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9年，还有印象，在胶东，我把记得的主食，副食，零食分别说说。

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主食

80年代末，生活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主食大部分是白米饭，芸豆肉丁包子，白菜肉丁大酱包子，芸豆肉沫面条，蛤蜊汤面，炒面，馅饼，炸汤圆，街上有卖馒头，大饼，糖三角的（发面包子里面加白糖，凉了糖会变硬，热着吃，容易烫嘴烫胳膊肘），饭店里有玉米饼蒸小鱼，早上一般是油条豆浆。那个时候大家刚刚脱贫，很少吃粗粮，都是细粮。我父亲的单位有澡堂子，洗完澡出来，旁边就是食堂，食堂里的师傅每周末会做很大很大的炸麻花，表面一薄薄层的硬酥，里面煊软甜香，这是我对那个单位留有印象的主要原因。

山东大馒头

副食，八十年代

副食这个词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说了，副食是相对于主食来说的，在解决温饱的年代，有主食能养活人填饱肚子就很好了，不讲究副食，副食实际上就是酸菜，咸菜。到了80年代末，副食丰富了，店铺如果挂上副食两个字，对于那时的小孩子来说，意味着里面有肉肠，烧鸡，酱牛肉，火腿，素鸡，豆腐干等等好吃的。那个时候没有超市，就叫做门市部，门市部有副食窗口，副食大多是肉联厂下面的企业，我记得最好吃的是酱牛肉，上面一层酱红色的肉冻，看着就馋，有个邻居小伙伴经常拿着馒头夹酱牛肉来显摆；另外的副食就是肘子，用绳子捆着，红透一窗户的那种红，咸香味透过窗户钻到鼻孔里，回到家里，大人切上一盘，真香啊。

市场上有螃蟹，我记得10元一只。

到春节时，大人单位里会发票，拿着票到肉联厂门口去拿猪蹄，排骨，猪心，猪肝什么的，肉联厂里的人站在桌子上喊，谁的肚，谁的肚？队伍里有人举手，我的我的！便引起一阵轰笑，是在那天寒地冻排了好久的人们的快乐。

副食店

副食店

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零食

吃得最多的是饼干，长方形的，吃的时候把四边的锯齿形先咬去，然后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果丹皮，软软红红酸酸甜甜，比山楂片好吃；虾干，山东虾干多，揣裤兜里面，有的人拿着大对虾做的虾干在啃，在现在看起来都甚为豪奢；糖花生，外面是一层白花花的糖，里面是烤熟的花生；街面上有烤地瓜，有烤肉串。零食品种肯定没有现在多，比如没有薯片，没有辣条，冰棍的种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饮料品种更没有现在这样多，以前喝的饮料好像就是桔子汽水（家里还买过桔子粉，冲水有桔子水的味道）。另外就是家里会炒面，不是炒面条，就是炒面粉，里面加瓜子仁，饿极了就冲上一碗，和现在超市里卖的什么芝麻糊类似。

街市上的水果也多，苹果，桃，梨（梨子多了，家里就榨梨子汁），而且便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刮台风，苹果卖5分钱一斤。

虾干

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饭店里吃啥？

那个时候开饭店的已经很多了，街上烤串烤鱿鱼的也多，感觉饭店里面什么都有，和现在的区别是一个地方基本只能吃到一个地方的风味，比如东北就是东北风味，山东就是山东风味，不像现在这样一个地方什么样的菜系都有。那里去饭店，吃过饺子，锅贴，溜肝尖，苜蓿肉，鲅鱼饺子，炸舌头鱼等等，价格不记得了，总之，现在当地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也能吃到。后来在当地开过一家川菜馆，生意也是好得很。

包子铺

80年代街上有卖矿泉壶的，几乎家家都买，用来过滤喝矿泉水，另外就是红茶菌，家家都做。80年代末物产已经极大地丰富，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人们除了满足日常所需的主食外，更多地去购买副食和零食，放开了吃。当然也有家境不太好的，我记得有个邻居，家里好几个孩子，长辈还有病，我和他家小孩玩举重，把他家的双耳锅举起来放下，那里面是他家泡的豆子，好像要用来发豆芽，结果被我俩把锅耳弄断了，豆子散了一地，被好一顿收拾。

毁我塑我 原创

随笔:

和现在差不多，

只不过肉少。

现在肉多嫌无味，

急到乡下去找…

野菜撑饱还夸真好！

谢谢邀请！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八十年代以前是否可以吃饱。除了六零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其余时间没问题可以吃饱。

第二，八十年代大家都吃什么？从1972年开始除了定量供应，市场上鸡鸭鱼肉蔬菜都可以买到，各种粮票肉票布票逐步取消，当时城市居民养鸡养猪是允许的。农村生活相比之下还是差一些，但是生活质量也是在逐步提高。

