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为让中国劳苦大众摆脱旧军阀、地主豪强的剥削和压迫，翻身做主人，过上安定繁荣的幸福生活，毛主席舍小家为大家，忍着心中万分的不舍和悲痛，被迫与自己年幼的儿女们分离。

后来革命形势相对稳定后，有些孩子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陪伴左右；

但也有些孩子因为种种原因生死成谜，一生未见。

毛主席与贺子珍生下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毛主席其中一个分离后再也没能重逢的孩子。

为革命，忍痛与孩子分离

1932年10月上旬的一天，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诞下了一个男婴。

孩子出生的第14天，刚刚结束宁都会议的毛主席为了能尽快见到并照顾贺子珍母子，马不停蹄地从宁都赶到长汀福音医院。

见到贺子珍母子，毛主席既心疼又高兴，心疼于贺子珍十月怀胎的艰辛和生下孩子时的痛苦，高兴于贺子珍母子平安。

后来，毛主席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毛岸红”，殷切期盼着他长大后能继承红军的革命意志。

个别资料说贺子珍是在11月生下毛岸红的，但据考证，毛岸红的出生时间应是10月上旬。

史料记载毛主席是在贺子珍生下毛岸红的第14天，也就是宁都会议结束后，从宁都赶到长汀，据中共中央党校原党史部教授黄少群考证：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上限为10月4日，下限至10月10日。

也就是说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在10月上旬，《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周恩来传》等也均说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32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向全军发出通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也就是说，宁都会议最晚于10月12日结束。

宁都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先从宁都南行两天到瑞金，后用了一天的时间直奔长汀。

以上的记载虽不能明确毛岸红的出生时间，但可以确定贺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红的。

毛岸红的出生，给了毛主席和贺子珍莫大的慰藉。

此前不久，毛主席和贺子珍刚刚接到自己第一个孩子（毛金花）不幸早夭的噩耗（后来查证，毛金花没有早夭，只是收养毛金花的翁清河害怕因收养她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清算，于是私自把她偷偷送给他人抚养，后生死成谜，下落不明）。

他的出生，让毛主席和贺子珍得以稍稍缓解内心的丧女之痛，暂时忘记心中的痛楚，将目光转向刚刚出生的毛岸红，全心全意照顾、呵护着他。

毛岸红2岁前，因为我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还算稳定，所以毛主席和贺子珍得以有时间陪在他的身边，亲自照顾他，看他成长，听他亲口叫出爸爸妈妈，而不用忍痛把他寄养在当地群众家或交给后方党组织照顾。

陪伴毛岸红成长，是毛主席和贺子珍最高兴的一段岁月之一。

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和贺子珍真的付出了很多，在常人身上，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件可以说很是奢侈的事情。

当时的那个环境，为了带领中国革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光明与新生，他们只得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对于这难得的团聚时刻，毛主席和贺子珍都很是珍惜。

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样较为安定的时刻只是暂时的，中国革命还没有真正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所以他们都很珍惜与毛岸红在一起的时间，悉心照顾着、呵护着他。

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言行去教导他，希望他在健康茁壮成长的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之人，在不久的将来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悉心照顾和教导下，毛岸红年纪虽小却很懂事，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

毛岸红才刚刚学会走路时，每当到了吃晚饭的那个点，看到妈妈贺子珍要去打饭时，他总是会站在门口等着爸爸毛主席回来吃饭。

因为毛主席公务繁忙的关系，常常忙到很晚才会回来，这个时候毛岸红就一直在门口等着，不管贺子珍怎么叫或是肚子再饥肠辘辘，他都不去吃饭，一直要等着毛主席回来吃。

还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员带着毛岸红去山上采摘杨梅。

当警卫员抱着毛岸红去树上摘杨梅时，毛岸红总是把颜色鲜艳，又大又饱满的杨梅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警卫员看到后，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而是要放到自己口袋里呢？毛岸红奶声奶气地回答：“妈妈最爱吃杨梅，我要把这些大大的红红的杨梅带回去给妈妈吃。”

毛岸红自己也很喜欢吃杨梅，可是在自己喜欢的食物面前却不是第一时间想起自己而是妈妈，可见其孝顺。

毛主席一家幸福的生活，旁人很是羡慕，所有人也都祝愿毛主席一家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然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在那个还需要毛主席带领中国革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战争年代，毛岸红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注定是短暂的。

对于毛岸红而言，他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他的父母是全中国劳苦大众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家，不幸的是革命家的孩子注定不能一直待在父母的身边。为了革命，毛主席一家只能忍痛分离。

1934年，毛岸红2岁多时，我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王明、博古二人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地推行冒险的进攻战略，放弃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时更具优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红军并不擅长且没有任何优势的阵地战去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使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之中。

最终，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经慎重决定，我党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策，进行万里长征。

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我党和中央苏区的重要领导干部，且他们两人也都是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革命战士，因此当党中央作出长征的决定时，即使他们知道此行危险重重，他们也义无反顾加入到长征的队伍中。

