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耶城势力的影响力

景明王、景哀王时期，新罗对高丽、后百济的应对之策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由于宪康王的继位，文圣王一脉降为王族旁系。金裕廉的祖父金仁庆，曾官居真圣女王代第三宰相。其有二子，即金亿廉与金孝宗。金裕廉为金傅堂弟，即裕廉之父为金孝宗的兄弟。从这层关系来看，金亿廉与金裕廉互为父子关系并非绝对不可能。

分析来看，由于金亿廉在防御后百济过程中屡获佳绩，大耶城势力在新罗中央的影响力必然提升，况且金亿廉与朴氏王室的相处似乎也很和谐。

那么，依靠卓越战功的金亿廉大有希望升任新政府的侍中之职，但结果赴任的却是金裕廉。此外，爆发于景明王四年（920）的第三次大耶城之战最终以城池陷落告终。这就说明，金亿廉可能在第二次大耶城之战后退职或病亡。这就隐晦体现金裕廉的侍中官位是通过“父荫”得到的。朴魏膺与金裕廉的当权，招致另一众势力的不满。

景明王三年（919），角飡金成被任命为上大等，沙飡彦邕为侍中。从玄昇事件来观察，显然新罗王庭内部不只存在朴氏王统与大耶城势力。金成曾于孝恭王十年（906）以波珍飡的官等被任命为上大等。但在神德王即位后，却由曾于孝恭王时期官居侍中的金继康继任上大等。这一调动已充分流露金成是对朴氏不甚友好的一派，在朴景晖上台后下野。金成的官等也由原第四等波珍飡进阶为第一等角飡。

推测是因金成在反朴氏王统集团的声望及影响力过于强大，出于安抚目的而提高官等。因此，玄昇事件实则是反朴氏王统集团主导的密谋反对朴氏王统和大耶城势力的行动。叛乱虽被平定，但事件造成的影响显然合乎反朴氏王统集团的预期。

从人事调动的结果来看，景明王为维系统治，迫于压力将朴魏膺与金裕廉解职，启用金成一派。金裕廉的下台也说明大耶城势力遭到弃用。那么，这或许就是新罗在第三次大耶城之战中落败的原因之一。

大耶城的陷落

据《三国史记》记载，景明王四年（920）冬十月，后百济甄萱率军一万攻陷大耶城。继孝恭王五年（902）、神德王五年（916）的两次受挫后，甄萱最终攻占大耶城。客观来看，显然后百济总结了前两次战斗的失败经验。但不可否认，新罗也存在自身问题。彼时，作为温和派的大耶城势力身陷新罗王庭内部的政治斗争，遭到排斥、削弱。

这一结果严重导致以金裕廉为首的大耶城势力丧失对新罗统治阶层的信心，进一步导致前线将帅士气低迷，未能充分发扬之前的战斗实力。大耶城的陷落宣告了洛东江中下游一带防御的瓦解，新罗面对后百济的侵攻已无险可守。

甄萱趁势沿洛东江下游进军，攻占仇史郡（今庆尚南道昌原市），直逼进礼城（今庆尚南道金海市进礼面），良州南部几近沦陷。在危机形势下，景明王立即派遣阿飡金律求援高丽。王建遂遣军援救，甄萱闻讯率军撤退。高丽与后百济最终反目。

结合上述分析，大耶城陷落与新罗内政混乱不无关系，这一结果也冲击了自后三国时代以来新罗的应对之策。从新罗长期奉行保守应对来看，若是大耶城得以坚守，新罗很大程度将继续保持中立，静观时局变化。

然而，面对后百济突破洛东江的事实，景明王深知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抵御后百济侵攻，必须主动求援于高丽，以期获得高丽的军事援助。那么，此时的丽罗交往是否单纯以高丽侧提供新罗军事保护为主要目的呢？

景明王四年（920）春正月是新罗与高丽初次交往的时间。而在前一载，恰逢新罗政局被反朴氏王统的金成集团掌控，景明王的统治遭到威胁。那么，景明王主动结交高丽，大有存在拉拢外部势力，以求巩固统治的可能性。此外，景明王在位期间，分别于923年、924年春正月和夏六月三次向后唐朝贡。我们知道，新罗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属“事大外交”。

冯立君认为，新罗通过事大主义外交建立了统一政治体，凝聚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力量。景明王的频繁朝贡，明显是为求得前代国王未能取得的册封。这就反映景明王统治不稳，急需中原王朝的认可来树立权威。

景明王的周边关系调节进展顺利，无疑是景明王的一项重大成果。金成集团见景明王与周边关系颇为密切，被迫中止旨在威胁朴氏王统的阴谋。对于高丽而言，援助新罗既可以牵制后百济，同时也能渗透新罗内政，培养亲近高丽的势力。

