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率的因果关系

Richard Cantillon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利率，因为当货币充足时，更容易找到一些贷款。实际是这个想法并不总是正确或准确的。例如，在 1720 年，英国几乎所有的钱都被集中到了伦敦。但充裕的货币和流通量的增加非但没有降低利率（利率一直在 5% 或更低水平），还推高了利率（增加50% 和 60%）。

此外，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进一步加速了货币的流动，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水平。

很容易解释这种增加的利率。

原因是每个人都想成为“南海计划（South Sea scheme）”的企业家，都想借钱买股票，期望赚取巨额利润，轻松支付高利息。

通过将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增加一倍，但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并不总是翻倍。就像河水在河床里蜿蜒曲折，当水量翻倍时，它并不会以翻倍的速度流动。”货币也一样，货币通胀不会按比例或同时影响价格，既不利于某些人，也不会损害其他人。

在中央银行主导的经济体中，货币的切入点是通过大型商业银行、未经选举的官僚、银行家和其他深层国家成员最先享受到这种“新钱”。在新货币大量涌入经济的早期阶段，价格尚未适应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那些处于货币垄断顶端的人以低价接收和消费这些新资金。

然后另一只鞋掉了下来...

等到新货币到达普通消费者手中时，价格已上涨到足以反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那些直到后期才收到新资金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美联储票据（即美元）的购买力膨胀。

如果充裕的资金来自放债人之手，那么放贷人数量的增加很可能会降低利率。但如果来自愿意花钱的人手中，产生的效果则相反，并会通过因支出增加而开展业务的企业家数量来提高利率，同时通过各种利息借款来满足他们的业务需求。

一个国家货币的充裕或稀缺总是会提高或降低市场上所有事物的价格，与利率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利率可能在资金充裕的国家高而在货币更稀缺的国家低，在一切都昂贵的地方高，在一切都很便宜的地方低。

利率每天起起落落，仅是传闻，就足以降低或增加贷方的信心，而不会影响市场上的产品价格。

实际上，一个国家高利率最稳定的来源是有钱人、财产所有者和其他富人的巨额支出。银行、企业和工匠大师们为这些支出提供所有元素，银行几乎总是需要借钱来供应他们，当有钱人消费超出收入并借钱时，他们就会加倍提高利率。

相比之下，当有钱人减少支出，抛开中间商尽可能直接消费时，国家的利润和企业的数量就会减少，进而减少了借款人的数量以及影响到利率。因为企业用自己的资本工作，尽可能满足于微利，并阻止没有资金的人借钱创办类似的企业。

就像在德国、波兰、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贵族和地主的富裕和开支，使该国的企业和工匠们习惯于暴利，也使他们能够和愿意支付高利率。

当国家发生巨额开支时，例如发动战争，利率就会上升，原因有两个：一是企业的数量增加，新成立了几个军需大企业，从而增加了借贷。二是因为战争总是带来更大的风险。

反之，当战争结束时，风险减少，企业数量也减少，停业的战争承包商减少开支并转而成为贷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提出要偿还部分公共债务，就会显著降低利率。

如果可以在不向其他地方借款的情况下偿还部分债务，这将真正产生影响，因为还款增加了最高利息类别 （即最优惠利率）的贷方数量，这将影响所有其他类别。

当货币充裕是由持续的贸易顺差引起的，这笔钱首先通过企业家的手。虽然它增加了消费，但不会不降低利率，因为大多数企业家将获得足够的资本来开展业务而无需借贷，甚至将获得的超出经营业务所需的金额再放出去。

如果国家没有大量支出和有钱人挥霍无度，货币的充裕必然会降低利率，同时提高商品价格，这通常发生在既没有多少资本也没有大量土地、仅靠对外贸易致富的国家。但在资金雄厚、财产主大的国家，外贸带来的钱增加了他们的租金，使他们能够大量消费，从而养活了从事外贸的企业家和手工业者。尽管资金充裕，但利率保持在高位。

如果君主或国家管理人员想通过法律来调节当前的利率，则必须在最高级别或其附近的当前市场利率的基础上建立调节。否则法律将毫无用处，因为企业家服从竞争的力量（或按贷款人与借款人的比例确定的当前价格），并诉诸秘密交易。这种法律约束只会阻碍贸易并使利率更高，而不是修复它。

一个国家的当前利率似乎可以作为确定土地市场价格的基础。如果目前的利率是 5% 或 1/20 的一部分，土地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即类似土地抵押每年支付的利息的 20 倍）。