也正因为长征路上异常凶险，连成年战士都不一定能够安然度过，更何况是孩子，为了保护毛岸红的安全，毛主席和贺子珍只得再次忍痛与孩子分离。

即将分离的那个晚上，贺子珍含着泪在昏暗的油灯下，把自己的一件旧军装剪开，亲手一针一线把从老乡家中讨来的棉花缝进被剪开的旧军装中，将其做成一件小棉袄。

小棉袄缝好后，贺子珍又亲手把小棉袄套在毛岸红的身上，然后慈爱地看着他，目光中除了有母性的光辉，还有满脸不舍。

贺子珍踏上长征路前，她眼含热泪，带着万分不舍的目光，把毛岸红交给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游击战的毛泽覃（毛主席弟弟）和贺怡夫妇代为照顾。

毛泽覃是毛主席的弟弟，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他们既是毛岸红的叔叔婶婶，也是毛岸红的姨夫姨母，交给他们自然放心。

临别前，贺子珍将毛岸红紧紧拥抱在自己的怀中，哽咽地嘱咐毛岸红一定要听叔叔婶婶的话，不要调皮捣蛋，并郑重地告诉他：妈妈一定会回来接你回家的。

毛岸红也强忍快要流下的眼泪，十分懂事地点点头，说自己一定会听叔叔婶婶的话，等着妈妈回来接他。

当真正要分离的时候，懂事的毛岸红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贺子珍见后虽万分不舍，但为了革命，她只能强忍心中的悲痛，毅然跟着大部队开始长征。

毛泽覃壮烈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

谁也不会想到，与毛岸红这一别，会是毛主席和贺子珍与孩子的永别。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覃和贺怡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同敌人斗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

12月，被任命为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和担任区委书记的贺怡接到命令：毛泽覃率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贺怡则前往赣州从事地下党工作，任赣州县委书记。

不论是毛泽覃，还是贺怡，此时此刻他们承担的任务都异常凶险，身旁带着毛岸红实在不便，也十分危险。

为了保护毛岸红，也为了能够心无旁骛地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毛泽覃和贺怡商量后，决定将毛岸红秘密转移到瑞金乡下，而地点就是一个家在瑞金农村的警卫员家中。

为了毛岸红的绝对安全，除了那个警卫员，毛泽覃没有把这个警卫员的姓名和家中地址告知任何人，包括贺怡。

然而不幸的是，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为掩护战友冲出包围圈，毛泽覃英勇牺牲，时年29岁。

那场战斗，除了毛泽覃壮烈牺牲，跟在他身边的那位警卫员也牺牲在战场之上。

毛泽覃和警卫员壮烈牺牲后，毛岸红的下落也就成了一个谜。

得知毛岸红下落不明的那一天晚上，毛主席的房间虽然没有一丝亮光，也没有一丝声响，表面看起来好似毛主席很早就休息了，可谁都知道毛主席的心里比谁都要悲痛，都要难受。

晚年的毛主席曾在老战友曾志（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面前谈起毛岸红：

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每当思及此事，眼泪就情不自禁爬上毛主席的眼眶。

对于父母而言，最悲痛之事莫过于失子之痛。

第二天早晨，毛主席的警卫员在收拾主席用的书桌时，发现书桌上有一张被水打湿后又变干的纸，看着纸上的内容，警卫员心里很清楚这张纸就是被毛主席的泪水打湿的，一眼看去，只见纸上写着：

“英（狗）、青（猪）、龙（兔）、红（猴）。岸英、岸青、岸龙、岸红。”

毛主席清楚记得自己几个孩子的年龄和属相，看着孩子一个个远离自己而去，他内心的悲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更是无法体会，那个痛绝对是痛彻心扉的。

毛岸红失踪后，毛主席、贺子珍、贺怡等毛岸红的家人从未放弃寻找毛岸红的下落。

毛岸红的姨母贺怡更是在寻找他的路上，突遭车祸不幸去世。

1949年11月，贺怡在老战友古柏夫人曾碧漪的陪同下，从韶关乘车北上，赴赣南、粤北一带寻找毛岸红。

21日晚，为了能尽快验证不久前得到的有关毛岸红下落的线索真假，寻侄心切的贺怡便不顾天黑开车的危险，趁夜乘车赶往下一个寻找地点，结果不幸失事。

约晚10点许，贺怡坐的吉普车经泰和县凤凰墟时，汽车跌落山沟，贺怡不治身亡，年仅38岁。贺怡失事消息传来，毛主席、贺子珍万分悲痛，自责不已，久久未能释怀。

时间转瞬即逝，转眼来到了1953年。

这一年，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希望能借着这个工作让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被迫与孩子分离的革命功勋们，能够与自己失散孩子有相聚的机会。

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展开后，贺子珍给时任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请求邵式平能帮忙寻找次子毛岸红的下落。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给邵式平发去电报，指示他帮忙寻找毛岸红。

疑似毛岸红的朱道来

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和贺子珍的委托信后，邵式平当即指派省民政厅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前往瑞金专门负责寻找毛岸红一事。

