧视和不利待遇”。不幸的是，该声明对托管安排几乎没有影响，让日本媒体痛斥他们的政府“为日本外交增加了“另一个”失败”。

托管权限频繁受到挑战

这些岛屿在分配后继续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因为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理权曾多次受到挑战。在授权发布仅仅6个月后，美国就反对将雅浦岛纳入日本的托管范围。威尔逊政府呼吁将雅浦岛的管理国际化，因为该岛是“太平洋电缆通信的关键”，是连接旧金山、上海、新几内亚和东印度群岛的电缆线路的十字路口。

日本政府抱怨说，华盛顿应该立即提出抗议，而不是在决定做出六个月后。它还提醒美国，日本有权独家决定进入雅浦。一些日本媒体明确指出美国对日本的歧视态度；一篇报纸文章想知道，当德国控制雅普时，为什么美国似乎没有问题？

列强之间的谈判

雅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引发了日本的焦虑，使日本更加警惕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野心，认为这有损日本的利益。

一些日本报纸以武力恫吓回应。例如，《读卖新闻》警告美国不要让其舰队“采取像前几年在亚瑟港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那样傲慢无礼的态度”，这几乎是在暗指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罗斯海军。

尽管摆出这种姿态，日本政府并没有拒绝美国的要求;1921年5月，华盛顿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写道：“据了解，日本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雅浦问题在一年后的华盛顿海军会议(1922年)上得到解决，当时日本允许美国进入雅浦铺设电缆，并给予美国居住权和财产所有权。

20世纪30年代，日本管理南太平洋托管地权利的继续受到外部挑战。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以回应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

国际联盟

此后，关于日本继续拥有强国的权利的讨论开始了，还有人怀疑日本在这些岛屿上建造军事防御工事，违反了其授权义务，一些观察员将其对这些岛屿的管理与当地人口的减少联系起来，1935年6月，一个不同的挑战出现了。《读卖新闻》报道说，德国已向英国表示希望重新获得马绍尔群岛的控制权。

这些批评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威胁到日本对这些岛屿的控制，但日本对此进行了反驳。为了反驳非法防御工事的指控，日本政府邀请了一些外国观察员前往这些岛屿; 他们的报告驳斥了谣言。日本知识分子反驳了当地人口萎缩的指控，将其根源与德国统治联系起来，并证明日本实际上正在减缓这一趋势。

日本媒体指责德国出于对日本退出国联的报复心理而进行骚扰，指责德国在日本对这些岛屿的权利问题上煽动冲突，认为这一问题早已通过国联授权解决的问题，日本也十分重视国联对其管理这些岛屿的意见。

30年代的日本街头

日本至少一直到1937年向常设授权委员会(PMC)提交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其执行授权的情况，例如，日本媒体援引PMC接受日本1935年的报告作为国际承认日本公正管理这些岛屿的证据。

对日本来说，反击这些指控和德国的野心，不仅仅是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成就。日本利用国际联盟分配给它的授权来加强其立场的合法性，这这表明它将这些对其缺陷的暗示视为一种强制性权力，这是对其执行授权的价值的攻击。

与此同时，日本即使在退出国联后仍忠实地向PMC提交报告，并重视国联对其行政能力的衡量，但这与松冈义介在1933年就中国东北问题发表的“日本与国联合作的努力已达到极限”的惊人声明相比，显得有些胆怯。

因为它们表明日本未能克服1919年困扰它的焦虑。成为列强是日本大国地位的标志，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授权岛屿也为欧美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提供了机会抨击日本，让日本对这种地位感到焦虑。

在巴黎之后，本应缓解日本人焦虑的事情，却成了将焦虑带到20世纪30年代的载体。它的反应也表明，在试图反击它认为对自己不公平的欧美西方的同时，日本仍未能摆脱西方对其认可的渴望，也未能克服其融入欧美世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