但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在某些州被赋予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当利息为 5% 或 1/20 部分时，土地价格定为 1/24 或 1/25 （25 倍），虽然同一块土地的抵押贷款利率几乎没有超过目前的利率。毕竟，土地的价格和所有其他价格一样，自然受卖家与买家的比例等因素的调节。

例如，由于伦敦的买家比各省的买家多得多，所以这些居住在首都的买家更愿意在当地而不是偏远省份购买土地，他们宁愿以 1/30 或 1/35利率的价格购买附近的土地，也不愿以 1/25 或 1/22 的价格购买远方的土地。

通常还有其它可以接受的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这里无需赘述，因为它们不会使我们对利息性质的解释无效。

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1755 年）

理查德•坎蒂隆，您从未听说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是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755年经济学杰作。坎蒂隆被恰如其分地认为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创始人。这篇随笔论文被广泛认为是第一个将市场过程描述为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过程。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第一次发现时就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摇篮”。

摇篮承载新生命。毫无疑问，《Essay》为经济学的组织原则增添了新的活力。但“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准确描述坎蒂隆所讨论的主题。事实上，他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政治问题，以便专注于 18 世纪经济生活的机制。当面对政治等“外来”因素时，坎蒂隆坚持将这些考虑放在一边，“以免使我们的主题复杂化，”他说。因此，在经济学中流行之前，调用了一种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

这本书比亚当•斯密早了一代人。与以往的作家不同，坎蒂隆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活力阐释了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因此，默里•罗斯巴德称坎蒂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传记事实

坎蒂隆的传记笼罩在神秘之中，他于 1600 年代中后期出生于爱尔兰，对经济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主要著作 《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法语版：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关于一般商业性质的论文随笔》）中。这部于 1730 年写成并于 1755 年在英国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阐述了他非常复杂的经济理论，并且是“企业家”一词的起源。一个多世纪后，它被誉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摇篮”。

坎蒂隆的工作持续影响了他以后的诸如亚当•斯密等著名经济学家。《 Essay 》包括他对生产和消费、货币和利率、国际贸易和商业周期以及通胀的观察。

他作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名声是在死后 21 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后建立的。但在活着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财技变得非常富有，无论走到哪里都被称为“爱尔兰银行家”。事实上，他最大的名声在别人亏钱时发财，尤其是在密西西比计划和南海泡沫中，但也因此树了不少敌人。后来的默默无闻和小心翼翼也基于此。

作为投资者，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广泛的研究和旅行的基础上，曾在七个不同的欧洲首都拥有住所，也包括最终成就他的城市伦敦。

坎蒂隆于 1734 年因家中火灾去世，但这场火灾并非偶然，坎蒂隆被发现死在床上，起初还以为他是在烛光下看书睡着了，但验尸报告表明，火灾发生之前已经死亡，因此，嫌疑聚在了一名被解雇的厨师身上，据说是厨子不满被解雇，随报复纵火。而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Essay》于 1755 年出版。

但也有人怀疑这位狡猾的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死，而是为了避免长期诉讼，他伪造了自己的谋杀案。

对经济的贡献

坎蒂隆生前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大部分未能流传下来。只有《Essay》流传了下来，并在其去世 20 年后在法国出版。

坎蒂隆第一次将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层：地主、企业家和合同工。书的第一部分提供了财富的定义。坎蒂隆声称土地带来三种收入：

向农民报销费用。

实际所有者的利润。

业主的利润。

他并不认为金钱是财富。对他来说，不动产就是土地。与农业部门不同，公司无法提供相当于第三类收入的收入，因此利润较低。

坎蒂隆特别关注工资问题。经济学家列举了工资差异的原因，包括：

工作时间；

工作类型和相关风险；

责任程度；

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能等。

在坎蒂隆的工作中，还考虑了市场价格、易货和利率等概念。他是第一个使用“内在价值”或“实际价值”一词的人，并展示了它与市场价格的联系。

对人口科学的贡献

坎蒂隆不仅是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还是人口统计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到了人口自我繁殖的巨大能力，是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源泉。

与重商主义者一样，坎蒂隆指出了提高生育率的障碍。但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强调的不是灾难性障碍（战争、饥荒、疾病流行），而是社会障碍，即消费率、思维、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坎蒂隆喜欢旅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设法访问了远东、巴西和印度等东方国家，但这些旅程的细节世人几乎一无所知。

但正是在远东旅行期间，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受到了至今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广泛使用的思想的启发。或许，如果他的其他作品能够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现代经济学理论会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