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是大势所趋。

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北洋政府还能够震慑住绝大多数人，也基本能让各省督军服从于北洋政府的命令。可是，袁世凯病逝了之后，北洋政府还是那个北洋政府，但对地方却已经失去了不可违抗的震慑力，北洋系更是分化成了三大派系。

皖系段祺瑞凭借着极高的威望，成为了继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的掌舵者，可是他却无法像袁那样让所有人信服。一则是因为段祺瑞此人心高气傲，二则是因为段祺瑞用人唯亲而排斥别的派系，从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哪怕是和段祺瑞齐名的冯国璋，背后虽然有直系，可是到了京城之后，却仍然还是遭到了段祺瑞的打压。北洋系的分化，除了是各方都在为自己攫取利益之外，实际上也和段祺瑞的用人方式有所牵连。而且即便段祺瑞是皖系老总，但是因为他逐步交出了手中的兵权，他在皖系当中的威望也在逐步降低。1920年段祺瑞和吴佩孚开打的时候，若不是皖系内部使绊子，段祺瑞其实未必会输得那么惨。直系和奉系联合起来打皖系，奉系又打直系，皖系内部有矛盾，直系内部有矛盾，奉系内部也有矛盾。所以，北洋政府从1912年到1928年历经16年，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内讧。各系军阀基本上只顾着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又或者去吞并别人的一亩三分地，实力强的则盯着总统府。

如此一来，相互争来斗去的军阀怎么带领国家走出困境？所以，北伐就成了大势所趋的势在必行！不北伐，则平不了军阀争来斗去而罔顾国家利益的局面。不北伐，则无法将多数力量拧成一股绳而形成一个更强有力的机器。不北伐，则人们无所适从，只知为个人效命而不知为国家效命。这就是历史赋予北伐的责任和意义，对于当时的局势而言，北伐既是一剂猛药，也是一剂良药。这场历史影响深远的北伐，又有多少势力参与了呢？

蒋家志清，自不必言。然后就是广西的“李白”，谭延闿、李济深、程潜、唐生智等根正苗红的北伐军。后来北伐军势如破竹，匆匆回国并且完成了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又趁机投入了北伐阵营。这些就是北伐的各方势力，当然又以蒋、李二系为主。北伐的目标则是直系的吴佩孚和孙传芳，奉系的张作霖。倘若当时阎锡山没有易帜的话，他也会成为北伐的目标之一。

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人虽然同出于北洋系，但是因为不愿放下成见而合作，最终还是被北伐军各个击破。1928年6月，张作霖在返回奉天的途中，则遭遇了意外而身亡。张作霖亡故之后，小张夹在各方势力之间头疼不已，但好在没有选择投靠外人，而是选择了和冯、阎一样易帜。于是，北伐大获全胜。

北伐战争在十六年前，辛亥革命失败后，就开始酝酿了。

辛亥革命的标志是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是什么人呢？湖北新军中的同盟会成员。这就涉及到了两个势力：新军、同盟会。

同盟会的大老板是孙中山，新军的大老板是袁世凯。

可当时，武昌起义时，这两位大佬都没在现场。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海外；袁世凯被辞退，赋闲在家。

清廷收拾不了局面，才把袁世凯请出来。孙中山一时半会来不了，也把自己的副手黄兴派过去。

双方都赶到湖北，老袁亲自指挥，两天攻克汉口。黄兴号称军神，组织三路军队出击。

这时候就看出差距了，黄兴被革命党吹嘘为军。

结果，第一路军走错方向，出去打仗没找到敌人，走了半天冤枉路。第二路军，指挥官当天结婚，根本就没动地方。第三路军，黄兴亲自带队，手下却不给力，甘兴典竟然带头溃退。

就这么伙人，还不够丢人的。

袁世凯再不行，也是军界、官场混迹一生的人物。所以，看着这伙人也可能就是嘿嘿一笑。然后，袁世凯回过头来，跟北京要条件，得了一个内阁总理的官职。清朝给了官儿坐，袁世凯才再次发兵，九天后汉阳陷落。辛亥革命彻底失败。

孙中山一群人，除了搞搞暗杀，起义什么的闹了十多年，也没有一回成功的。闹的动静挺大，实力差得太多。当时真正的枪杆子在清朝编练的新式陆军手里。

清朝鉴于甲午战争失败之耻，开始嫌弃八旗军、绿营兵、各地团练兵，决心组建新军。于是，全国的新军一共组建了14个镇（师）、8个混成协（旅）、4个标（团），而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北洋六镇的袁世凯。也就是说，真正的实力派是袁世凯。