第三，有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行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太多造成的。大部分家庭一个人上班月薪38元左右，5个小孩，少部分家庭12个小孩。在八十年代，不仅主副食品，各种糖果也很丰富。

第四、有人说包产到户以前吃不饱，单干以后粮食产量提高就吃饱了。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不是你家的地就不好好干，不是你家的工厂就不好好打工，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第五、吃好吃坏是相对的，比如用1980年对比2020年的鸡鸭鱼肉，再用2060年每天吃天鹅肉对比今天，这样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吃的很好，八十年代也吃的很好。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八四年我考入中专，直到毕业分配学校没有让我们交过一分钱；每个月还有16块5毛钱的助学金，每学期运气好的话还有奖学金。

因为从学校到家有一点距离，所以中午在学校吃饭；16块5毛钱，每个月都用不完。学校的饮食很便宜，比大街上的饭店价格要低很多，其实每天吃肉也足够。 记得有一年过中秋的时候，学校食堂供应油炸香酥鸡，1块5一只，而当时在市场上买一只活鸡都要好几块；我买了两只，带回家一只，自己吃一只。

那时候就很喜欢喝酒，因为钱少，只能喝便宜的。当时喝的最多的是太白酒，1块5一瓶，味道真的很好。我们四五个要好的男同学经常在一起小聚，一人一瓶肯定不够，不过基本上也差不多。同学的家里的父母一般情况也都比较支持，总是会有一些可口的饭菜相伴。

八五年底的冬天学校突发奇想，要求我们上晚自习。我是高兴坏了，晚上有合理理由可以晚回家了；晚上放学后，我们同学一行四人骑自行车到烈士陵园门口，（市中心位置。）吃馄饨。 那个时候没有假香油，也没有地沟油，混沌非常的香，尤其是在冬天的晚上。四个人饿的时候每人四碗，平时两碗，吃完后身上热乎乎的，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

……

那个年代虽然不怎么富裕，却让人感到满满的幸福。

答：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都吃什么”的话题，身为“80后”的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相信就有难忘的记忆。

1984年，这位未来的“美职篮巨星”，还是个4岁的“小吃货”。饭量奇大无比：每天要吃两个鸡蛋喝两瓶牛奶，而且“吃饭离不开鱼”。到了稍大一点，饭量更涨得跟“个头”一样快，“一顿能吃四块大排”。虽然以姚明自己的话说“我们家并不穷”，可如此饭量，依然叫当时姚明父母天天发愁。为这“伙食问题”，后来区体校还给姚明每月发了一百元“营养补贴”。多年以后的姚明也感慨说：“我小时候对营养的需求甚至成了家里的负担。”

（图片来自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可见，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工薪家庭想“上点营养”，钱包都是不富裕。

当然，有些先富起来的城市，那是经常“上营养”。比如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广州：1986年广州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猪肉约26公斤、植物油6.6公斤、牛羊肉4.08公斤。当时的广州市民，对“吃”更是越发讲究，比如1986年中秋节时，广州市场上以品质优良著称的“清平鸡”，每公斤涨到20元钱，却依然在节日期间大火，一天卖出1700只。还有每公斤2元的“优质多维营养米”，是年9月一个月里卖出1800吨……

这种“营养水平”，在今天看似乎不算啥，放在当时，却堪称鹤立鸡群：1986年的广州市，市民每人每月基本收入是109元，而在同一年，全国城镇居民每月的平均收入才76元。广州居民每月的猪肉消费，比全国平均水平多8公斤，牛羊肉消费多1公斤，家禽消费多9公斤。1987年来广州“体验生活”的著名影星杨在葆，走访了一些广州工人家庭后，也发出一声由衷感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过年。”

放在全国其他城市，“伙食水平”可就差一些了。在《京华时报》2008年的采访里，北京市民陈林回忆了1980年时家里的伙食，当时全家每天的伙食费不到一块钱，每个星期能吃到一顿猪肉和两次鸡蛋。这在当时的北京，已经算是“高伙食标准”。

1981年，学者章徽考入大学，当时大学食堂里，素菜多是两毛钱一份，带点肉就要三毛钱，一份红烧大排要四毛钱。看上去价格便宜，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职员，月工资也只有46元。沾点荤腥？那是十分不易。而放在全国其他城市，作家鱼在洋小说《阳光下的迷惘》里那一句“午饭，又是白白的面条还有大块的白菜”，更是许多家庭餐桌的真实写照。

许多现代年轻人熟悉的快餐，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大餐：1987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境内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当时的北京市民人均收入约89元，而肯德基的一块普通原味鸡，售价就是2.5元，几乎相当于北京人大半天的工资。但即使这样，开业当天店里五百个座位瞬间座无虚席，许多市民在门外雪花里，排了两个小时队在等到位子。之后的好些年里，北京新人办婚礼，首选都常是肯德基。一场热热闹闹的婚宴后，就连肯德基的包装盒都要被新人带回家，成为多少北京家庭的“结婚纪念”。

