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 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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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官制

大元国国土自蒙古到长城内外、朝鲜，总共分成十一个地区，但难以置信的是，元朝统治这样广袤的土地却不设置地方官一类的官职。

北京是元朝的大都，被称作“腹里”，是元朝真正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机构包括:中书省，直属皇帝，掌管行政;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枢密院，总管兵权，一段时期还设有尚书省管理财政，财政也由皇帝亲自管理。

以上就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官制，而在腹里以外的十个地区都设有行中书省、行御史台、行枢密院，如浙江设有负责管理地方事务的行中书省。

行省以下的各级官职分类大体与宋朝相同，中书省设“平章政事”一职，相当于宰相，行中书省则设“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换言之，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不设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地方官。

此外，元代还设有具有蒙古特色的官职:达鲁花赤，主掌兵权，管理城防;札鲁克赤，负责处理政务和断案。

总之元代的地方机构和官员不隶属中央政府，中央和地方组织都直属天子一人。

元朝的征税法

蒙古统一中国后，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变化，从五代开始，中国的贵族政治已经解体，人民的平等权利得到基本承认。

但在汉人看来，蒙古人刚征服南宋，其文化远比汉文化落后，蒙古的政治形态类似日本镰仓时代，仍是贵族政治，主要依靠武力进行统治。

蒙古将这种政治应用到了中原，实际上是复辟了中国消失很久的封建政体，皇帝可以随意分封土地和人民给他的儿子、女婿、女儿，任由他们自行处理。

耶律楚材明白蒙古人和汉人的习惯差异，受命亲自处理汉地的事务，禁止蒙古人胡作非为，但是，像耶律楚材这样得到君主信任的明白人之后再未出现，数百年前的落后政体复活了，受封的领主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其领地内的百姓实在不堪其苦。

比如武将率军攻占一个地方后，此地的人民就成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的奴隶，虽然官府偶尔进行阻止，也未能禁止，世祖忽必烈宽仁大度，非常纵容自己的亲族、臣下，但在他脑中却没有装下多少看不到的人民之事。

忽必烈赏赐臣下极其大方，但赏赐的财物却来源于从人民身上横征暴敛搜刮来的租税，按照中国之前的制度，租、税都是依据土地、户口的情形而定。

为防止擅自过度征收，租、税都有一定的比例，这种制度是符合农业国实情的，而忽必烈时代管理财政的官员大多不是汉人，很难实行对农业经营或汉人有利的制度。

如有个西域的伊斯兰教徒阿合马，任财政官期间就随意增加征税，从人民身上榨取钱财，因而深得官府信任，西域是游牧地区，征税时以商以的交易为基础。

大多实行包干的一揽子征税制，这是适合西域地区的税制因为游牧民商队的财产可以驮在骆驼或马背上，阿合马却在以土地和户口为本位的汉地强制推行这种税制，不论土地和人口多寡，全部包干交纳固定制额的税。

人民不清楚交纳的税多少给了皇帝，多少被税吏中饱私囊，这种移制绝不适合农业国，阿合马独断专行，和汉人结怨深重，最后被汉人侠士王著刺杀。

阿合马死后，接替其职务的是与阿合马同时被录用的财政官员卢世荣和桑哥，阿合马的税制便于操作，所以被其继任者沿用。

这种不适合农业国的承包制征税法推行开来后，就像痼疾一样，习以为常，即使中国有税收账册，也不受重视，因而这种税制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明清时期。

纸币制度

元代财政的特征也体现在纸币的使用方面，金国和南宋都发行过纸币，但要数元朝最为盛行，那时几乎全部货币都是纸币，如太宗灭金后发行的“交钞”，世祖中统年间发行的“中统钞”，至元年间发行的“至元钞”。

发行纸币当然要有东西可与之兑换，最初与纸币兑换的不是白银而是丝织品，纸币发行依据的是丝和银的行情，兑率是五十两银换丝钞一千两。

至元时期，纸币使用得最多，币面价值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这一时期的纸币能与白银直接兑换，五贯文纸币与一两银等价。

因此，元朝初期几乎没有铸造硬币，只在地方上设立平准行用库作为官署金库，以保证纸币流通顺畅，在此，一两银可兑换二贯至元钞，而用纸钞兑换一两银则需二贯五十文，一两金的价值是一两银的十倍。

另外还设立了只兑换纸钞的回易库，在这里可以将旧纸币换成新纸币，兑换一贯纸钞收取三十文的手续费，回收的旧纸币立即烧毁。

元代为了保证纸币流通，还规定纳税一般要用纸钞(一直到明、清还残留着此种方式，清朝虽不流通纸钞，但仍保留有“钞关”的叫法，明朝则规定内地用钞交纳关税，可见后来还有“钞”的叫法)。