袁世凯借助镇压辛亥革命，重新掌权。袁世凯掌权之后，清帝退位，民国建立。

所以，孙中山只能把大总统的位置让出来。此后，镇压革命的新军势力与组织革命的同盟会势力，以袁世凯、孙中山为代表，形成两大阵营。

第二年，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要跟袁世凯叫板。袁世凯呵呵，孙中山跑路。

可袁世凯当了总统，又想当皇帝，这次全国都不干了。蔡锷率先在云南发兵，护国运动——要保护这个新生的国家。孙中山也提出了北伐。

可没多久袁世凯去世了，护国运动结束。袁世凯死后，北洋系也分裂为直系、皖系，以及旁支张作霖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皖系被排挤之后，直系的正统是曹锟和吴佩孚，又从直系里分化出冯玉祥的国民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从奉系中，分化出张宗昌的军队。

于是，北方及南方部分地区被北洋军阀掌控，分别是：

东北、河北、北京的张作霖四十万军队

山东的张宗昌十万军队

河南、湖北、湖南的吴佩孚二十万军队

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二十万军队

其中，吴佩孚风头正盛，地盘最大。

因为在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从直系中脱离，组建国民军，并且挑唆郭松龄反奉。结果，张作霖收拾完郭松龄，又与吴佩孚联起手来，对付这个反骨仔。

吴佩孚的主力在北京的北部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吴佩孚在南方布置的老弱残兵又遭遇湘军第三师师长唐生智的挑战。

但即使是老弱残兵，唐生智也抵抗不住，只能向更南方的广州求援。唐生智向广州求援，算是引爆了北伐的导火索。

因为看到吴佩孚南北两线作战，其他军阀袖手旁观，广州国民政府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同时，也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内部：

第一， 黄埔军校建立，并已经开学四期，储备了大量军事干部

第二， 广西的新桂系崛起，广东的不同声音陈炯明被打败，两广得以团结一致。

第三， 西南军阀也不会在背后捅刀子。

国民政府的军队，主要构成是：驻粤滇军、谭延闿、程潜、唐生智的三部分湘军、新桂系、粤军。

集结在广东的各路军队共十万人，被重新编成了八个军，分别是：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贵州军阀内斗中败下阵来，在黄埔军校任职。军队由黄埔学生组建，成为之后的国民党中央军。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湖南军阀内斗中败下阵来，投奔孙中山。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驻粤滇军。滇军成立后，分为三部。一部由唐继尧留守云南，一部由蔡锷带领出兵四川，一部由李烈钧带领东进广东，与龙济光对战。李烈钧部留在广东，之后由朱培德率领，参加北伐。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粤军第一师。孙中山的嫡系班底，粤军中的精兵。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粤军中杂牌，出身草莽的一支部队。

第六军军长程潜。湘军将领，被谭延闿排挤出省，投奔广东。又收编了投诚部队。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桂军的新桂系。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算是新湘系，只是也没坐稳。

7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口号是“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北伐军逐个击破，分兵两路：一路走湖南、一路走福建。

湖南一线，走在最前面的是叶挺独立团。与之迎战的正是北洋军神吴佩孚。叶挺独立团迂回侧翼包抄，吴军溃败。

汀泗桥一战，贺胜桥再战，吴佩孚连战连败，军神之誉扫地。叶挺独立团，由此赢得铁军之誉。

吴佩孚比叶挺大十二岁，十二年正是一个轮回。

两湖战场溃败，引起孙传芳的警觉，发兵由江西袭击北伐军侧后方。

真假两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生：吴佩孚和蒋介石。蒋介石少量兵力占领南昌，差点被孙传芳包了饺子。引得其他几路北伐军的支援，孙传芳部败退。

这时候，北洋军阀终于意识到团结。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联合组织安国军。但为时已晚。

1926年底，北伐军占福建；1927年2月占浙江；3月占安徽，同月工人武装占上海，收复南京。

十个月时间，长江以南全部收复。

二次北伐

但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反手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

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相持三个月后，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件。

蒋介石、汪精卫闹不愉快，结果共产党被踢出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九月，宁汉合流。