不久，新罗与高丽于景明王五年（921）因靺鞨寇边事件再次发生接触。照景明王的表现来看，新罗统治阶层实际将高丽视为新罗的“内番”，并将高丽的军事行动视为高丽捍卫的是新罗王朝的疆土。

不过，王建则接受了带有如此深意的答谢。这实际上反映了新罗与高丽的交往，就如前文所述的学者曹凡焕所言，两国结成类似于名义上的“君臣”关系。王建重视与新罗间的交往，可谓与弓裔和甄萱形成鲜明对比。

高丽选择以低姿态亲近新罗的方针，对于新罗而言，既满足自己作为正朔的虚荣心，又可以利用高丽牵制后百济，维持均势，以此延续国祚。郑贤勇就曾评价高丽与新罗的交往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保护天子”的情况。另一方面，新罗与高丽间的亲密往来，无疑使后百济陷入孤立，招致后百济的仇视。

景哀王继位后，在继承前代景明王亲善高丽策略基础之上，深化与高丽的睦邻关系。同时，为钳制后百济的扩张势头，加强在军事领域同高丽的合作。景哀王时期亲善高丽的决定，一方面巩固了两国的亲密关系，提升与高丽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新罗过于结好高丽的举动，遭到后百济的仇视，为日后景哀王遭遇的鲍石亭变乱埋下伏笔。

与高丽、后百济的关系

景明王八年（924）秋八月，景明王逝世。其弟朴魏膺践祚，即新罗第五十五代君主景哀王（924～927）、新罗末朴氏王统第三代国王。史书中虽并未明确交代景明王的后嗣事略，但根据后人传述的所谓景明王之子朴彦昌与“后沙伐国”传说来观察，景明王似乎生前育有子嗣。

另根据密阳朴氏后人所撰《密成大君景德坛碑阴记》碑文记载，景明王其实育有包括长子密成大君朴彦忱在内的八位子嗣。这些后嗣均成为朝鲜半岛各地朴氏家族的先祖。

此外，碑文中另阐述了关于景明王未将王位让与长子的原因：“景明之世，弓裔甄萱辈虽称乱于西北境，而国之为国，固自如也。大君以父王嫡子，不嗣，其统受封就邑，优闲自适，以终其世，不与于鲍石之祸。”这表明景明王深知新罗所陷厄境并非子嗣所能扭转的，遂将王位让予政治经验丰富的魏膺。

景哀王继位后，延续前代景明王时期奉行的亲善高丽的方针。结合史料来看，其在位期间与高丽的联络甚为频繁。景哀王与高丽的交往最初发生于其继位元年。普遍来看，新罗诸先代国王在继位初年基本先行祭祀神宫、实行官员调整或大赦天下等举措，以谋求社会安定。然而，景哀王却一反常态的将对外交往置于首位。

不难看出，后百济的军事威胁、新罗内政错综复杂等消极因素使新罗陷入极为被动的窘境。景哀王深知单凭新罗日渐衰落的国力很难扑救，因此其上台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强与高丽的联络，以期借助外力维持统治。

因此，遣使之举，一是如《高丽史》所言，向高丽通告景明王逝世及王位交替之事。这是此行的直接目的。二是阐明新罗并不会因王位更替改变两国亲善的对外方针的态度，以期继续获得高丽方面对新罗的支持。这也是此行的根本目的。

对于景哀王的亲善态度，高丽太祖王建也予以了积极回应。高郁府（今庆尚北道永川郡临皋面一带）距都城仅38公里。由此观之，王建实际上向景哀王传达自己无意趁人之危，攫取友方利益的意向。同时，也阐明自己视两国关系高于一切利益的态度。当然，这其中存在王建“以退为进”的政治谋略的可能性。

王建虽未掌控要地，却树立良好形象，必然博得以景哀王为首的统治阶层，以及新罗军民的认可和欢心。若能兵不血刃降服新罗，王建的决定不失为一项有远见的政治判断。同月，高丽于曹物城战斗中击败后百济。甄萱见势不妙，遂提出与高丽互质讲和，王建应允。在交涉中，后百济以甄萱外甥真虎为质，高丽以王建堂弟王信为质，王建另呼甄萱为“尚父”，两国关系得到缓解。

然而，景哀王听闻后，却立即遣使向王建提议：“甄萱反复多诈，不可和亲”。很明显，景哀王此举另有所图。自后百济攻陷大耶城后，新罗面对后百济的攻势几近陷入无险可守、无力可御的严峻局面。所幸，高丽果断出兵解进礼之围，新罗与高丽结成友好关系，以此压制后百济的势头。

总的来说，在新罗统治阶层看来，高丽与后百济的曹物城媾和无疑打破三国间均势，新罗的生存再遭挑战。如若后百济攻伐新罗，很难保证不出现高丽碍于协定处于中立，或转而联合后百济攻击新罗的情况发生。因此，不难看出景哀王向高丽敷陈媾和的不利，实际是为离间两者，阻挠两国关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