但是，纸币制度之后滋生了大量弊病，纸币以旧兑新是在官府进行的、过程中常误收假币和错认旧币为假币。

因为官吏收假币要受到严惩，所以又产生了拒收脏损旧币的现象，由此导致旧币贬值，物价上涨，甚至民间多有伪造纸币而发财的人。

最初发行顺利的纸币，后来却几乎无法流通不过，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像元朝一样广泛地流通纸币。

原因之一便是元朝极其广袤的国土、非常便利的交通、庞大的交易量且携带大量硬币十分困难，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金、银的产出少。

据《太平纪》记载，日本在后醍醐天皇时也发行了纸币，可能当时的日本纸币也是仿自元朝。

驿站制度

元朝国土广袤，因此对发展交通颇为重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交通设施如此完备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驿站制度。

驿站，蒙语称为“站赤”，汉语称为“急递铺”，中国每隔十里设一个驿站，有专人负责和送信的快马，传递文书十分方便。

驿站制度类似一种邮政制度，元朝的驿站制度创始于太宗时期，太宗说他这一生做了“四善事”和“四恶事”，驿站制度就是“四善事”之一。

驿站网络遍布蒙古的可汗国，连通中国和欧洲，从中国到钦察汗国需要三个月时间，在没有铁路和电信的年代，这样发达的邮政制度非常难得。

直到近代，清朝传递文书时常有“五百里”“六百里”的说法，意思是以一天五百里、六百里的速度传信，这也是传承了元朝的驿站制度。

海运的发展

此外海运作为元朝交通制度的一个方面也十分发达，由于都城北京附近不产大米，粮食需从江南运过来。

因需运米，又促进了海运的发展，元朝利用宋末的海盗，想出了海运制度，宋末海盗朱清有个手下叫张瑄，伯颜通过张瑄结识了朱清一伙。

灭亡南宋后，伯颜利用这些习惯风涛的海盗将掳掠来的财物走水路运回北京，元朝的银制也产生于往北京运输所掠白银的过程中，南宋时，银作为通货，大都被分割成小块的碎银，因此不方便运输。

于是，伯颜在扬州将所有碎银铸成五百目即五十两一锭的银块，再运往北京从此，五十两一锭就成为中国银制的基本单位，甚至不久前还有称作“马路银”的银锭仍在流通。

元朝每年都往北京运米，至元时每年约四五百万石，元末每年也有约三百万石。

可以说运米推动了海运的进步，最开始选的是沿海航路，元朝三次改变航线，越改越远离海岸线，航行时间越短危险性也越小，从平江附近的刘家港出发，绕过成山角，抵达天津直沽，最后运到北京。

运河的发达

运河运输与海运同步也取得大发展，为了应对紧急事件元朝把江河水路连接起来，先到天津，后又延伸至北京。

海运来的货物也是先到天津，再经运河转运北京，由于海拔高低不一，运河经过的一些地方难以通航，如从黄河以南到北面的卫河交汇处的河段水流太慢，导致此处的地势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不断变高，河道被淤塞。

因此，忽必烈当政时开挖了会通河，解决了淤塞问题，此河长二百五十余里，设置有三十多个能抬高或降低水位的水闸，直到今天还能见到这条运河的大体轮廓。

运河一直连通北京东边的通州，当时通州与北京之间有河道连接，但从明代开始就断航了，当年从北京西北的玉泉山引水汇聚于城中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再从三海凿河连接通州的运河。

这就是“通惠河”，虽然现已失去了航运功能，但仍给当地人民带来便利。

数学天才郭守敬是通惠河的设计师，他通晓水利、天文、历算，是天文台的奠基者，他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郭守敬参考阿拉伯历法，编成“授时历”。

作者观点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除了有的人赞扬的蒙古人扩大了火药的使用范围之外，不要忘记蒙古人还有对世界科学文化的贡献，元朝在民族文化上也采用了相对宽松的多元化政策，还包容和接纳欧洲文化，甚至能准许欧洲人在元朝做官，通婚等。

而明朝的各种制度，到最后明朝也基本都全面接盘，沿着使用了下来。

参考文献

[1]元代赋役制度研究. 高树林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2]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 张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元史. (明)宋濂 等撰.中华书局.1976

[4]元代大运河运输体系的建立与维护[J]. 贾建增.运河学研究,2022(01)

[5]论元代北方文脉[J]. 刘成群.民族文学研究,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