以《经济观察报》的感慨，那时候“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尝肯德基”，如此价位，自然意义重大。

而比起“吃肉”来，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另一个“吃饭问题”，就是“吃菜难”。由于地域与季节的限制，哪怕在北京，冬天可供应的蔬菜依然非常少。还是在2008年《京华时报》对北京市民陈林的采访里，那时“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远是大白菜、土豆、萝卜、白薯。”这种“餐桌风景”，当时也遍及冬天的北方城乡。“冬天储备大白菜”更是多少“80后”的童年记忆。

比如“童年大王”郑渊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309暗室》里，那一句“每当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守着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无怨言时，他们就确信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两座金山”。说的是皮皮鲁鲁西西的童话奇遇，却也是多少孩子们“吃熬白菜”的生活。

不过，比起城市里的餐桌来，放在县城以及农村，“上营养”就更不容易。作家刘绍棠那篇被编入教科书的散文《榆钱儿》里，描述了自己家乡通县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生活变化。文中那一句“1982年更有酒肉了”，曾叫多少“学生党”们上着课流口水。但其实在那时，县乡地区的家庭想“有点酒肉”，也并不容易。

比如1983年，未来的著名作家阿来，还是四川省马尔康县中学的一名教师。暑假时接到了一个“自治州笔会”的邀请，还不懂啥叫笔会的他，一听说这次笔会可以“每天交八毛钱管三顿有肉的饭”，立刻毫不犹豫交钱参加，因为“那会三顿有肉就很不简单了”。然后，就这么在笔会上灵感大发，写下了处女作《振响你心灵的翅膀》，走上了文学之路……

县里尚且如此，农村当然更可以想。

虽然中国各地农村的收入水平不同，但一直到1986年时，中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62元。华北地区的农民收入575元，最高的华东地区也只有610元。比起城镇收入来，还是要差不少，想要“吃好”，当然也更不容易。

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成玉的统计，1981年到1987年，当时中国农村人均消费的肉食数量，只有城市人均消费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鲜蛋消费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食用油消费量是百分之六十六，鱼虾消费量更只有百分之四十。城乡的差异，反映在餐桌上十分明显。

但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这样的水准，已经是在大踏步前进。1988年，学者李慷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蹲点，亲眼见识了改革开放十年来农民生活的变化：以当地南竹村支书的话说“肉比过去吃的多了”。改革开放前，村里农民每年也就杀30来头猪。到1988年春秋时，村民们竟一口气杀了160头猪，每家能做100斤左右的熏肉，一口气能再吃大半年。甚至“肉吃多了，水菜也少吃少种了，农民嘴巴也刁了。”

这位书记的描述，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农村地区“餐饮生活”的缩影：农民们每年节衣缩食，通常都是到过年时才“放开了吃”。同样是以学者刘成玉的估算，许多地区农民在春节20天的肉食消费量，竟占到全年肉食消费量的近一半。这看似“枯燥”的数字，却是那个时期，无比热闹的农村春节，是多少生在农村的“80后”朋友们，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年味”。

不过，虽说“上营养”不容易，上世纪八十年代，也确实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大幅度改变的时代。每年的饮食消费里，肉菜蛋的消费比重都在增长。即使是“吃的不如城里”的农村，1987年中国城镇的人均牛羊肉消费，比1981年增加了2公斤，而1989年的中国农村，农民人均消费的肉食，也比1981年增加了5公斤。

同样是关于“吃”，上世纪80年代末，更有一件关乎千家万户餐桌的大事：1988起正式启动的“菜篮子工程”。不到五年时间，中国就建起了八千多个农副产品市场和八万多个城乡集贸市场，昔日“单调”的集市上，鸡鸭鱼以及各类蔬菜突然多了起来。昔日的“冬季三宝”大白菜、土豆、萝卜，冬天“只吃熬白菜”的日子，都在渐渐远去。中国人，就这样越吃越好，甚至1987年“广州天天过年”的生活，也渐渐变成大多数国人的日常……

那些曾经难忘的“八十年代伙食”，那“越吃越好”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无比生动的注脚——越吃越好的中国人，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新闻晚报《篮球明星姚明：童年为喝牛奶进体校学习篮球》、蒋家风《篮球之家的一颗小明珠》、张恩众，吕志勇《我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初探》、邓演超《广州人的生活方式》、经济观察报《开放中国：改革的四十年记忆》、陈煜《中国生活记忆：80年代》、鱼在洋《阳光下的迷惘》、章徽《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张化桥《谁偷走了我们的财富》、张翠珍《浅谈我国农村收入的地区差异》、刘成玉《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利弊分析》、凤凰书品《围观名人故事：鲁豫有约系列》、李慷《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民生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