王家珍来到瑞金后，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坊村一个叫朱盛苔的农家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一个红军小男孩，并为他取名叫朱道来。

打听到疑似毛岸红下落的线索后，王家珍当即于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朱坊村朱盛苔家。

见到朱盛后，心系于毛岸红下落的王家珍没有与主人过多含蓄，直入主题，向他说出了自己此来的目的，朱盛苔也没有过多隐瞒，当即承认自己的确收养了一个红军男孩——朱道来。

朱盛苔和妻子黄月英对这个红军男孩很是疼爱，视如己出，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

尽管朱盛苔一家的生活很艰难，连衣食住行都是个问题，但善良淳朴的夫妇朱盛苔却从未亏待过朱道来，他们竭尽所能给予朱道来最好的生活，吃穿永远都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好。

为了能给年幼的朱道来补充足够的营养，健康茁壮成才，朱盛苔和黄月英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把赚来的钱都用在了朱道来的身上。

除此，在努力赚钱给予朱道来更好生活时，朱盛苔一家人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朱道来的安全，甚至不惜散尽家财。

当时，红军退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瑞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搜捕留守苏区的红军，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去乡下四处搜查。

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就来到了朱坊村搜查，提前得到消息的朱盛苔赶紧带着朱道来往后山跑去，准备把他藏在后山山洞，待敌人走了再带他回来。

谁料，朱道来转移途中，被村里奸诈的保长发现，保长对朱盛苔家的情况一清二楚，面对突然出现的朱道来，再看朱盛苔慌乱的样子，他心里十分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保长发现朱盛苔的秘密后，他没有立即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而是以此来威胁、敲诈朱盛苔，从中谋取好处。

为了保护朱道来，朱盛苔只得屈服于保长的威胁，将自己家中所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连全家赖以生存的一头牛都变卖出去，还跟亲朋好友借钱，最后凑出了200块银元。

狡诈的保长收到这笔钱后，就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告密，朱道来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朱道来，朱盛苔一家真的付出了自己所有，包括感情和钱财。

在朱盛苔夫妇的全心全意的照顾下，朱道来不但健康茁壮成长，且还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纵使已是家徒四壁，连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的情况下，朱盛苔夫妇却坚持送朱道来这个养子去上学，这样无私的行为，真的让人既感动又敬佩。

朱盛苔夫妇对红军男孩的无私的大爱行为，王家珍很是感动。

之后，当得知朱道来的年龄刚好与毛岸红一样，且收养的经历也与了解到的毛岸红的经历有些相似，王家珍更是激动，当即请求朱盛苔夫妇能不能把朱道来叫来谈一谈，如果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毛岸红，就把他带到北京进一步确认。

然而，朱盛苔的回答却像是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王家珍内心的那种激动与期盼。

朱盛苔告诉王家珍，说大约两个月前，霍步青烈士遗孀朱月倩，拿着南京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到朱盛苔夫妇，跟他们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烈士的孩子，希望能带朱道来回南京。

朱盛苔在收养朱道来时，内心就做好了之后他的父母会来找回他的心理准备，见朱月倩有着党组织的介绍信，且她的丈夫也是革命烈士，便将朱道来托付给了朱月倩。

得知朱道来被霍步青烈士遗孀朱月倩认走后，王家珍虽有些失落但也为红军孩子能回到自己母亲身边而高兴。

当然，为了避免出错，王家珍还是跟朱盛苔要了一张朱道来的照片，然后连带着关于此事的报告一起上交省组织。

邵式平接到报告后，便立即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此事，党中央随即把朱道来的照片和报告转交给正在上海休养的贺子珍手中。

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后，端详片刻后，顿时有些激动起来，在她看来朱道来真的很像小时候的毛岸红，于是她立即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

然后，贺子珍恳请党组织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党组织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不久王家珍便带着朱道来和他的养母黄月英来到了上海，见到了贺子珍。

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从相貌、收养经历，到血型、收养时朱道来身穿的那件小棉袄，贺子珍深信朱道来就是自己失踪了十几年的次子毛岸红。

然而，由于当时并没有先进的DNA技术，所以无法确切证明朱道来肯定就是毛岸红，只能初步断定朱道来疑似毛岸红，要想真正确定朱道来的身份，还需要更为确凿的证据。

正当党组织积极寻找更为确凿的证据时，意外发生了。

霍步青烈士遗孀朱月倩来到了北京，她也十分肯定朱道来是自己的儿子霍小青，而不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且她说的一些事情也与朱道来的经历和特征吻合。

此时，认亲一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也很难去判断。

就在这时，毛主席站了出来，他一锤定音，说道：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为了不伤害贺子珍、朱月倩两位母亲的心，党组织决定朱道来既不回南京也不回上海，就让他留在北京读书，由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

1953年的9月，朱道来插班到清华大学附中读书。

4年后，朱道来考进清华大学。毕业后，朱道来被分配到了某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1971年12月，朱道来因患肝癌治疗无效病逝，时年38岁。

朱道来是不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现在已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当然，不管朱道来是谁的孩子，他是革命后代，这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