1928年，开始二次北伐，重新编组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

直鲁联军、奉系被击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归途被炸身亡；

孙传芳下野；

张宗昌出逃。

张学良东北易帜。

国家形式上统一。旧军阀被打倒，新军阀崛起。

蒋介石说，国家没钱养这么多兵，裁军。

冯、阎、李说，你咋不裁？

蒋介石说，不服就干。

冯、阎、李说，干就干。

中原大战，开打。

张学良说，谁也不许干，都听我大哥的。

中原大战结束。

要问这个问题得问我们的蒋总统，那时的老蒋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孙大总统的得意门生，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里忧外患，进步青年们掀起了五四运动，孙中山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率一帮地方武装力量成立了国民军，进行北伐清政府，具体几股实力可查资料，不过当时的蒋介石可唯是首当其中，显而易见，为什么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政府的北伐主要目的是为了统一中国，主要由国共两党组成以及苏联的积极参与指导和援助；

自从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为了救国多次奔走，但是都失败了。国内形成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三大势力各自为战，造成民不聊生。十月革命之后，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孙中山对建立苏维埃的红军大感兴趣，产生组建一支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队伍。而苏联的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也有与孙中山合作。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大会，中共也派人参加。这一次会议上，苏联确定了在远东地区实行革命的计划。这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意向，列宁也亲自接见了国民党参会的代表。1922年，苏联派遣代表马林来到广州，与孙中山联络。在经过多次谈判协商之后，最终达成国共合作的方针。

1923年9月，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非常尊重鲍罗廷建议，到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鲍罗廷来华后，在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也着手创建革命军校和革命军队。他积极向孙中山建议，按照俄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和训练军队，以便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创办军官学校的工作加速进行，遂由拟议而进入具体筹备和安排人事的阶段

1923年10月，国民党通过了一项《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接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又议决组建军官学校，初步拟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并指定廖仲恺、鲍罗廷等人着手筹建。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命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由蒋介石任等备委员长。为便于接受苏联的物资授助，孙中山特将校址定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

同月底，应孙中山的请求，鲍罗廷指派首批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波利亚克、格尔曼、切列潘诺夫、列沙托夫等组成顾问小组，进驻黄埔，直接参与军校的筹建工作。孙中山亲切地接见顾问小组成员。由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苏政策心存疑虑，在军校创建之初态度消极，几次弃职去沪，大量的筹备工作就落在廖仲恺和苏联顾问身上。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的共同努力下，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经费十分紧缺，苏联政府在1924年10月次就助10万卢布，并表示以后只要提出具体的预算数字，苏方都可支付。据史料记载，苏联政府后来又陆续提供过几笔援助共达200万卢布。黄埔军校开学后，苏联又派了许多顾问参加教学工作。有姓名可查的有40余人，实际人数更多。他们担任政治、军事及炮兵步兵、军需、交通、通信、卫生等教学方面的顾问工作，或直接参加授课。他们克服炎热的南方气候给生活起居带来的不适和语言障碍等困难，忘我工作，甚至献出了生命。如最早担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帮助创建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的巴甫洛夫就于1924年7月18日不幸殉职。

黄埔军校建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曾派出许多干部去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开始看到在中国命中，中共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为此，特地从东方大学和中国抽调了一批中国青年如聂荣臻、叶挺、熊雄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苏联领导人很重视这些人的学习，特地从红军各单位选调了一批具有实战经验和理论修养好的高级指挥员充任教员。这些青年学习结束后，即被派回中国工作。他们到黄埔军校后，加强了教学队伍和革命干部队伍。聂荣臻曾任校政治部秘书，熊雄曾任校政治部第五任主任，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更是威名远扬。

1926年5月北伐开始，一路势如破竹。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8月进入湖北，10月10日攻克武昌。11月8日，攻克江西南昌。到了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南方军方孙传芳和吴佩孚的军队基本被灭。

北伐战争开始后，大部分苏联军事顾间随北伐军出征，参与指挥作战。1926年11月和12月，除黄埔军校的苏联军事顾继与该校留在广州外，其余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分两批到达南昌前线。总的来说，在部队的行动中，苏联顾问主要是向中国指挥官提建议、分析战况和提供整理后的情报资料，但有的苏联顾问有时也是战役战斗的直接指挥者。

例如军事总顾问加伦经常冒着危险乘飞机侦察敌情;空军首席顾问谢尔盖耶夫亲自率领飞行队轰炸和扫射武昌城内敌军司令部、炮兵阵地，毁敌军电台，散发劝告敌军投降书;炮兵首席顾问鲍罗金亲自当炮手，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斗;西北军军事副总顾问拉平在担任援陕军总指挥孙良诚的顾问期间，亲率骑兵冲杀，表现得十分勇猛顽强。

