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期部分下放干部和专门安排下放干部的甘肃河西国营农场

都知道兵团的前身是国营农场,这个似乎没有争议。

在后来被兵团接收的诸多国营农场中，它们的前身均来自省内各个系统自办的本系统农场，如有公安、农林、民政等，最终才归到农垦，大部分统一交给兵团。

移交过来的人员组成也不同，成分多样是因来自不同的系统，后来兵团系统的人员构成五花八门也是这个原因。

如人员构成中有下放干部、上海移民、军转干部、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等，人员主体还是知青和军队转业人员。

在兵团接收的诸多国营农场里，有九个国营农场，当时省上建这九个国营农场就是专门用于安置接收省上的下放干部，这九个农场由省农林厅依据省上要求建立，建于1958年。

这九个农场其中八个负责安置下放干部，一个负责安置军官。

这九个农场即：

1、先锋农场。场址在武威新河滩，场长刘志友。兵团十一师农科所副所长梁纪德最初就下放在这个农场，改场后并入黄羊河农场。

2、下四分农场。场址在永昌县下四分，场长姚廷玉。旋并入油籽洼农场。

3、余定农场。场址在山丹县余定滩，场长董志升。

4、山羊堡农场。场址在山丹县山羊堡，负责人黄之屏。

5、长城农场。场址在酒泉边湾，场长刘进斗。旋并入边湾农场。

6、北湖农场。场址在玉门县北湖滩，旋并入蘑菇滩农场。

7、四工农场。场址在安西县四工滩，场长陈悦清、赵陵。

8、花海农场。场址在玉门县花海子，场长刘雨村。后并入黄花农场。

9、八一农庄。场址在在永昌县天生坑，负责人刘思相。该农场负责安置军官。

1958年3月18日，张掖地委决定，将上列9个下放干部和军官农场改为国营农场。

这些被安置的下放干部，比起后来安置的右派待遇稍好，大部分带工资，只是在农场劳动改造，改造什么，就是改造思想，因为出身原因，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

在“大跃进”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国营农场既是农业生产跃进的场所，也是移民安置、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的场所。

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共甘肃省委决定：省级机关对那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阶级立场不稳和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由机关决定精简下放。精减下来的干部由省农林厅农垦局负责举办下放干部农场，统一集中起来劳动锻炼。各机关可根据其在农场劳动锻炼的情况、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原机关单位的需要，分期分批地调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原单位不再调回者，由农场安排使用。部队精减下来的干部，由兰州军区与农垦局协商，筹建“八一农庄”，集中安置。各地、州、县亦照此办理。

从而，1958年初就在河西走廊的荒滩上仓促建立了9个下放干部农场，安置省级机关、兰州市、白银市、中央在省单位以及张掖专区地、县机关的下放干部6560余人。

计先锋农场安置1000余人，下四分农场安置800余人，余定农场安置207人，山羊堡农场安置59人，边湾农场（包括长城农场）安置2271人，北湖农场安置477人，四工农场安置475人，花海农场安置452人，八一农庄安置819人。

一两年后，这些下放干部中绝大部分陆续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少部分留在农场任职。

在这些陆续被下放的干部中，其中有一批高级干部，他们有的被安置在上述九个农场范围内，有的被安排在河西的其它农场，当时政治气候如此，当时的甘肃主政者叫张仲良，封疆大吏。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从而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下来。

仅举一例，当时玉门石油民盟主席陈九经，后来的兵团战友。应招去省上开人代会，陈提议案应当让党外人士按比例进入政府各级领导班子，就这句话，惹怒封疆大吏。

陈九经被打成右派，先到蘑菇滩农场劳动改造，后到小宛农场十一师六团和毕可生一起劳动改造。一九七八年才获平反。

甘肃省在开展这场“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内斗争中，有不少副厅级以上的老干部受到撤职下放农场的处分，或在基层任职，或在基层协助工作。

如省委副书记强自修同志，下放国营黄羊河农场。

省委监委书记雷恩俊同志，下放国营黄羊河农场。

省委副书记焦善民同志，下放国营林荫农场。

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林厅厅长贺建山同志，下放国营大山门农场。

省民政厅副厅长钟羊皋同志，下放国营蘑菇滩农场。

张掖地委书记处书记赵云山同志，下放国营张掖农场。

兰州市委书记王作义同志，下放国营敦煌棉花农场，资料记载，他曾饿得浑身浮肿，走路都困难。

省交通厅厅长慕生忠同志，下放国营八一农场。慕生忠还是个将军，后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

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史文秀同志下放国营华池马场，焦盛桐同志下放安西农场，吴成恩同志下放国营黄粮墩农场，副院长刘汉鼎同志下放国营四坝农场。

省总工会主席吴成，下放国营黄花农场。下放高级干部的总数已无可考，实际上远远大于此数。

这些干部多数受到保护，少数受到批斗，后来大部分返回单位就职。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甘肃农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