当苏联军事顾问随北伐军在前线征战的时候，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在后方发动工农民运动。鲍罗廷是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的首倡者之一，他曾坚持把“扶助农工”的口号写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进行精辟而又独到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们失败的共同原因是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广东的农民运动首先开展起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农村工作干部。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声授了北伐战争。1926年11月，鲍罗廷北上武汉，沿途耳闻农民支持北伐的壮举，目睹北伐后唤起的农运高潮，颇感欢欣鼓舞。在南昌，他重申中国农民的贫困原因和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性。

在武汉，他屡次斥谤农运是土、痞子运动的右派言论，为农运辩诬。他号召共产党员下乡搞调査研究，了解农民疾苦，强调现在是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最好时机，并且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借北伐压制农运。虽然鲍罗廷后来在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后背弃了自己这些很有见地的主张，但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一度蓬勃高涨的局面与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苏联军事顾问对北伐军的训练和强化，北伐军开始北伐时有6个军，到1927年2月，已增加到12个军。在新增加的部队中，来自军阀部队的投诚者很多。苏联顾问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针对旧军队士兵不断涌进北伐军的特点，苏联顾制订政治训练大纲，规定每周上政治课三四小时。为弥补政工人员的不足，特意挑选了一些军事指挥员改进政治工作。

针对武器装备混杂的情况，苏联顾问指导在各师部队之间重新分配武器，使每一个团使用口径一致的步枪，如一个团使用6.5毫米的日式枪，另一个团使用7.9毫米的德式枪，还有一个团使用7.6毫米的俄式枪。每一个师建成一个使用同一种武器的示范团，每个营配备两挺机枪。

由于军官来自不同派系，指挥方式各不相同，苏联顾问便通过举办训练班来克服这种现象。高级和中级指挥人员研究的课题是行军、遭遇战、防御和进攻。初级指挥员主要是学战术。上课采用直观教学法，利用地图和沙盘作业。苏联顾问特别注意培养中国指挥人员如何下达明确的命令，如何在命令中使用准确的指语言，如何简短地阐述自己的决定，如何组织各部队之间的相互配合。

此外，还有一些苏联军事翻译和苏联的汉学家也随北伐军参加了战斗。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将苏联顾问与中国军队指挥官的语言沟通起来。汉学家的任务，除了研究中国社会，为苏联顾问提供决策时的咨询意见外，还尽可能地将在中国的见闻介绍给国外，争取世界人民对北伐战争的支持。


从黄埔军校创建之初，苏联就向广州革命政府提供军火及财政援助。苏联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许许多多的会议和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以募捐和其他形式来授助中国入民的革命斗争。在苏联的许多城市中，职工们纷纷捐献一工资作为援助中国人民的基金。

在北伐战争前和北伐战争期间，苏联到底向北伐军、国民军，以及国民政府提供了多少军火助和财政援助，迄今尚未发现完整的资料。根据目前解密的资料，从1924年至1926年，苏联援助的军火在黄埔或附近地区起卸的先后有五批。第一批、第二批军火在第一次东征前运到。其中，第批军火卸在黄埔军校码头，第二批军火卸在虎门附近。第二批军火数量较多，运输船上面装木材，下面装枪械，用四五十艘大船搬运了四五天。第三批军火在第二次东征前运到。第四批、第五批军火在北伐前运到，数量最多。

此外，北伐军第一军驻汕头时，苏联将一批山炮、枪直接向其提供，主要有日造步枪、山炮，俄造步枪、机枪、山炮。其中俄造双轮重机枪最受各方欢迎。苏联还提供飞机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了北伐。北洋政府曾因苏联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火援助，对苏联提出过“抗议”。

从1926年北伐开始到1927年4月，主要是由苏联主导着北伐。4月之后，随着4.12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掌握了北伐军的实权，依靠英美势力继续北伐，主要打击奉系的张作霖。同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归向蒋介石，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1926年7月9日，中华民国革命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发动了北伐战争，目的为了改变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

当时，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日益强烈，渴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革命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走狗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段祺瑞已经下台。北洋政府控制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其附庸，占据两湖、河南、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的支派孙传芳占据着长江中下游。

北伐的主要敌人：张作霖军(35万人) 、吴佩孚军(20万人) 及孙传芳军(20万人)。

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此时，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与蒋介石决裂，北伐一度陷于停顿。

“宁汉合流”(两个国民政府合并)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二次北伐) ，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也加入进来，直逼北京。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连夜撤离北京。在撤往东北途中的皇姑屯被日本刺伤，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6月8日，国民革命军开进北京，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战争不是军阀混战，它是国共合作中进行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和大、小资产阶级，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中国，成为在国际上唯一代表政权，但国民政府内外仍存在着不同势力割据。

北伐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决裂，导致十年内战。

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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